1900年6月6日，一位名叫凯丽•内森的美国人，拿着斧头冲进一家酒馆一通乱砸，留下一片狼藉后扬长而去。一个月内，内森用同样的手法，砸了100多家酒馆。
她的事迹登报后，获得了禁酒主义者的大力支持。她还在美国多地巡演，号召大家加入禁酒运动，让酒彻底从美国消失。彼时，禁酒民意已成燎原之势。
“斧王”凯丽·内森
最终，在清教徒、女权组织和资本家各方的共同推动下，1920年1月17日零点，美国修改宪法并颁布了史上最严禁酒令——《沃尔斯泰德法令》（Volstead Act）。
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凡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虽然个人在家喝酒不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参加酒局则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禁酒令颁布后妇女踩碎冷冻啤酒的冰块
禁酒期间，美国烈性酒的消费量约下降了一半，其他酒精饮料的消费量则下降了约三分之一，但这也几乎彻底摧毁了美国的酿酒业，导致了11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与禁酒令相关的犯罪活动逐年增加，相关执法活动花费3亿美元。
30年代初，在美国禁酒令颁布10年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过剩的商品卖不出去，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社会人心惶惶，美国各界开始呼吁解除禁酒令。
1933年，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通过《宪法第21条修正案》，结束了禁酒令。此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如同一辆被踩下油门的汽车，高速奔驰起来。
1933年，人们滚下一桶酒，庆祝禁酒令废除
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酿酒必然消耗大量粮食，因而酒在历朝历代的官家手中，既是政治赏罚的重要物质手段，又是大宗税赋的经济收入对象。
酒跟盐、铁一样，是普遍的生活生产物品，社会需求量极大，加上利润丰厚，榷酒政策应运而生。所谓榷酒，就是由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通俗地说，就是酒的专卖。
中国榷酒政策，始于西汉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是汉武帝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的重要一环，为当时频繁的边关战争、浩繁的宫廷开支提供了财政支撑。后来，榷酒制度开始衰落，直至被取消，实行税酒。也就是说，不再实行政府专卖，而只是征税了。
西汉酒买卖图
有人根据《宋会要稿食货志》关于东京曲院一段时间平均年产200多万斤曲的记载和苏轼《酒经·酿酒法》介绍的配曲量计算，仅北宋东京每年酿酒就达8000万斤，该城人口高峰期为150万，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商品酒多达50余斤。因为酒的税率高，随着商品酒的大量生产，国库收入猛增，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的酒税收入为1164万贯，约占国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可见，昌盛的酿酒业，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酒已然成为了百姓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压低产量并不能减少需求，甚至还能抬高酒价，提供暴利空间，促使私酿走险，带来社会生活的紊乱。
再者，从节约粮食的角度上去考量，是对谷物用途过分保守的一种偏见，本身就违背了产业发展规律。以粮酿酒，因酒取税，同样有利于国计民生。
马克·吐温曾说：“假如世界上没有了香烟，那么世界就会纯净得多。假如世界上没有了酒，那么世界就会寂静得多。”
疫情之下，我们对「静静」已经不那么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