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謀殺案》是希區柯克拍攝於1954年的一部電影。
為什麼用“電話謀殺案”作為標題？其實個人感到這是一個噱頭。影片裡的決定案件發生逆轉的並不是電話，而是進入房門的鑰匙。
作為一部標準的希區柯克式電影，像導演過往習慣所做的那樣，從一開始，就把作案的動機、目的與手段，都全盤地告訴了觀眾，那麼，整部電影究竟傳達著一種什麼樣的隱晦的目的與伎倆？
其實，在《電話謀殺案》中，暴力動機僅僅是吸引觀眾觀看的一個前提，而希區柯克藉助於這樣的一個前提，展示的是導演對人性的隱秘的渴望，這才是希區柯克電影裡離不開陰暗的暴力元素的原因。
一、《電話謀殺案》中的美女獵物：滿足的是觀眾隱秘的對謀殺的好奇的窺視慾望。
通常情況下，懸疑片都是掩藏著兇手，遮蔽著動機，隱匿著過程，但希區柯克電影裡，卻是逆其道而行，拒絕用偵破的目光來審視案件，直接把觀眾帶入到犯罪現場，去親眼目睹謀殺的全過程。
那麼，希區柯克的懸疑的要害在哪裡？
其實，通過希區柯克電影，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電影中，並不是讓觀眾去體味破案與解謎的樂趣，而是讓觀眾介入到犯罪現場，去感受暴力犯罪之前的那種一日三驚的心態與事發後虛與委蛇的驚恐，希區柯克通過折磨犯罪中人的內心感受，來傳達那種被邪惡思想操縱之後的內心泛起的波瀾。
一句話，希區柯克電影的樂趣，不是偵破的樂趣，而是抖抖索索地掙扎在犯罪的邊緣地段的忐忑與驚心。
《電話謀殺案》裡，正可以典型地看到希區柯克這樣的拍片趨向。
《電話謀殺案》裡的男主角湯尼殫精竭慮地蓄謀一起謀殺案，他的目標是他的妻子。
在一般的破案題材影片中，偵破方會引導著觀眾的主導視角，引領著觀眾對懸疑重重的謀殺迷津展開回顧，而希區柯克直接讓鏡頭跟隨著男主角，去捕捉他的謀殺計劃是否能走到他如願以償的一步。
正是湯尼的視角與觀眾的目光實現了並軌，這樣，觀眾便把自己的心態代入到人物中去，隨著男主角湯尼的目光，去發現與感知男主角的內心動機。
在這一動機的燭照下，男主角的妻子瑪戈彷彿被聚光燈一樣照耀得通體透明，而施加在她身上的重重壓力，最後幻化成的就是男主角湯尼的謀殺慾望。
身為妻子的瑪戈，由演員金髮碧眼、玉潔冰清的外在形象來予以完成，而希區柯克對漂亮女演員的選用，暗中的企圖，就是讓她們在鏡頭裡被虐的狀態，而全程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注意，她們的狀態，不是像偵破片那樣，只是在探長的回訪中才出現的斷片，而是全程地折射出她們的受虐狀態。
包括英格麗·褒曼在《美人計》中楚楚可憐在大義面前的人性的痛苦，都無一不吻合著希區柯克對這種折磨的細膩展現的興趣。
本片中由格雷絲·凱利扮演的女主角，貼切而精準地傳達了希區柯克內心裡的訴求。
可以說，在影片裡，希區柯克用鏡頭記錄下一個美麗女人被勒索與真實的被勒的雙重受虐狀態，而希區柯克早在他的電影中，就展示過，這種狀態，是人心深處潛伏的本能。
在之前希區柯克導演的《火車怪客》中，導演就在鏡頭裡展示了皆大歡喜的聚會上，殺人兇手“怪客”向兩個貴婦人演示了用雙手勒脖子的殺人操作，並文質彬彬地對貴婦人說：“你不介意我暫時借用一下您的脖子嗎？”
這個殺人怪客，正是希區柯克的自身寫照，他明白人們對於謀殺的興趣，所以，他在《電話謀殺案》裡，借用了一個美麗女人的脖子，來設置一種滿足觀眾窺探血腥與殺戮的隱性的窺測目標。
這個演示是中性的，不附加任何的道德評判與情感傾斜。在《電話謀殺案》裡，我們可以看到，希區柯克正是這樣的做的，他減略了這種謀殺的正義與邪惡的意義，而僅僅把它定性成一種純粹的勒住脖子、置之死地的表象事件，整個電影就是依靠著一件是否完成的謀殺案來奠定了電影裡的懸疑誘引，它通透地抵達了人心，正如之前希區柯克一直對人心的陰暗處有著非同尋常的瞭解與理解一樣，他把這種陰影的想法，轉化成電影現象，來滿足觀眾對這種心理影像化的內在期許。
《電話謀殺案》裡，丈夫湯尼對妻子瑪戈必欲除之而後快，在最初的意境中，能夠獲得觀眾的共鳴，因為在影片中的初始交待中，他的妻子瑪戈紅杏出牆，視丈夫為無睹，這種男人的被拋棄的情感憂傷，簡單直接地傳達給湯尼，這種負屈心理輕易地藉助於觀眾內心裡必然會萌生的共情心理而得到了觀眾的認同，並讓觀眾站到了丈夫這一邊。
這樣，影片裡的妻子角色，便在道德判斷中，被置於觀眾摒棄與厭惡的地域中，而妻子在丈夫面前的道貌岸然以及在情人面前的不加掩飾的歡顏交加，都恰到好處地觸碰了觀眾對道德處置的常識性心態，這時候，理性與法律都不屬於觀眾，電影院是釋放觀眾內心情懷的法外之地，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希區柯克鏡頭的引領下，觀眾站到了殺人者也就是丈夫湯尼的身邊，而妻子瑪戈的脖子成了丈夫報復情仇得以成立的焦點最為集中的目標。
電影由此構成了它的懸疑標的，真相是不重要的，而是在這種報復性的謀殺手段是否能夠應付裕如地走向最初的願景，道德也被電影棄置在一邊，這樣，希區柯克藉助於一種核心的美麗女人的脖子，完成了他的電影的起承轉合的最誘人的面向，形成了他的電影的特有的影像懸疑迷津的展開與釋放。
這是希區柯克對觀眾隱秘心理的深層次觸摸與提拎，而觀眾也在希區柯克的耳提面命的操控之下，在他的電影裡得到了一次慾望的釋放。甚至是電影裡的破案與解謎，其實並不是希區柯克最為關心的，破綻重重與因小失大的電影敘事，都在希區柯克電影裡得到原諒，因為觀眾在電影中看到的是人心的解讀與慾望的滿足，而不是對什麼推理的絲絲入扣的津津樂道與回味不已。
二、《電話謀殺案》中的兇手逆轉：引人處是計劃好的案件往往會走向失控的另一面。
《電話謀殺案》裡明確了一個把觀眾拉進來一起去窺視的謀殺目標，剔除了目標身上的人性的維度，只有道德因素附加在人物身上的罪有應得的朦朧外紗，一切按步就班，電影展開了它的波瀾不驚的流程，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下去，那麼，電影便是一個流水賬的實錄。
但《電話謀殺案》裡埋伏著人生的一種必然要碰到的鐵律：計劃沒有變化快。預計好的設想，總會在執行過程中，因為種種我們姑且稱之為蝴蝶效應的半路程咬金，而發生漶散的無序的走向熵變。
計劃的不可確定性，也正由此可見一斑。
而《電話謀殺案》顯然集中探討了計劃執行過程中種種匪夷所思的不可確定性。
在影片裡，也對這種計劃走向的不可確定性，作了預告式的說明。希區柯克不僅隔三岔五地在影片裡露一次面，還在電影裡將自己的拍攝用意借人物現身說法，交待出來。
《電話謀殺案》裡瑪戈的情人是一個偵探小說作者，其實這個角色在影片裡只是一個符號一樣的存在，並沒有什麼更多的用途，不過，他道出了“計劃的不可控性質”卻彷彿為電影提拎出了欲表達的主題。他指出：完美的殺人計劃，並一定意味著在現實中能夠實現，這是因為“故事是照作者想的發展，而在真實生活中可就不是了。”
這句話，正是浸淫在懸疑劇中不斷輪番操作的希區柯克最常思考的問題。而在《電話謀殺案》裡，電影得以成立的最大的歐·亨利式大逆轉，正是因為殺人者反被殺，構成了電影裡的最大的荒唐與滑稽，也讓電影的架構得以穩固的站立。試想一下，如果電影裡的殺人者輕鬆殺人，如願以償，那麼這個電影還有什麼意味？正是需要打破平鋪直敘的窠臼，電影的最大的逆轉，就是將一場謀殺計劃變成一場反噬的意外。
影片裡，丈夫僱兇殺人，以達到自己不在現場的預期目的，這一計劃不可謂不周全。這一謀略，與希區柯克導演的《火車怪客》的構思出自相似的肌理，兩片的人物動機是一樣的，但是《電話謀殺案》裡標新立異的地方，就是丈夫僱來的殺手，潛入屋內，準備勒死妻子，沒有想到，這個殺手真是一個庸才，竟然被妻子反殺成功，一場看起來的完美殺人計劃，就此出人意料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這一意外，恰恰是人類計劃運行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的一種可能。《電話謀殺案》對此高度濃縮了人類的謀略轉化為現實的不可確定性，抽象出了人類從理智到實踐之間轉化的巨大逆差與變遷。用一句俗語來概括就是，“歪嘴和尚唸錯了經。”可以說，《電話謀殺案》提供了一個類型話題的模板，而希區柯克採用的是對事件的順向敘事，讓這種逆轉顯得更加奇峰突起，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希區柯克從來不遮掩事件經過，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展現事件過程中人的心理變遷，以及推進事件過程中的不可抗拒的阻滯意外。
這也正是我們所說的，破案的邏輯推理，並不是希區柯克關心的，因為這不過是一種純粹的推演問題，而希區柯克在電影裡通過順向的故事延展，揭示的卻是人心的波詭奇譎，這也許就是希區柯克的魅力所在吧。
《電話謀殺案》裡，正是因為謀殺執行過程中的意外——僱來的殺手反被殺死，致使幕後黑手、影片裡的丈夫不得不應對接踵而來的補救計劃，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被邏輯的推演上的疏忽自捆手腳，暴露出自己的真實身份。
這就是我們在下一部分所要探討的。
三、《電話謀殺案》中的破解線索：從細節處尋找邏輯推演的破綻是電影最大的亮色。
《電話謀殺案》裡，探長的出現，為影片帶入了另一個視角，也就是破案的視角。
這樣，之前在觀眾的目光下，動機與手腕都呈透明狀態的湯尼的謀殺計劃，便在破案方的審視下，重新進行邏輯的清理與檢測，最終甄別出真正的兇手。
希區柯克由此將真兇轉化一個簡單的鑰匙問題，電影揭開的真相，帶有一種寓言的意義：那就是當鏡頭跟隨著探長的主觀視線，定位到兇殺案的現場的時候，誰能用這間屋子的鑰匙，打開房門，誰便是兇手。
這個推演有一點繞人，但至少電影通過這一段鑰匙的流變走向，把電影裡對真兇的確認，轉化為“誰用鑰匙打開門”誰就是真兇這一簡單化寓意中來。
這樣的構思是很巧妙的，但是也可以看出，為了達到這樣一個寓意式的結果，電影實際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冰山基座，正是因為這一個基座的奠基，才造成了巧妙的水面上的冰山。
影片裡僱傭來的真兇，其實從影片裡的交待來看，劣跡斑斑，通過騙錢、騙色混一個得過且過，湯尼僱傭他，正是因為他掌握了他過去的劣跡，包括這個僱傭者還曾經謀害過他欺騙的貴婦人。丈夫僱傭他來殺死自己的妻子，沒想到他反被妻子所殺，這樣，他的真身被暴露，應該能夠將他過去的劣跡帶出來，但電影裡的探長並沒有查訪得到殺手揹負著的人命舊案，反而專注於他開門的鑰匙這一小小的事關邏輯推演的道具個例，可以看出，電影為了達到它故弄玄虛的寓意式的設計，而丟了西瓜，拿起了芝麻，並從中得瑟地玩味微乎其微的邏輯鏈條。
因為很顯然，一個兇手入室殺人，有著更多的犯罪前科，留下更多的蛛絲馬跡，不可能僅僅取決於一把鑰匙，並依靠它甄別出人物的動機所在。
這也是電影裡頗為耗神費力打造出它的寓意式結局，而佯裝不知更多的破案可能。
這也說明了，電影裡呈現出的是一種編導安排的邏輯推演，並沒有按照實際可能性找出真相。
正如電影裡瑪戈的情人所說的那樣，故事裡的計劃是完美的，但現實中是否實現那就只有天曉得了。
但在電影裡，我們看到，它恰恰把編導想象的破案路徑，闡述得相當的完美。
為了這種完美，它把房門的鑰匙確定為只有兩把，丈夫一把，妻子一把。
為了讓僱傭殺手能夠進入屋內，丈夫在出門之前，把妻子的鑰匙給偷拿了出來，放在家門前的地毯下，讓殺手在晚上來執行任務時，能夠取到鑰匙，進入室內，完成殺人計劃。
在丈夫的預想中，殺手殺死妻子，他回家後見到了妻死人亡的一幕，他會把殺手身上的鑰匙，取出來，重新放回到妻子的包裡。
但是，殺手在進來的時候，開了門，卻把鑰匙重新放回到地毯下，而湯尼在聽到妻子殺死了兇手的電話後，回到家裡，他當時並不知道殺手身上的鑰匙，不是妻子的鑰匙，而是殺手自己的鑰匙。
這樣，妻子的那把鑰匙，仍然在門口的地毯下。
於是探長的邏輯推演圍繞鑰匙展開了延伸：一個人身上不可能沒有鑰匙，殺手身上沒有，哪裡去了？瑪戈皮包裡的那一把鑰匙，究竟是哪一個人的？為此，探長做了很多功課，他用瑪戈包裡的鑰匙，去試了殺手同居情人的房間，竟然打開了，由此證明了瑪戈包裡的鑰匙是殺手的。
那麼瑪戈的鑰匙在哪裡呢？探長在門外的地毯裡找到了這把鑰匙，然後，他作出判斷，放在門口的鑰匙，只有一個人知道，而知道的人，肯定是配合殺手進來的人，也就是幕後黑手。
於是，探長讓下屬配合，帶著瑪戈回到家裡，瑪戈不知道鑰匙放在地毯下，無法進門，這樣瑪戈與殺手相識便不可能，而唯一的可能，就是門口那把鑰匙，是湯尼放在那兒，用來配合殺手謀害妻子的。
這樣，能夠知道地毯下的鑰匙，便成為甄別兇手的一把鑰匙。
鑰匙的雙重寓意，由此得到了工於心計的呈現。
為了達到這一效果，希區柯克也算是殫精竭慮。影片裡的探長，為了逼迫湯尼把地毯下的那把鑰匙找出來，首先偷偷換了湯尼的放鑰匙的外套，致使湯尼無法用自己的鑰匙打開房門，然後，探長通知湯尼到警局去取其妻子的皮包，而在湯尼去之前，探長又讓下屬帶著瑪戈回來，讓瑪戈開門，試探瑪戈是否知道地毯下的鑰匙，瑪戈自然順利過關，然後探長又讓下屬把皮包送回警局，在湯尼趕到警局之前，這個皮包必須到達警局，之後，湯尼拿著這個皮包回來，用包裡的鑰匙，開門未果，這時候，湯尼才想起了地毯下的鑰匙，用這把鑰匙，打開了房門，由此證明了是他把鑰匙放在門口留給了殺手。
希區柯克為了這把鑰匙做了太多的功課，打下了太多的鋪墊，但是，這一切，本該在警察勘查現場時就應該分析的，但電影一直等到瑪戈被認定為殺死殺手的罪犯、準備施以絞刑之時才進行這一套分析，未免是為出奇而制奇了。
縱觀《電話謀殺案》整個電影，“電話謀殺”很是牽強附會，不過把一起兇手案，攀附在當時的通訊工具上，造成了一種時尚的感覺，而電影通過它的對謀殺動機的全程展覽，恰恰呈現出編導想說明的一項計劃在實施過程中不得不走形變異，走到了另一個反面，這一點，才是電影在它的全程線性敘事上，所作出的對人生的不可知的神秘性質給予的精準判斷。
從構思的巧妙上來看，這部電影其實資質平平，連希區柯克也對這部電影評價不高，但整個電影通過它的敘事，達到對人性的一個角落的映射，也算是完成了它應有的認知與把握現實的拍攝任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