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時期文學的歷史機遇
貞觀時期的文學因新的充滿活力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而能別開一新格局，自身又恰處在關隴集團行將衰落而唐代國勢日益強大的節點，因此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所謂"節點"，是指關隴集團及關隴文化一脈行將退出歷史舞臺，逐漸讓位於"以科舉文詞進用之士大夫階級。"貞觀時期太宗求賢才、興科舉，庶族寒門的知識分子不斷加入到政權中來，關隴集團代表的門閥勢力逐漸衰微，而且這種趨勢越到後來越明顯地體現出來。這些庶族知識分子與門閥貴族之間有著矛盾衝突，後來更被武后倚用，成為一支逐漸壯大的力量，有力地改變了文學的風貌。若尋其根源，實由太宗啟之，至武后才大開方便門徑。
所謂能別開一新格局，是指唐推翻了隋的統治，形成了新的文學環境，文學發展相應獲得新的契機。太宗李世民更以個人氣度、魅力及文學素養，啟一代文學風雅之盛。貞觀時期政治清明，國力蒸蒸日上，漸開士人強盛的心靈，奠定其奮發有為之想。建功立業思想的感召是唐代詩人奮發昂揚的動力，也是唐詩逐漸獲得生命力的契機。
"由於下層士人'為君輔弼'、經邦治國已經有了實際可能，因而大大激發了他們對於'致君堯舜'理想的追求，培養了他們'大丈夫四方之志'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士人思想面貌和精神狀態的上述變化，對於文學創作必定產生直接的影響，其主要表現在：推動了詩文的革新，使南朝詩文頹靡萎弱的弊害在唐代文壇逐漸失去存身之地。"
這段話道雖然是泛論，並非專門針對貞觀時期，但是道出了文學革新的根本原因在於創作群體的變化和創作者精神風貌的轉變。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開端和發展過程。涓涓細流，何以漾漾為大，不可不細細審辯，以究其源。貞觀時期的社會土壤孕育了轉變的契機。太宗朝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使文化發展逐漸走向繁榮；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使介於上層文化精英和下層民眾之間的中層知識分子比重迅速增大，正是他們富於真情實感的創作，改變了貞觀初期宮廷詩獨佔詩壇的情況，形成自下而上的文學革新。
南北文風整合之我見
並非單純的風格整合之後就會出現積極健康的文學。必須詩人的主體意識覺醒，並自覺地應用在創作中，詩歌才會產生生命力。
魏徵《隋書·文學傳》序雲：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南北朝的文學遺產，似乎已經非常豐盛地擺在了唐人面前。但是僅僅佔有這份文學遺產還是不夠的，假使在豐贍的文學遺產面前無所作為，也不會有唐代文學的興盛。南方文學提供了聲韻以及華美詞藻的藝術經驗，對文學形式美貢獻極大，北方文學"重實用、尚真實、求樸野"的傳統亦是根深蒂固，與南方文學異質互補，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矯正南方文學之弊，然而並非單純的風格整合之後就會出現積極健康的文學。以往文學史過於強調了南北文風的整合，事實上，在文學創作中，人才是最關鍵的主導因素。
吳先寧《北朝文化特質與文學進程》概括北方文風的核心因素為其現實精神（對社會和政治強烈的參與意識，對人生中廣泛而迫切的事件和問題緊張而熱烈的關注）、悲涼情調及剛勁質樸的風格。這幾種風格，確實是北方文學區別於南方文學的顯著特點，但是，就宮廷範圍而言，統治者總是耽於享樂，歌功頌德、辭藻華麗的文學故能大行其道，北方文學諸要素往往失去立足的土壤而不能生髮。宮廷詩最大的價值，抑或說其歷史使命，在於以近乎違背抒情特質的雕琢藻繪，來完成詩歌形式技巧方面的探索。宮廷詩固守著自己的一隅領土，由於題材和形式的限制很難發生根本變化，故而在完成歷史使命後，隨著形式的僵化和弊端的進一步展現，必然成為文學革命的對象。這種衝突，源於詩性精神對其倔強的挑戰。
初唐文學走上良性發展，實有賴於一批類似"四傑"這樣眼界開闊的下層知識分子創作的加入。他們眼界開闊，有真實的生命體驗，以自由勃發的詩性精神，突破了廟堂之作的狹窄格局，改變了詩歌的題材內容和表現對象，完成了矯情的宮廷詩到自我意識的覺醒，開始使唐詩獲得生命力。唐詩的變革，必須最終去創作者身上尋找原因，文學革新的根本原因在於創作群體的變化和創作者精神風貌的轉變。魏徵"南北文風合流"的設計，籠統以地域為別，最多隻停留在願望層次。唐詩之盛的根本原因出自創作者自我意識的覺醒，加之南、北稟賦，唐詩遂成一代之文學。
總之，貞觀時期的文學，在迷惘中探索，在衝突中融合，既有平庸也有精彩，體現了很強的過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