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死在征伐的路上,皇帝守边关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珠峰玉鹤


明代学者黄宗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也。”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定都北京,就像是皇帝亲自看守门庭一样。”这句话直观地显示了明朝首都北京,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防形势。由于北京城迫近边境,时刻都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与东北方渔猎民族的威胁。截止明朝灭亡,蛮族骑兵曾三次兵临北京,其中蒙古两次,后金一次,这三次入寇分别被称为“土木之变”、“庚戌之变”以及“乙巳之变”。这三次入侵,都给大明王朝带来了巨大震撼。然而明朝“天子守国门”的窘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北京城真的是从一开始就暴露在游牧民族的刀口之下吗?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探讨一下明朝的“弃地”问题。

洪武遗患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布檄文,宣布对腐朽的蒙元王朝发动总攻。明军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一路皆捷,攻入元朝的大都,迫使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狼狈北逃。随后,朱元璋与帐下诸将追亡逐北,横扫元朝的残余势力,以图恢复华夏旧疆。经过数年的奋战,明朝基本恢复了汉唐旧土,蒙古势力全面退回了草原。虽然蒙元势力已然式微,但朱元璋对其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仍时刻防备着他们的反攻倒算。朱元璋本想招抚残元势力,但是都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招降不成,便只能用刀剑来说话。1371年,也就是洪武五年,朱元璋经不住帐下诸将的一再请求,对盘踞于草原的北元势力发动了总攻。明军并分三路,深入沙漠。但在此战中,明军由于不熟悉地形,遭致了失败。此战结束了明军对蒙元战无不胜的历史,而苟延残喘的北元势力也终于在此战之中缓过劲来。由此,朱元璋停止了针对蒙古的战略进攻,并转而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在此基础上,明蒙双方攻守之势发生易位,蒙古骑兵开始对明朝边境进行了小规模反攻。为了应对敌人的骚扰,朱元璋制订了“搜剿、清野”政策。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延边诸郡实行了“迁民”政策。也就是将边民迁往内地,以此来摆脱蒙古人的骚扰,同时也让蒙古人寇掠的经济目的,无法实现。然而“迁民”政策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这会导致边境空虚,从而使延边诸卫所得不到有效支撑,而这也为明朝后来的“弃地”埋下了伏笔。

  1387年,明军发动捕鱼儿海之战,此战中,明朝彻底摧毁了北元势力,一雪洪武五年败绩的耻辱。此时,朱元璋认为天下已定,遂开始着手营建他心目中的北方防线。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只有他的儿子们才能成为大明王朝北方的屏障。史书中曾提到:“高皇帝驱胡出塞,复我中华,经始虑终,防胡为急。于是大启宗藩,错布万国,则选诸子,周匝三垂。”朱元璋先后加封秦、晋、燕、谷、宁等十位国王于边境,史称“塞下十王”。这些藩王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朱元璋期望他们能够成为皇室的屏障。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明朝的藩王防线主要以辽东、大宁、开平、大同一线为准,将后来的九边,乃至于北方重镇北平荫庇于其后。

此时,明朝对于蒙古仍实行积极防御政策。明军以塞下诸王与长城以北的军镇为基础,时常派兵数万,对蒙古人进行“清沙漠”的战略。在此期间,明朝诸藩王表现良好,屡次击溃蒙古人的侵袭,其中以燕王朱棣最为突出。从此蒙古势力远遁,近边再无敌骑。

靖难之祸

  封国制度是有效的,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极大的。与皇帝同姓,并拥有军队和领地的藩王,永远是中央政权的大敌。在历史上,西汉和西晋都曾爆发过大规模藩王造反的事件。对于这样的风险,朱元璋自然也有所考虑。不过朱元璋在查阅史书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藩王们之所以会造反,是因为天子和藩王没有“各守其道”。在七国之乱前,当时还作为太子的汉景帝,竟因一点小事就用棋盘砸死了吴王刘濞的儿子。汉景帝在继位后,还运用了晁错的削藩之策,丝毫不顾骨肉亲情。由于皇帝自身“失道”,导致中央与诸王失和,这才造成了七国之乱。所以朱元璋认为,只要皇帝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诸王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封国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朱元璋实在太高估血统和亲情的作用。在至尊的权力面前,无论多么亲近的血缘,到最后都只是儿戏。用伦理道德而不是制度,去制约人类自私而贪婪的本能,最终总是要碰壁的。

  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他在一些文臣的撺掇下,开始对塞下诸王进行“削藩”政策,而这也是明朝北方边防体系崩坏的开始。在建文帝“削藩”政策的逼迫下,在自身野心的驱使下,燕王朱棣悍然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为了加强自身力量,朱棣将延边备胡的边兵并入麾下,因此明朝北方的国防实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其中,以大宁镇的极度衰弱最为典型。1399年,朱棣将宁王朱权,连同他属下军民一并迁入内地,而朱权镇守的大宁也因此成了空城。大宁地处长城之北,是拥兵十余万的超级军镇,明军针对蒙古人的“清沙漠”行动,往往以大宁为出发点。大宁的存在,对蒙古封建主们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然而朱棣为了内战,置北方边防于不顾,将大宁变为空城。不久后,大宁卫被弃,其地为兀良哈三卫所占据。

  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还有东胜卫的放弃。东胜卫位于我国河套地区,在秦汉时此地被称为九原、朔方,唐朝时此地曾建有三座受降城。河套地区依山傍河,便于防守。同时控制河套还能有效控制高阙,能够随时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占据河套,就像往游牧民族的心窝里插了一把尖刀。明初,朱元璋在唐朝受降城附近建立了东胜卫,成为明朝西北地区边防体系中的重镇。然而东胜卫孤悬于外,经济相对落后,需要后方的大力供应。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东胜卫失去了后方的支援,遂变得逐渐衰落。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东胜卫被迫内迁。

  靖难之役后,朱棣登基,他为了防止其他藩王像自己一样作乱,便彻底破坏了朱元璋苦心经营的藩王防御体系,同时将延边诸卫向南迁移,放弃了大量土内迁地,明朝在长城以北仅余开平卫。然而由于大宁内迁,开平卫失去了侧翼保护,也开始变得孤悬难守。到了宣德年间,开平卫也不得不迎来内迁的结局。由此,明朝便依托长城,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九边体系。

  朱棣破坏了旧有的防御体系,导致其大本营——北平失去了屏障。北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明代前曾是辽金元等游牧王朝的首都。北平地处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以及辽东地区的交界处,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东北渔猎民族重点争夺地区。失去北平,则广大的华北平原将暴露在胡人的铁骑之下。所以北平的得失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必须重点防守。此时摆在朱棣面前有两个选择:一、将北平交由最得力的将领进行防守;二、迁都北平,天子守国门。第一种方案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很难保证北平守将就一定不会造反,毕竟有安史之乱殷鉴在前。所以,明朝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迁都北平,亲自保卫国家的安全。

  明朝虽然迁都北京,但是朱棣仍然认为不保险。为了一劳永逸地清除蒙古势力,朱棣亲自发动了五次大规模讨伐,史称“五出三犁”。这几次征伐声势浩大,但是战果并不算太明显。虽然明军将蒙古势力驱逐出漠南地区,但是并没有大量消灭蒙古人的有生力量。此外,蒙古的鞑靼势力被打击过重,导致西部的瓦剌势力坐大,逐步统一了蒙古帝国,为二十多年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

嘉靖之变

  永乐之后,明朝一改前代皇帝的进取政策,防线开始全面后退。在东北方向,明朝放弃了奴儿干都司;在南方,明朝放弃了安南;在北方,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同时,明朝还大体上放弃了对蒙古势力的进攻政策,开始实行消极防御的政策。1449年,瓦剌大举入侵明朝,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尽起京师精锐御驾亲征。由于指挥失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明英宗被敌军擒获,史称土木之变。此战后,瓦剌军队趁势进攻北京城,明军在于谦的领导下,艰难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虽然大明王朝保住了,但是明军精锐尽失,很长时间得不到恢复。更可怕的是,明军彻底失去了主动“扫平沙漠”的锐气。

  明军的消极防御政策,被蒙古人认为是软弱可欺,遂从漠北渐渐迁徙入漠南地区,对明朝边境掠夺不止。而在此时,明朝丢失河套地区也终于开始显现。在天顺六年(1462年),鞑靼毛里孩、阿罗出等封建主开始出没于河套地区,但是出没无常,然而即便如此,鞑靼蒙古人仍让宣大、延绥、宁夏等地烽烟不息。为了解决河套蒙古问题,王越向明宪宗建议,应该启用“搜套”战略。1473年,王越率领轻骑入套,杀死了三百名蒙古人,河套寇患才稍稍得到平息。

  然而仅仅十数年后,小王子达延汗在草原中崛起,并且率兵重新进入河套地区。他们在秋高马肥之际进入河套,在春季以入贡为名在明朝边郡大肆抢掠,抢到心满意足后才返回沙漠。对于蒙古人的入寇,明朝毫无办法。

  到了嘉靖年间,蒙古人看出了明朝的软弱,他们以俺答汗为首,长期盘踞于河套,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套寇”。为了应对俺答汗的威胁,明朝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已经到了应该收复河套的时候了。于是熟悉边事的曾铣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复套”计划,并且向嘉靖帝上书。在计划中,曾铣历数蒙古人占据河套给明朝边境带来的危害,以及河套对于明朝有多么重要。曾铣认为,他只需指挥六万锐卒加上两千火枪手,便可完成计划。

  对于曾铣的计划,早就想解决蒙古问题的嘉靖帝表示十分欣赏,并且把这个计划交给其他阁臣商议。对此,内阁首辅夏言表示十分赞同。然而,以严嵩为首的其他阁臣却对这个计划表示反对。虽然在史书中,严嵩是个大奸大恶的佞臣。但是他反对“复套”的理由也未尝不充分,那就是计划虽好,但是却没有有能力实施的将领和军人。在嘉靖的时代,明朝边军早已失去了进攻能力。即使计划再好,没能力执行也是白搭。因为群臣的反对,嘉靖帝的心愿得不到实现,使这位喜欢玩弄帝王心术的皇帝大失颜面。在盛怒之下,嘉靖帝竟找个理由将主张“复套”的夏言和曾铣给处死了。

  明朝迟迟不收复河套,而蒙古人却在此地茁壮地生长了起来。河套甘甜的河水与郁郁葱葱的牧草,将蒙古的人马养的膘肥体壮。于是,蒙古人对明朝边境的进攻也变得越来越猛烈。1550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七年,此时距离曾铣被处死已经有两年。俺答汗以河套为基地,向明朝边境发动总攻,蒙古铁骑长驱直入,一路打到北京城下。而此时,北京城并没有能与蒙古人相抗衡的精兵。当北京百姓面临危险之时,奸臣严嵩竟然说“寇饱自飏去”,主张不对俺答汗进行抵抗。于是俺答汗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北京郊区大肆烧杀,抢掠人畜两百万,酿成了庚戌之变。其后,明朝为了解决俺答汗问题,不得不同意他的互市要求,实际上这就如同签下了城下之盟。由此,蔓延近两百年的明蒙战争,在战败的耻辱中,才得到最终平息。

  明蒙战争结束,但是明朝的退缩政策还没有结束。万历初年,明朝在辽东开拓宽甸等六堡,扩张了近800里。然而明朝以此地孤悬难守为理由,将此地放弃,早已安家立业的六万名百姓,被明军以武力强行迁入内地。而开拓的土地呢?最终被努尔哈赤笑纳,最终增强了后金的实力。

  黄仁宇曾说:“明朝是一个内向,非竞争性的王朝”。在其建政之初,就表现出极大的保守型。只有遇到困难,就会将前人用血汗打下的土地轻易放弃。而这些土地,最终都被敌人利用起来,成为进攻明朝的基地。明朝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绝不能放弃寸土。因为每一块丢弃的土地,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进攻我国的桥头堡。






铁血金戈


明朝素以”作风硬朗、骨风刚强“著称,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刚明”。正所谓“不割地,不赔偿,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我们每次看到这句话,内心多少都对故明产生一丝由衷的敬意!

的确,大明立国276年,“无汉唐之和亲 无两宋之岁币”,这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尤其是明朝的皇帝,更是以”天子守国门“著称。当然,大明十六位皇帝,也并非个个都有御驾亲征、御敌守国之举。实际上,终明一代也就只有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和明武宗五位皇帝有御驾亲征过。

明太祖朱元璋自不必说,作为大明的开国皇帝,是一名典型的马上皇帝。朱元璋戎马一生,以一无所有的贫僧身份,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先是消灭割据南方的汉族群雄,继而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开创了伟大的大明王朝。

明成祖朱棣也是一名马上皇帝,他通过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继位后,朱棣励精图治二十余年,开创了著名的永乐盛世。而朱棣在位期间,还曾五次御驾亲征,率军讨伐蒙古,有效的维护了大明北境之和平。

接下来的明宣宗朱瞻基,他是继洪武、永乐之后,明朝的又一位英主。朱瞻基早年就曾跟随祖父朱棣北征蒙古,理论上也算是半个马上皇帝。因此,对于战场杀伐、行军打仗,朱瞻基也并不陌生。所以,他在位期间也曾亲自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北境,一举击退兀良哈进犯的军队。

如果光从这三位英明神武的大明皇帝的事迹来看,明朝这种”天子守国门“的硬朗作风,似乎还真对抵御外敌,树立军威有极大的作用。

可问题就在于后世那些皇帝,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经久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之君都是久居深宫,过着深居简出的宅男生活,不论体魄还是胆识都无法与王朝前期那几位盛世明君相提并论的。因此,过去洪武、永乐、宣德三代皇帝的御驾亲征是”宣扬国威,震慑外敌“的伟大举动,但到了正统和正德这两位”正“字头的明朝皇帝那,结果想必大家也都清楚,一个成了耻辱,而另一个则成了笑话!

因此,可以说,大明的”天子守国门“实际上只适用于其强盛时期。到了明朝中后期,平常也就是一句吹牛皮的空话,如果真要付诸行动,那便很可能成为一项不靠谱的举动,往往会造成反效果。



这些历史要读


首先,我认可朱棣是明朝杰出的皇帝、政治家、军事家。但是就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个明粉经常称赞的话语,说实话我其实是不太认可的。在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政治活动最重要的一环,为何要至于如此危险的环境中去,其实说白了,就是国家实力弱罢了。有明一代,蒙古也没有真正的被征服。朱棣迁都北京未尝没有逼迫后代子孙励精图治的心理,如果不是朱高炽登基没多久就驾崩了,早就跑回南京了。他老爹敢这么搞,朱高炽可没有天天直面蒙古刀锋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朱棣守国门是无奈之举,大家看完明初到朱棣北征时候蒙古诸部寇边情况就知道了。

明初建国时,朱元璋派出处于巅峰状态的明军八征蒙古,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特性始终难以消灭蒙元。等到朱棣夺权成功后,蒙古实力开始出现恢复的现象,入侵次数明显增多。一方面朱棣作为篡逆夺取皇位之人,他急需功绩证明自己得国之正。同时,北京作为他的龙起之地可以说是经营最完善的,迁都北京可以对南京固有官僚阶级进行洗牌。因此,两个原因一拍即合,迁都北征也是一气呵成。

纵观朱棣一生亲率大军五征漠北,共计动用兵员几十万。但是,出征的效果并没有朱元璋时取得战果大,没有大规模对蒙古有生力量进行歼灭。等完成迁都后,明朝陆续在北方开始设立边镇,最后形成了九边拱卫京师的局面,战争的形式也由主动出击变成了被动防守。明朝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那就得是超级败家子明英宗了,一次土木堡把明朝上三代皇帝积攒的家底败个精光不说,自己被俘虏不要紧,还把整个武勋集团死个精光,致此文官集团彻底得到释放,皇帝唯有依靠宦官才能进行制衡,明朝的畸形政治制度也由此确立。等英宗之后嘉靖在位时,俺答汗南下,九边吃空响的各位边将竟然无人敢战,最后靠仇鸾的再三贿赂,俺答汗一顿纵兵劫掠后才退了兵,仇鸾竟然因此获封大将军、太子太保。

这和明粉说的不和亲、不纳贡可对不上号了。

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老师是专门研究明史的,是当时中国明史研究协会副秘书长,他老人家自己都说越研究明朝历史越生气,还请各位明粉不要过于夸张粉饰了。

为啥天子守国门,无他,唯实力不够也!能像汉武帝把匈奴打的西迁,才叫真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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