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從武漢擴散至全國，並迅速演化成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疫情防控直接關係人民生命安全，關係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也事關我國對外開放，既是對政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檢驗，更是對各級領導幹部公共危機領導力的考驗。這次疫情危機也啟示我們：在步入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同時，我國也逐漸進入公共危機的高發期，危機情境的公共性、突發性、不確定性和破壞性，對領導幹部的公共危機領導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對日漸常態化的公共危機治理，領導幹部應具備怎樣的領導力？又應如何提升自身的領導力？
一、領導活動的公共危機情境
領導權變理論指出：領導活動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有效的領導方式，任何領導方式的有效性都是隨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的。換言之，領導情境影響、改變和選擇特定的領導方式，從而使領導方式最大限度地適應情境發展的需要。這裡的領導情境包括組織目標、任務結構、人際氛圍、追隨者的成熟度等變量，這些變量的不同組合便構成了不同性質的領導情境。公共危機情境是由公共危機事件所生髮的一種非常態的領導情境，其具有區別於一般領導情境的特有屬性。
一是公共性。公共危機是由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所引發的危機，這些危機事件涉及的範圍並不一定覆蓋普遍的公共領域，但由於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一定範圍公眾的基本利益、基本價值，甚至危及原有社會體系的共同秩序和基本架構，易於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引發社會公眾的心理恐慌，需要運用公共權力、制定公共政策，組織協調相關公共資源，才能及時予以化解。因而，公共性一直是衡量政府危機治理和危機領導能力的基本指標。
二是突發性。危機管理學認為，“那些能夠預防的危機都只能稱之為問題”。儘管危機事件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發展過程，但由於觸發危機產生的誘因具有偶然性和隱蔽性特徵，因而公共危機往往是在人們意料不到、毫無準備或一時疏忽的狀況下突然暴發的。人們無從感知即將發生的危機，也無法對危機暴發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作出準確預判。危機的突發性客觀上決定了信息資源、技術手段、物質保障等方面的短缺，導致領導幹部難以在短時間內對危機進行正確決策和有效應對。
三是不確定性。巴頓認為，“危機是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的事件”。由於危機事件是多種誘因、多種力量綜合作用所觸發的結果，因此其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人們往往難以對事件發生的原因、可能的走勢和造成的影響進行正確研判。無章可循的危機事件以及短時間內出現的決策時滯和政策真空，需要領導幹部把握好及時處置與慎重應對之間的均衡，否則稍有遲疑，可能就會因為危機具有的“漣漪效應”致使事態擴散蔓延；而稍有不慎，就會因為倉促上陣而引發新的危機和災難。
四是破壞性。一個事件之所以被稱為公共危機，就在於其一旦發生，就具有較強的破壞性。這種破壞性會波及一定規模的公共領域，造成侵害公共利益、危及生命和財產安全的有形破壞，形成威脅社會正常秩序和價值基礎、引發社會公眾心理恐慌的無形破壞，如果不及時對其加以控制，甚至可能引發大規模混亂，進而對公共領域產生肢解性影響。因此，危機的破壞性一定程度地影響著公眾對領導幹部的信任感，考量著領導幹部的公共危機領導力。
二、公共危機領導力的構成要素
由公共性、突發性、不確定性和破壞性等構成的危機情境，決定了領導幹部應具有與之相應的非常態的公共危機領導力。麥肯錫公司曾對全球763名企業領導進行調查發現，49%的領導者認為，領導力是危機時刻提升企業業績最為重要的組織能力。事實上，領導力在公共領域的危機處置中也發揮著同等重要的作用。領導力低下往往是災害演變成人禍的主要原因。
那麼，究竟什麼是公共危機領導力？所謂公共危機領導力，是指領導者通過調動和整合組織內外資源，在科學決策的基礎上，動員和帶領群眾有效化解各類公共危機的能力。一般而言，領導者的公共危機領導力由價值、目標、行為和精神等四個要素領導力構成。
一是以人民中心為導向的價值領導力。領導學者丘拉認為，領導學研究的根本問題應從“什麼是領導力”轉向“什麼是好的領導力”，人們對“好的領導力”的關注已使倫理成為領導力研究的核心。這裡所說的“好的領導力”，不僅指領導者是否能夠高效地實施領導活動，而且指領導者究竟依靠怎樣的價值觀實施領導活動。因此，“好的領導力”強調的是領導者要為領導活動確立一定的價值尺度和導向標準，並籍此進行價值領導。公共危機事件是在一定公共領域發生的、波及一定數量社會公眾的事件，其最終都會危及社會公眾的基本利益。危機的公共性客觀上要求領導幹部在應對危機時應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利益，以人民群眾的訴求為基本關切、以人民群眾的滿意為評判尺度，將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作為危機處置的重要倫理標準。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央堅持以人為本的危機領導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在指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時多次強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求始終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力求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所有這些實際上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在危機應對中的生動體現。
二是以解決難題為核心的目標領導力。領導力專家海菲茲認為，現實組織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即技術性問題和適應性問題。其中，技術性問題屬於程序性問題，需要通過流程化、制度化和規範化的方式加以解決；適應性問題屬於挑戰性難題，需要運用創造性、變革性的方法才能化解。領導力的本質就是通過解決各種難題以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嚴格意義上說，公共危機事件是一個同時兼具兩種問題屬性的事件。因為危機事件解決與否，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是否建立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應急管理制度體系，取決於政府能否通過預防、準備、響應和恢復等流程化的管理活動予以處置。因此，危機管理從起點上就與政府管理緊密相連，併成為政府管理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危機事件，譬如新冠肺炎疫情，因為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和破壞性，決定了處置過程既沒有現成的標準答案可以借用，也不能因循既有的制度化體系和流程化方法，這就需要領導者更應將疫情視為一個亟待挑戰的難題，把疫情的防控和治理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目標，在遵循危機處置規律和基本流程的基礎上，不斷打破慣例、突破常規，在變革創新中尋求危機化解、穩定局面的答案。
三是以危機決策為關鍵的行動領導力。管理就是決策，科學執政的前提就是科學決策，因此，決策問題歷來是領導力研究的重點問題。相較於日常化決策，公共危機決策是指領導幹部在時間緊迫和事態高度不確定的條件下，以控制危機擴散蔓延為目標，調動整合有限的決策資源，經過全局性謀劃來確定危機應對具體方案的行為過程。這裡，危機的決策者指的是事件應對的領導幹部，決策的目標是如何控制和化解危機擴散蔓延的難題，決策的條件是具有緊迫性、高度不確定性、資源有限性的危機情境。因此，危機決策嚴格意義上屬於非程序化的風險型決策。風險決策給領導幹部的決策行為帶來更大的風險，其要求決策者必須快速地對不同方案的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等進行評估和選擇，併為作出的選擇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風險。風險決策同時也對領導幹部的決策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其要求決策者應具備豐富的經驗，從而保證危機決策的觸類旁通；要求決策者應具備非凡的智慧，從而確保危機決策的從容應對；要求決策者具備過人的膽識，從而做到危機決策的風險擔當。所有這些決定了危機決策不可避免地會帶有領導幹部的個性化色彩。
四是以激勵人心為內驅力的精神領導力。領導的本質就是激勵。所謂領導激勵，就是指領導者運用包含物質、精神和行為在內的各種有效手段，激發和鼓勵追隨者的動機和熱情，從而更好地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其目的在於激發追隨者的心理潛力，調動追隨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喚起追隨者最大限度實現組織目標的強大精神力量。按照領導學大師伯恩斯關於交易型領導與變革型領導的劃分，常態化的領導是一種交易型的領導，它強調領導者通過給下屬提供工資報酬、實物獎勵和晉升機會等方式，以換取下屬對領導者的服從和忠誠。而危機狀態下的領導是一種變革型的領導，其強調領導者通過精神激勵，以贏得下屬心理上的認同和人格上的信任。因此，某種意義上說，危機時刻的領導實質上是一種精神性的領導。這種領導通過鼓舞人心的精神激勵方式，為追隨者提供希望的明燈和前行的方向，有助於追隨者迅速擺脫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迷茫無助、不確定性造成的精神恐懼和事態惡化產生的心理恐慌，從而使其能夠與領導幹部一起勠力同心、抗擊危機。
三、提升公共危機領導力的原則
公共危機事件越是普遍或嚴峻，卓越的公共危機領導力就越重要。儘管危機事件一般是在局部範圍、以點的形態暴發的，但危機處置工作幾乎都是全方位的總體戰，因此，危機的應對實際上是對領導幹部公共危機領導力的全面考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領導幹部要想在危機面前考出優異成績、交出滿意答卷，需遵循以下危機領導的原則。
一是魅力領導原則。領導魅力源自儀表、學識、權威等諸多方面，而個性則是領導魅力形成的典型要素。個性魅力是領導幹部獨特的、穩定的、本質的心理傾向和心理特徵的總和，是領導幹部整體精神狀態和精神面貌的集中體現，它成就了領導幹部的個性化領導風格，同時也成為推動領導活動的一種獨特力量。常態化領導活動需要獨特個性的領導魅力，危機時刻領導活動更不能缺少魅力領導。因為，領導幹部具有的高度自信的心態可以轉化為危機時刻的強大領導力，也唯有強大的領導力才能幫助追隨者擺脫恐懼心理，增強走出危機困境的信心。領導幹部具有的果斷堅毅的品格有助於轉化為人們直面危機的勇氣，從而使危機領導的價值目標和決策意圖得以有效的貫徹執行。領導幹部具有的頑強意志力可以轉化為人們的巨大精神力量，從而使得追隨者能夠克服重重困難而不輕言放棄。因此，魅力領導為危機時刻的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為陷於危機的人們增添了新的能量。
二是信譽至上原則。魅力領導在危機時刻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魅力領導的實施需要建立在領導信譽的基礎之上。領導學者庫澤斯和波斯納認為，信譽是領導力的基石。人們在追隨領導幹部之前，必須確定他們是可以信賴的，這對於危機狀態下迷茫、焦慮和恐慌的追隨者而言更是如此。危機情境中的信譽至上要求領導幹部首先是誠實可信的。領導幹部應能及時向人們傳遞真實可靠的信息，做到不隱瞞、不遮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要“強化顯政”，領導幹部應能對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提供權威解釋，從而為公眾降低危機的不確定感。信譽至上要求領導幹部是言行一致的。領導幹部應能做到表裡如一、心口如一，不做表面文章、虛與委蛇，不下虛假功夫、一問三不知，要以身體力行、率先垂範的榜樣力量贏得人們的信任和追隨。信譽至上要求領導幹部更是求真務實的。領導幹部應能做到作風踏實、實事求是，不做官樣文章、繁文縟節，不遇事推諉、作風漂浮，不做“官老爺”、脫離群眾，從而以良好的信譽增強領導幹部的公信力。
三是善借外力原則。領導活動存在著諸多影響人們追隨意願和行為的因素，而領導幹部的勝任力則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危機事件的處置中，領導幹部的勝任力主要包括領導技能和專業技能兩個方面。前者指的是領導幹部應對危機事件應該具有的價值、目標、行為和精神等方面的能力，這類能力表現為領導幹部的價值引領和組織動員等行為；後者指的是領導幹部應對危機事件所應具備的知識背景和業務能力，這類能力則表現為領導幹部的事實判斷和科學決策等行為。應該說，幾乎所有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置都像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樣，是一種總體戰，需要領導幹部有全面的適應性的領導力，但事實上就領導幹部個體而言，其不可能是全能型的。因此，面對專業性強的危機事件，在展示高超領導技能的同時，領導幹部能否借用外力和外腦，則顯得尤為關鍵。領導幹部必須學會借用外力，充分發揮智囊的作用、善於利用專家的力量，在“謀”與“斷”適度分離的基礎上，提高危機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四是持續學習原則。學習是一個人將知識資源轉化為知識資本的能力，同時更是其能否取得快速成長的關鍵力量。因此，領導幹部應該具有學習力，危機領導更離不開持續學習的能力。儘管我們在領導實踐中沒有應對危機的現成答案，也沒有處置危機的既成方法，但通過日常的學習、通過向過去的經驗學習，確實是改善危機領導的一劑良方。當然，公共危機領導力的提升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離不開領導幹部日常化的持續學習。通過學習，領導幹部可以逐步形成危機意識，養成危機感知能力。公共危機領導力的提升同樣離不開領導幹部持續的經驗學習。個別領導幹部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階段的具體表現，實際上也證明其並未真正從過去的經驗學習中獲得成長。因此，在當前的公共危機高發期，領導幹部應不斷加強對既往危機處置的反思性學習，在總結借鑑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斷獲得應對未來危機的新的力量。
（作者系江蘇省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責任編輯：呂紅娟
微信編輯：孫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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