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扩散至全国，并迅速演化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既是对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检验，更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公共危机领导力的考验。这次疫情危机也启示我们：在步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我国也逐渐进入公共危机的高发期，危机情境的公共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对领导干部的公共危机领导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日渐常态化的公共危机治理，领导干部应具备怎样的领导力？又应如何提升自身的领导力？
一、领导活动的公共危机情境
领导权变理论指出：领导活动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有效的领导方式，任何领导方式的有效性都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换言之，领导情境影响、改变和选择特定的领导方式，从而使领导方式最大限度地适应情境发展的需要。这里的领导情境包括组织目标、任务结构、人际氛围、追随者的成熟度等变量，这些变量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性质的领导情境。公共危机情境是由公共危机事件所生发的一种非常态的领导情境，其具有区别于一般领导情境的特有属性。
一是公共性。公共危机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所引发的危机，这些危机事件涉及的范围并不一定覆盖普遍的公共领域，但由于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定范围公众的基本利益、基本价值，甚至危及原有社会体系的共同秩序和基本架构，易于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引发社会公众的心理恐慌，需要运用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组织协调相关公共资源，才能及时予以化解。因而，公共性一直是衡量政府危机治理和危机领导能力的基本指标。
二是突发性。危机管理学认为，“那些能够预防的危机都只能称之为问题”。尽管危机事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发展过程，但由于触发危机产生的诱因具有偶然性和隐蔽性特征，因而公共危机往往是在人们意料不到、毫无准备或一时疏忽的状况下突然暴发的。人们无从感知即将发生的危机，也无法对危机暴发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准确预判。危机的突发性客观上决定了信息资源、技术手段、物质保障等方面的短缺，导致领导干部难以在短时间内对危机进行正确决策和有效应对。
三是不确定性。巴顿认为，“危机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由于危机事件是多种诱因、多种力量综合作用所触发的结果，因此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难以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的走势和造成的影响进行正确研判。无章可循的危机事件以及短时间内出现的决策时滞和政策真空，需要领导干部把握好及时处置与慎重应对之间的均衡，否则稍有迟疑，可能就会因为危机具有的“涟漪效应”致使事态扩散蔓延；而稍有不慎，就会因为仓促上阵而引发新的危机和灾难。
四是破坏性。一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为公共危机，就在于其一旦发生，就具有较强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会波及一定规模的公共领域，造成侵害公共利益、危及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有形破坏，形成威胁社会正常秩序和价值基础、引发社会公众心理恐慌的无形破坏，如果不及时对其加以控制，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混乱，进而对公共领域产生肢解性影响。因此，危机的破坏性一定程度地影响着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感，考量着领导干部的公共危机领导力。
二、公共危机领导力的构成要素
由公共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等构成的危机情境，决定了领导干部应具有与之相应的非常态的公共危机领导力。麦肯锡公司曾对全球763名企业领导进行调查发现，49%的领导者认为，领导力是危机时刻提升企业业绩最为重要的组织能力。事实上，领导力在公共领域的危机处置中也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领导力低下往往是灾害演变成人祸的主要原因。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共危机领导力？所谓公共危机领导力，是指领导者通过调动和整合组织内外资源，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动员和带领群众有效化解各类公共危机的能力。一般而言，领导者的公共危机领导力由价值、目标、行为和精神等四个要素领导力构成。
一是以人民中心为导向的价值领导力。领导学者丘拉认为，领导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应从“什么是领导力”转向“什么是好的领导力”，人们对“好的领导力”的关注已使伦理成为领导力研究的核心。这里所说的“好的领导力”，不仅指领导者是否能够高效地实施领导活动，而且指领导者究竟依靠怎样的价值观实施领导活动。因此，“好的领导力”强调的是领导者要为领导活动确立一定的价值尺度和导向标准，并籍此进行价值领导。公共危机事件是在一定公共领域发生的、波及一定数量社会公众的事件，其最终都会危及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危机的公共性客观上要求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时应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人民群众的诉求为基本关切、以人民群众的满意为评判尺度，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作为危机处置的重要伦理标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危机领导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指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时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力求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危机应对中的生动体现。
二是以解决难题为核心的目标领导力。领导力专家海菲兹认为，现实组织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即技术性问题和适应性问题。其中，技术性问题属于程序性问题，需要通过流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式加以解决；适应性问题属于挑战性难题，需要运用创造性、变革性的方法才能化解。领导力的本质就是通过解决各种难题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说，公共危机事件是一个同时兼具两种问题属性的事件。因为危机事件解决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取决于政府能否通过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等流程化的管理活动予以处置。因此，危机管理从起点上就与政府管理紧密相连，并成为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危机事件，譬如新冠肺炎疫情，因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决定了处置过程既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可以借用，也不能因循既有的制度化体系和流程化方法，这就需要领导者更应将疫情视为一个亟待挑战的难题，把疫情的防控和治理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在遵循危机处置规律和基本流程的基础上，不断打破惯例、突破常规，在变革创新中寻求危机化解、稳定局面的答案。
三是以危机决策为关键的行动领导力。管理就是决策，科学执政的前提就是科学决策，因此，决策问题历来是领导力研究的重点问题。相较于日常化决策，公共危机决策是指领导干部在时间紧迫和事态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以控制危机扩散蔓延为目标，调动整合有限的决策资源，经过全局性谋划来确定危机应对具体方案的行为过程。这里，危机的决策者指的是事件应对的领导干部，决策的目标是如何控制和化解危机扩散蔓延的难题，决策的条件是具有紧迫性、高度不确定性、资源有限性的危机情境。因此，危机决策严格意义上属于非程序化的风险型决策。风险决策给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带来更大的风险，其要求决策者必须快速地对不同方案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进行评估和选择，并为作出的选择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风险决策同时也对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其要求决策者应具备丰富的经验，从而保证危机决策的触类旁通；要求决策者应具备非凡的智慧，从而确保危机决策的从容应对；要求决策者具备过人的胆识，从而做到危机决策的风险担当。所有这些决定了危机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有领导干部的个性化色彩。
四是以激励人心为内驱力的精神领导力。领导的本质就是激励。所谓领导激励，就是指领导者运用包含物质、精神和行为在内的各种有效手段，激发和鼓励追随者的动机和热情，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激发追随者的心理潜力，调动追随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唤起追随者最大限度实现组织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按照领导学大师伯恩斯关于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的划分，常态化的领导是一种交易型的领导，它强调领导者通过给下属提供工资报酬、实物奖励和晋升机会等方式，以换取下属对领导者的服从和忠诚。而危机状态下的领导是一种变革型的领导，其强调领导者通过精神激励，以赢得下属心理上的认同和人格上的信任。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危机时刻的领导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领导。这种领导通过鼓舞人心的精神激励方式，为追随者提供希望的明灯和前行的方向，有助于追随者迅速摆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迷茫无助、不确定性造成的精神恐惧和事态恶化产生的心理恐慌，从而使其能够与领导干部一起勠力同心、抗击危机。
三、提升公共危机领导力的原则
公共危机事件越是普遍或严峻，卓越的公共危机领导力就越重要。尽管危机事件一般是在局部范围、以点的形态暴发的，但危机处置工作几乎都是全方位的总体战，因此，危机的应对实际上是对领导干部公共危机领导力的全面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领导干部要想在危机面前考出优异成绩、交出满意答卷，需遵循以下危机领导的原则。
一是魅力领导原则。领导魅力源自仪表、学识、权威等诸多方面，而个性则是领导魅力形成的典型要素。个性魅力是领导干部独特的、稳定的、本质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的总和，是领导干部整体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它成就了领导干部的个性化领导风格，同时也成为推动领导活动的一种独特力量。常态化领导活动需要独特个性的领导魅力，危机时刻领导活动更不能缺少魅力领导。因为，领导干部具有的高度自信的心态可以转化为危机时刻的强大领导力，也唯有强大的领导力才能帮助追随者摆脱恐惧心理，增强走出危机困境的信心。领导干部具有的果断坚毅的品格有助于转化为人们直面危机的勇气，从而使危机领导的价值目标和决策意图得以有效的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具有的顽强意志力可以转化为人们的巨大精神力量，从而使得追随者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而不轻言放弃。因此，魅力领导为危机时刻的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陷于危机的人们增添了新的能量。
二是信誉至上原则。魅力领导在危机时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魅力领导的实施需要建立在领导信誉的基础之上。领导学者库泽斯和波斯纳认为，信誉是领导力的基石。人们在追随领导干部之前，必须确定他们是可以信赖的，这对于危机状态下迷茫、焦虑和恐慌的追随者而言更是如此。危机情境中的信誉至上要求领导干部首先是诚实可信的。领导干部应能及时向人们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做到不隐瞒、不遮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强化显政”，领导干部应能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提供权威解释，从而为公众降低危机的不确定感。信誉至上要求领导干部是言行一致的。领导干部应能做到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不做表面文章、虚与委蛇，不下虚假功夫、一问三不知，要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榜样力量赢得人们的信任和追随。信誉至上要求领导干部更是求真务实的。领导干部应能做到作风踏实、实事求是，不做官样文章、繁文缛节，不遇事推诿、作风漂浮，不做“官老爷”、脱离群众，从而以良好的信誉增强领导干部的公信力。
三是善借外力原则。领导活动存在着诸多影响人们追随意愿和行为的因素，而领导干部的胜任力则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危机事件的处置中，领导干部的胜任力主要包括领导技能和专业技能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领导干部应对危机事件应该具有的价值、目标、行为和精神等方面的能力，这类能力表现为领导干部的价值引领和组织动员等行为；后者指的是领导干部应对危机事件所应具备的知识背景和业务能力，这类能力则表现为领导干部的事实判断和科学决策等行为。应该说，几乎所有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都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是一种总体战，需要领导干部有全面的适应性的领导力，但事实上就领导干部个体而言，其不可能是全能型的。因此，面对专业性强的危机事件，在展示高超领导技能的同时，领导干部能否借用外力和外脑，则显得尤为关键。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借用外力，充分发挥智囊的作用、善于利用专家的力量，在“谋”与“断”适度分离的基础上，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是持续学习原则。学习是一个人将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的能力，同时更是其能否取得快速成长的关键力量。因此，领导干部应该具有学习力，危机领导更离不开持续学习的能力。尽管我们在领导实践中没有应对危机的现成答案，也没有处置危机的既成方法，但通过日常的学习、通过向过去的经验学习，确实是改善危机领导的一剂良方。当然，公共危机领导力的提升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离不开领导干部日常化的持续学习。通过学习，领导干部可以逐步形成危机意识，养成危机感知能力。公共危机领导力的提升同样离不开领导干部持续的经验学习。个别领导干部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的具体表现，实际上也证明其并未真正从过去的经验学习中获得成长。因此，在当前的公共危机高发期，领导干部应不断加强对既往危机处置的反思性学习，在总结借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获得应对未来危机的新的力量。
（作者系江苏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吕红娟
微信编辑：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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