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彤（1924—2011），原名吳福同，祖籍無錫。1939年從上海離家出走，參加新四軍。解放後歷任福建省文化局電影處副處長、藝術處處長，1958年負責籌建福建電影製片廠，是新中國第一位女電影製片廠廠長，在任期間促成第一部內地與香港合拍片《木棉袈裟》攝製成功。
從富家千金到前線女兵
我1924年出生於蘇州一戶富裕的書香門第。父親吳卓人曾遊學歐洲，在英德等7個國家深造，是世界眼科中心奧地利皇家醫院的著名眼科博士。母親陳洽出身於無錫的名門望族，其家族擁有錢莊、工廠及技術講習所。母親的姐妹兄弟大多在英法德等國留學，並參加辛亥革命，擁護民主共和，為孫逸仙的追隨者。因而，我的家庭比較開明進步。
陳家在我這一輩全是男孩，惟有母親生我一個女孩。在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我不但沒有受到歧視，反而成了寶貝、掌上明珠。我從小與哥哥、堂哥、表哥們混在一起，上房揭瓦，爬樹摘果，下河摸魚。長大了一點就學游泳、溜冰、騎馬，凡是男孩子們會的我都會，養成了我活潑勇敢的性格與強壯的身體。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當日本飛機的第一顆炸彈落到蘇州時，母親就帶領全家逃難。1938年初輾轉逃到上海法租界。那時蘇州中學也遷到上海外灘，我回校讀初二。
我為參加抗日活動而興奮。我愛聽新四軍在韋崗、虹橋打勝仗的消息。我崇拜抗日英雄，尤其是東北的“趙老太太”（趙一曼），決心要成為她那樣的女英雄。
新四軍做擴軍工作的郭風在學校秘密找我們談話，動員我們參加抗日。當我決定參軍時，接到父親的來信，他準備送我到大後方讀書，如果不行，就接我赴歐洲到他身邊讀書。父親的信引起我思想波動，讀書還是參軍？書讀好了，國家亡了，讀書有什麼用？沒有國哪來家，沒有家哪來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毅然決定參軍抗日。
1939年7月30日，生性愛玩的我，跑到辣斐德路亞爾培路（今復興中路陝西南路）的游泳池遊了最後一回泳，再跑到溜冰場溜了最後一場冰，然後到衣裝店買了一套農婦的衣裳，回學校裡悄悄換上，把闊小姐的洋裝皮鞋全部丟在教室裡的門背後。我一路趕到十六鋪，與三男一女的同學匯合。在郭風的帶領下混在擠滿鄉下人的船上，趁天黑離開上海參軍去也。
錯把司令員當炊事員
一次偶遇，我認識了帶有傳奇色彩的部隊司令員葉飛。江南多雨，小路泥濘令人滑跌。我拿出溜冰的解數，行走自如。戰友們無人不跌，個個成了泥猴。一位剛從上海來的姑娘幾乎一步一跌，不幸心臟病發作昏倒了。我自告奮勇去找開水。在前面一群軍人中，我看準一位衣服最破舊，腳蹬草鞋，鬍子拉碴的人是炊事員。我拿著杯子“滑”上前去說：“炊事員同志，我要開水。”“炊事員同志”並沒有搭理我，徑自向前走。旁邊的軍人批評我，怎麼把司令員當成炊事員？一邊把開水倒給我。我這才知道，在新四軍中，司令員跟炊事員一個樣，並沒有什麼特別。就是這次奇遇，我認識了葉飛將軍，將軍也因此認識了我。
1998年吳彤率子女去看望葉飛將軍
與此同時，因寶貝女兒失蹤而急壞了的我母親，在上海的報紙上登載了尋人啟事。父親得到消息也急忙在兩個月後從歐洲趕回上海，查知我的下落後給我寫來了信，說他這次特地為我帶來了60件珍貴禮品，其中有蔡斯相機、派克金筆、RCA收音機、英國羊絨套裝等，就等我回上海拿。這時的我穿的是空心棉襖外扎一根草繩，腳蹬與司令員一樣的草鞋，“勒頭暴眼”的，一掃上海小姐派頭。但我不要相機金筆，我要抗日救國。
我所在的戰地服務團不單純是文藝工作團，除了演出勞軍外，戰前要作動員鼓動工作，戰時對敵喊話、救護傷員，戰後做俘虜工作、發動民眾，情況緊急時還要做戰鬥員。部隊根據我的特點，讓我做文藝工作。我14歲有過在“學協”歌唱救亡歌曲的經歷，15歲到戰地服務團給部隊教歌，16歲當上戰地服務團歌詠隊隊長。1941年春，新四軍到了蘇北，日寇對我們的根據地發動了八路大掃蕩，在我軍的堅決抗擊下，敵人損失慘重。在決勝的關頭，服務團長（此時叫新四軍一師一旅服務團）方林寫下了“粉碎敵人八路掃蕩”的歌詞，已是團指導員的我連夜譜曲，第二天全團唱會，立即分赴部隊教唱。我們的幹部戰士就是唱著這首歌，以高昂的鬥志，衝鋒陷陣，把敵人“追到泰興城下，黃橋邊上”，勝利地保衛了根據地。戰爭年代一首好歌所產生的精神力量是無窮的。
揹包裡的子彈頭
1943年我終於抗拒不住軍中才子——時任一旅政治部黨總支書記蔣峻基的魅力，與他結婚。峻基（1919—1982）5歲能寫大字，6歲能作畫，自幼便有“神童”之譽，13歲便以頭名成績考取上海美專，1939年1月投身革命軍隊，同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新四軍一旅教導大隊副教育長、蘇中三分區幹部學校副校長、如皋（東）縣委副書記、華野十縱政治部宣傳部長等職。新婚之夜，峻基建議我把名字改為彤。彤者，紅色也，我們共產黨人推翻舊世界，就是要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我欣然贊成。
上世紀50年代初，蔣峻基、吳彤夫婦在福州西湖
1946年的中秋節，我們的大兒子出生。不久，內戰形勢驟然緊張，但因為生孩子就離開戰鬥崗位，決不是我的個性。我把兒子託給丈夫在如皋的二姐撫養。1948年生下的女兒也是一樣。日後，江蘇省長惠浴宇見到我開玩笑道：“吳彤啊，你是一隻只下蛋不孵蛋的老母雞。”其實，哪個女人不願做個好妻子、好母親呢？我始終認為，對黨對人民博大深厚的愛，並不影響儘自己作為妻子的愛和作為母親的責任。
從1946年6月起，國民黨軍自南通至來安八百里戰線上，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把解放軍逼向山東。一個團的目標太大，我們的部隊化整為零，以連為單位活動。我是團總支書記兼管7連。一次我們突圍，敵人的火力猛烈，子彈嗖嗖地從我們的頭頂身邊飛過去。回到營地打開揹包，裡邊竟留著一顆子彈頭！
有人說女人心軟如水，但在殘酷的戰爭中，女人的心也會硬起來。一次，我們通過一條小路，作為幹部我當然斷後。突然遭到敵人的伏擊，一個敵人端著明晃晃的刺刀，從蘆葦中跳到路上向我撲來。我當場就用手槍擊斃了這個敵人。要在平時，我連殺只鴨子都會手忙腳亂的。怎麼能想象我在那時會那麼果斷地撩倒一條大漢。
如皋最終又回到我們手裡。我進城的第一件事，就是策馬到二姐那裡去看兒子。由於環境殘酷，為避免敵人的加害，兒子已叫二姐“媽媽”。我這個真媽媽回來怎麼辦？兒子叫我“媽媽同志”。我接受了這個稱呼，雖然有點“空前絕後”，但也是親緣關係與革命關係的結合嘛，我倍感親切。
那時的如皋有城牆，我去買了個老鷹風箏，抱起兒子到城牆上把老鷹風箏高高放上藍天。看著兒子的笑臉，母子感情在這一刻得到最大的融合。這時通訊員趕到城下大叫：“吳隊長，開會！”我立即躍身上馬，絕塵而去。兒子大哭，我也顧不上了。那時候的人哪，總以革命事業為重。
吳彤：從富家千金到第一位女電影廠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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