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表明，我們的開放時機非常重要，國家經濟實力強盛的時候，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可以主導關稅等對外開放條件，這樣的主動開放是有利的，如果對外封閉，就將錯失我們的開放機遇。相反，國家經濟實力非常衰落的時期，如果不能自主決定對外開放條件，被動的開放往往就會受制於人，損害經濟的主權。”11月12日，北京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範文仲在以“不確定時代的變與不變”為主題的“《財經》年會2020：預測與戰略”上強調。
他進一步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對外開放可以推進我們的供給側改革，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金融市場範圍越大，分配要素資源的能力就越強，金融服務的效率就會越高，進一步擴大金融對外開放，能夠幫助中國在更大範圍內分配資源，讓更多的國際金融要素能夠進得來，讓國內的金融要素能夠出得去。”
但範文仲提醒，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要把握風險與開放的平衡。具體來說，需要堅持以下基本原則：首先，要建立金融風險的安全審查制度；其次，對於關係到國際安全層面的涉及到核心金融基礎設施的內容，堅持審慎的態度，堅持以我為主來推進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第三，金融開放一定要穩妥有序，可以先試點再推廣。此外，應認識到對外開放不是一刀切，應該堅持互利平等互惠的原則。
“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底氣更有實力主動的實施金融開放，只有積極有序推動面向世界的金融開放，才能實現中國從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的轉變，才能有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範文仲呼籲。
以下為發言實錄：
範文仲：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
一、歷史經驗表明，對外開放的時機取決於國力和貿易實力的強弱
回顧近兩千年中國歷史，自漢朝開創“絲綢之路”至今，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實行了不同的開放政策，其效果也不盡相同。
漢唐時期國力強盛，採取了主動對外開放策略，“絲綢之路”成為國際經濟文化紐帶。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鑿空之旅”，揭開了中原經濟對外開放的新篇章。當時，絲綢、茶葉、瓷器等中土產品是對外貿易的核心，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佔有明顯優勢地位。以絲綢交易為核心，漢代開始形成“陸上絲綢之路”，中國與中亞、西亞甚至羅馬帝國發展貿易。自此奠定了今日“一帶一路”的文化基因。隋唐以後，隨著造船技術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逐漸成為對外貿易的重心，對外交往半徑延續到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甚至印度。唐代中國對外貿易達到頂峰，和中國通商往來的國家就發展到七十多個，在唐朝長安的西市固定商鋪4萬多家，外國商人絡繹不絕。中華文化在開放中崛起，“留學大唐”成了當時世界上很多國家學子們的夢想。
為進一步促進經貿發展和國際交往，漢唐對外開放實施了一系列制度創新，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貿易管理服務體制。例如，漢唐分別設立的“西域都護府”和“安西都護府”，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國林立、互不往來的隔離狀態，使西域與中原之間產生了持久而良性的經濟互動。漢代設置“大鴻臚”、唐代設置“禮賓院”，為外國商使提供食宿等便利服務，吸引外商來華貿易。唐朝還設立了專門的貿易管理部門—“市舶司”，負責對外貿易的行政管理，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商務部。還建立了嚴格的出入境和查驗制度—“過所”制度，“過所”上面註明人員信息、所攜商品及國別等，相當於我們今天的護照。這都是當時中國開放進程中的一些重要舉措。
明朝中後期，我們國力強盛、科技發達，進出口貿易及造船技術都位居世界前列，但主要是宣揚國威、推行朝貢貿易，後期採取了諸如海禁政策、有限制的開海貿易政策、“堪合”制度等封閉政策，導致經濟競爭力逐漸落後。清朝初期，雖國力強盛，但對外貿易卻依舊採取封閉政策，最終導致了國家日益落後，喪失了發展的機遇，中國在世界的領先地位逐漸喪失。當西方通過工業革命大力發展資本主義時，中國經濟裹足不前，中外經濟自明朝中後葉開始出現大分流。從此
，中國在世界貿易中處於愈加被動的地位，最終在西方的武力下被動全面開放，清朝對外貿易規則被外方所控制，讓渡出關稅制定權、海關管理權等制度自主權。從1877年開始，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被打破，經常性國際收支由順差轉為逆差。在此之前，中國的對外貿易都是順差的。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表明，國家經濟實力強盛時期，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可以主導關稅、貿易制度等對外開放條件，主動開放就是有利的，對外封閉將錯失開放機遇；相反，國家經濟實力衰弱時期，如果不能自主決定對外開放條件，被動開放往往會受制於人而損害經濟主權。
二、國際發展經驗表明對外開放的程度取決於國家大小
從國際經驗看，不同國家（地區）在對外開放模式的選擇上，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失敗的教訓。
一般而言，產業單一的小國（地區）可實現高度對外開放。例如，古代的威尼斯共和國主要從事東西方中轉貿易，並吸引各類資金進入，1171年成立的威尼斯銀行成為世界上最早的銀行。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威尼斯作為一個小國成為當時最為富庶的國家之一。在當代，小國（地區）經濟體量小、經濟結構簡單，經濟發展模式更為靈活，可以通過出口拉動發展“兩頭在外”模式，依靠發展單一的商貿金融服務產業便可獲得經濟成功。今天大家看到的新加坡就是小而富的開放典範。
而大國經濟體量大、經濟結構複雜，則應以內需拉動為主，外需拉動為輔。其對外開放範圍、程度需要兼顧國內市場發展結構，採取適度的對外開放措施更為有益，必須把握風險與開放的平衡。這當中一個典型的教訓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阿根廷、墨西哥等部分國家由於過快和過度對外開放導致其國內產業遭受嚴重衝擊，並最終爆發經濟危機。根據1990年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包括阿根廷在內的拉美地區國家開始大範圍放開貨物與資本市場。如阿根廷向外資全面開放銀行、證券領域，其由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市場份額從1992年的82%下降至2001的33%。同時，阿根廷允許境內美元全面流通，並允許外資銀行全面經營阿根廷比索和美元業務，其經濟出現美元化趨勢，使得本國政府逐漸喪失了金融調控能力。
與此相反，英美等發達國家較好實現了對外開放與風險管理的平衡。在外資政策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未對外資採取持股比例等數量性限制，而是通過一系列機制化安排和審慎制度保障，如國家安全審查制度、股權投資審查制度等，靈活掌握金融開放力度，確保本國對金融的控制力。英美作為成功大國案例，不僅保證了開放力，同時也實施了控制力，保證了本國的競爭力。
對外開放的國際經驗表明，小的國家和地區對全球市場依賴更深，其經濟發展模式更為靈活和易於調整，外需拉動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對外開放範圍可以更大、程度可以更高；而大的國家和地區產業複雜，外需不能替代內需，對外開放一定要適度，必須把握風險與開放的平衡。
三、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應把握擴大開放與風險管理的平衡
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一直享受主動開放的成功，也嘗夠了被動開放的苦果，我們兩方面的教訓都有。從歷史對比看，中國正處於民富國強的有利時期，對外開放中可以自主確定貿易規則條件，應抓住時機主動擴大對外開放。從經濟規模來看，中國作為大國，應堅持內需為主，對外開放須循序漸進，要完善風險管理機制。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通過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和金融體制改革，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破解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難題。
首先，金融市場範圍越大，分配要素資源的能力就會越強，金融服務的效率就會越高。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能夠幫助中國在更大的範圍內分配資源，讓更多的國際金融要素能夠進得來，讓國內的金融要素能夠出得去。其次，在中美貿易摩擦尚未根本性結束的情況下，我們要放眼全球，在更大範圍內尋找更多國際夥伴。中國最大的資源就是市場資源，要通過擴大金融領域對外開放，讓國際夥伴都來中國投資，從而促進雙方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再次，通過金融業對外開放，能夠倒逼國內機構提高競爭力，在一個小池塘裡是不能培養出大魚的，我們一定在大江大海里鍛鍊，我們的機構才能真正成長，從而能夠打造一個與國際接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化金融市場體系。
但是，金融開放一方面能夠幫助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面臨著金融安全問題。要做到開放與安全的平衡，務必堅持這樣幾條基本原則。首先，要建立金融風險的安全審查制度，確保引入的外資機構具備優秀的專業能力、充足的資本實力，要確保引入“活水”，而不是引進“汙水”。 這就需要我們在擴大開放的同時做好配套制度的建設，與國際金融市場規則做好銜接，與國家經濟安全制度做好銜接，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其次，對於關係到國家安全層面的、涉及到核心金融基礎設施的內容，一定要堅持審慎的態度。必須要堅持以我主導推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藉助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穩步推進金融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切實做好金融數據綜合統計、風險波動實時監測、信息發佈集中管理、社會信用懲戒等各項工作，把握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的話語權和主動權。再次，金融重點開放領域要穩妥有序，先試點再推廣。“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的理論和制度優勢，部分開放措施可以先在自貿區試點再推開，相關改革措施要謀定而後動，一旦時機成熟就堅決推行。部分特殊的優惠政策可以先針對港澳臺地區施行，取得良好效果再推廣到其他國家。第四，對外開放不是“一刀切”，應堅持互利互惠的原則。金融對外開放也要講平等互利。對我戰略關係友好的國家，或與我商籤自貿協定的國家可以優先重點開放，從而鼓勵那些贊同開放、支持合作的國家和地區從中國乃至全球金融開放的成果中受益。而那些懼怕開放、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和地區，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長期的競爭力一定會受損。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的趨勢，我們一定要倡議開放共贏，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各位來賓，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底氣更有實力主動的實施金融開放，只有積極有序推動面向世界的金融開放，才能實現中國從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的轉變，才能有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謝謝大家。
閱讀更多 北京金控集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