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非常厉害，其中台鉴颇有推波助澜之功。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那么具体来说，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下面带大家来看一看。
一、是非标准被党派标准所取代，加剧了官场倾轧和吏治腐败。
朋党在用人问题上实行援引私人，重用亲信的政策。他们往往重用子弟亲属，援引同乡，荐举门生故吏等，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一些奸邪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北宋党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持各自政治集团的力量，举荐官吏不再“任人唯贤”，转而任人唯“党”，这种现象在“新法之争”和“新旧党争”时期尤为突出。
王安石甫一执政，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朝廷舆论对变法命运的影响。为了顺利推行新法，其在变法准备阶段便意图控制言路，大力举荐支持变法的士大夫为台谏官，如举荐李定为御史、张商英为监察御史，同时将反对新法的台谏官驱逐出台谏系统。谏官吴申、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觊、谏官唐垌等人皆因反对新法被贬官。王安石把反对新法的台谏官尽皆贬逐，“台谏言执政者皆逐之，尽易以执政之党臣”，成为执政党臣的台谏言事议论自然以附会执政风旨为准则。
哲宗时期，在对待台谏的问题上，司马光和王安石高度一致。正如王安石拉拢台谏、排斥异己一样，司马光入持政柄之后，立即提拔旧党士大夫为台谏官，“擢刘挚为侍御史，王岩叟、朱光庭引在言路，结成党羽”。选用台谏皆是以党派为标准，而不考量其是否具有台谏应有的政治品格和能力，从而导致官僚系统混乱、吏治日益腐败。
台谏参与党争风气的盛行，使朋党之间互相倾轧，从政治迫害到干预学术，无一不为。
宋徽宗时期的“崇宁党禁”是蔡京集团对所谓元祐党人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然而实际上遭到迫害的并非只有元祐党人。蔡京将一切异者都划为元祐党人，列入“元祐党籍”，完全是出于私利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元祐时期，元祐党人曾禁毁“荆公新学”，蔡京便如法炮制，其以政治干预学术，并将之扩大化，对元祐党人的所有文学作品一并禁毁。禁毁“荆公新学和“元祐学术”对北宋文学、文化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宋廷关于朋党的争论与反思趋于频繁
在台谏参与党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北宋君臣关于“朋党”的讨论和反思也逐渐增多，其中关于朋党的弊端以及如何去朋党的争论最为频繁。
杨万里曾说:
“其惟朋党之论乎！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党论，欲尽逐天下之君子莫如党论，欲尽空天下之人才莫如党论。”
建中靖国元年（1101），殿中侍御史商倚上疏徽宗乞戒朋党之弊:
“臣尝闻自古朋党之论既起未有不为朝廷患。臣不敢远引汉唐败乱之迹为今日戒，臣窃观绍圣、元符间朋党之说互作，岂朝廷所欲为哉臣愿陛下听览之际，圣虑先及，仍诏中书门下特行戒励及出榜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恶朋党之弊，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则大中之道何患不建。”
上述记载足以说明宋人对朋党的弊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元祐二年（1087）五月，胡宗愈为御史中丞，哲宗问朋党之弊，宗愈曰:“君子义之与比，谓小人为奸邪，则小人必指君子为朋党。陛下择中立不倚者用之，则朋党自销。”元祐八年（1093），尚书右丞梁焘奏曰：
“陛下必欲无朋党交通之患，莫若判别邪正，辨察真伪，无惑先入之说。必取众多之议，则事合公当不牵于所爱；必察偏私之情，则真伪自明。常使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则朋党自消，交通之欢自无矣。”
绍圣四年（1097），御史中丞邢恕上疏论朋党曰:“凡朋党所以成者，以其所爱，虽不肖得以私进之；所恶，虽贤得以私退之。由此能鼓动人情，使之归己，此朋党之所以成也”，于是建议哲宗：
“使威福予夺足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则人人砥节向公，惟事君而已，岂复肯附执政大臣为朋党哉？执政大臣虽欲植朋党，岂可得哉？”
邢恕这段论述充分说明了朋党不分是非、党同伐异的特性，他认为君主只有把威福予夺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人臣惟知事君，才能遏制大臣朋党。
三、在台鉴催化下，党争呈不断扩大趋势
最后，在台谏的催化下，北宋时期的党争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党争持续的时间增长；利用文字狱打击的异党人数愈来愈多，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党争从政见之争发展为意气之争。
“景祐党争”发生在景祐三年（1036）五月。
“庆历党争”始于庆历四年（1044六月，终于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持续了17个月。
“濮议之争”始于治平二年（1065）四月，终于治平三年（1066）三月，持续了11个月。
神宗朝的“新法之争”则贯穿于熙丰年间而不止，其余波甚至影响到哲宗时的“新旧党争”“新旧党争”则从元丰八年（1085）八月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宋仁宗、英宗和神宗时期的台谏参与党争，主要是因政见分歧而导致的朋党之争，但随着不同党派的形成和扩大，哲宗时期的党争已经发展为意气之争，最终在徽宗时期走向全面党锢。
“进奏院狱案”受到最大打击的是苏舜钦，其在此案中被贬之后，再未进入中央权力系统，同时被贬的大约有十几人。“乌台诗案”中除苏轼外，受到牵连被贬的有25人。“车盖亭诗案”则是北宋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旧党借此案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清算由此可见，台谏在北宋时期的几次文字狱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文字狱的影响逐渐扩大。
宋仁宗和英宗时期台谏参与的党争，其影响仅限于党争之时，党争结束其影响也随之消失，没有扩大化的现象。
然而，从宋神宗时期开始，台谏参与的党争逐渐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哲宗和徽宗时期尤其突出，党争双方逐渐以排击整个政治集团作为目标，极尽诋诬和罗织之能。随着愈来愈多的台谏参与朝廷的党争，党争不断扩大化终酿成党祸，宋人也感慨道:
“祖宗时，异论之人，未尝深贬责。自元祐、绍圣，更相报怨，而朋党之祸成矣。”
北宋后期，随着台谏势力的增强，台谏官诬劾他人、攻讦好胜的现象日益增多。台谏诋讦成风，是台谏参与的党争扩大化的重要因素。此外，君权和相权对台谏制度的破坏，也是党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结语：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台谏参与党争使北宋的政治风气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非标准被党派标准所取代，政治上是非不分，加剧了官场倾轧和吏治腐败；
二、宋廷关于朋党的争论与反思趋于频繁；
三、在台谏的催化下，北宋的党争逐渐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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