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搞明白一个问题，是朋党之争导致了范仲淹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还是二者的变法引起了朋党之争？我想，搞清楚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才能更清晰的看明白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毛泽东
北宋朋党之争根本矛盾在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北宋王朝社会客观存在着皇权与官僚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庶民的矛盾。皇权倾向于与庶民利益一致，则官僚地主阶级受损，皇权与官僚地主阶级相符合，则庶民受损害。
朋党之争反映的是，皇权是倾向于与地主阶级的利益一致还是倾向于与庶民的利益相一致。司马光之派的“朋党”是皇权与地主阶级相一致的，王安石之派的“朋党”是倾向于把皇权与庶民相一致的。
根本原因在于地主阶级与庶民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皇权是倾向于官僚地主阶级还是维护庶民阶级的利益，这是朋党之争的利益矛盾所在。
当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这种利益之争也不只是结党营私的一己私利的利益相争，而是都归结于一个目的——为国家的利益，只不过新旧朋党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手段方法不一而已。
地主阶级的变法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失败
皇权倾向于与官僚地主阶级相一致，则造成机构臃肿、冗官冗费，严重削弱民力，看似官宦忠顺，皇权得到支持，但这只是表面上，归根还是削弱皇权；若皇权倾向于与庶民利益相一致，则本身作为地主阶级头子的皇帝就要对官僚地主阶级进行打击压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就扩大了，也就是朋党之争也就必然扩大，所谓吏治，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处理。
而这归根同样还是在削弱自己的统治地位，官僚集团是皇权的统治工具而已，完全彻底的倾向于庶民利益的改革，无疑是在挖掘、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帝王不会支持彻底的变法削弱自己的统治地位的。
因此，范仲淹的基本上是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必然是要失败的，这有其地主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着的。王安石“熙宁变法”于吏治上虽委婉些，本质上也是如此。
如果二人的变法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一直推行下去，则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地位就要受到打击削弱，这是革新变法者本身作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决定着其不可能有真正的颠覆性的变法的。
事实证明都是半途而废，失败了，这里不仅仅是所谓的保守派对革新派的阻挠的问题，所谓保守派与革新派，无非是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权力、利益的争夺而已。作为地主阶级的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并不可能达到真正革新社会制度的目的。无非还是一个框架内的调整而已，实质上就构成了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争夺，也就是朋党之争。无非是以名攻实，以实夺名，总之是名实分离，表里二分。
《朋党论》充分说明了封建王朝社会内不可避免的朋党之争
1、欧阳修为反击政敌而作了《朋党论》，从朋党论的内容看欧阳修态度也算是诚恳，肯定了朋党的客观存在，承认了自己也是朋党之争的一份子。而欧阳修用来支撑自己立场的所谓“君子朋党”、“小人朋党”之论，也恰是其理论的局限、谬误点所在。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朋党论》
一方面，欧阳修首先是承认了朋党的存在是正常现象。自己都旁征博引的论证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借用欧阳修的话说，朋党之争北宋建国始就已经开始了或说埋下了祸根。赵匡胤吸取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文人治国，“崇文抑武”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武分家的政策，也可以说是“文朋党”与“武朋党”已经开始之争了。
同样，然后别的各种加强皇权集权的措施，对应到官僚阶层身上就成了权力分化，权力分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制造朋党的表现，是为彼此制约互相牵制，相互牵制的彼此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必然要发生朋党之争。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彼此双方必然会攻击对方为朋党，是奸臣，自己方是忠臣。
另一方面，欧阳修所重点反驳对方的说辞是，说对方是为利的朋党，是“小人朋党”，而说己方是有道的朋党，是“君子朋党”。欧阳修所谓的“小人朋党为利，君子朋党为道”能说的通嘛？不论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多么引经据典的，排比句式、文辞修饰的看似多有战斗力，可是，这里就问一句，“利”与“道”一致不一致？“利”究竟咋理解，是不是“利”一定就排斥“道”，如果有道不能利益人们，那这是什么道呢？道不利益人们嘛？
可见，只不过是阶级的问题，社会制度分阶层，道是利益哪个阶级的问题。欧阳修以君子有朋，“君子朋党”是有道的朋党来反驳政敌，本意无非是要皇权倾向于庶民阶层，庶民生产活力得以保护，整体国力得以加强，反过来不但提高了皇权统治基础，当然同时也提高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一定的限度内。
相反，所谓“小人朋党”的保守派，究其本质目的无非还是稳固统治，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保护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封建王朝才可能稳健发展，皇权当然也必然会支持保守派了。也在一定限度内。
而究低上说，封建王朝社会内部无论怎么变法怎么折腾，封建王朝社会的根本性质及制度不会有质的改变。
2、范仲淹与王安石二者的变法本身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来领导的，其根本的利益所在当然还是维护封建王朝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所不同的是，范仲淹的变法多是针锋相对的搞吏治，这太理想化了，在统治阶级内部必然搞成激烈的分化，阻力当然大了。而王安石，更多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注重发挥调动下层庶民的积极性，如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农田水利法等，虽然本质上也损害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失败了，但整体上还是起到不小的作用。
北宋朋党之争无论如何争，本质则一，是地主阶级与庶民阶级的矛盾转化成地主阶级内部利益矛盾之争。就像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性善论性恶论争论了几千年，无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其本质则一，还都是儒学范畴，形而上学的一套，都是帝王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同样，无论是“小人朋党”还是“君子朋党”，本质目的都是维护封建王朝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名义上都是为公为了国家大利益。
只不过，实质上，利益有大利益有小利益而已，无论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并无固定的标准，说凡是保守派就一定是小利益，眼光短浅的，自私的；革新派就一定是为了大利益，是长远的，为公的。这说法就谬误。只是哪一派更接地气符合当时客观实际情况而已。当然，在封建帝王社会，往往，革新派实际上是更具有大利益长远利益。北宋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具有长远利益大利益的。
3、局限于封建王朝社会制度模式内的任何变法革新，究低不过是，要么加紧些，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皇权统治；要么收的过紧了，然后再放松些，权力下放、政策宽松、休养生息；宽松的久了，赶紧又收拢回来，加强集权。过紧了，往外放权，过松了，往回收权。一松一紧、一收一放，重复如此。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封建王朝社会统治阶级的变法，变来变去究低无非收紧些或放宽松些，核心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方法无非是富国强兵。制度是人定的，反过来制度也造就人。保守或革新，暴动或安抚究低不过还是一个字“利”——利不利于王朝社会的发展与稳固。
比如，北宋初期实行了“更戍法”。宋太祖吸取唐朝末年出现藩镇割据的情况，为避免武将拥兵自重，实行了分化、收缴军权的政策，规定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将领却不随之更动，这样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了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使得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可是，削弱了武将、军队统帅，没有了好的将领，又如何会有强悍的军队呢，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充分说明了将帅的重要性。于是，北宋的军队虽然也不少，但是，战斗力却很低下。
为了皇权集权，防止藩镇割据，抑制武将，这定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削弱了武将，又如何能保证有强大的军队戍边卫国呢。
而熙宁变法就针对这点提出了“置将法”，也叫“将兵法”，所谓将兵法，其实，无非是逐步的废除“更戍法”的一种法子而已，废除了更戍法，这不过是又回到了北宋之前的将帅统兵模式而已，本来就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才实行“更戍法”，现在好了，又变回来了。然而，为了军队统帅发挥才能，守边御敌，实行了“置将法”，久了的话，武将拥兵自重不又会出现吗，又如何防止藩镇割据呢？这是封建王朝社会的根本矛盾决定着的。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有他生存的客观环境，他是亲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深刻体会到唐朝藩镇割据的危害，所谓矫枉过正，各种政策一反唐朝时的开放、放权，对内是不断的收权，杯酒释兵权，各种加强集权的政策。可是，要问武人、将领难道不是北宋朝的人嘛？怎么就厚此薄彼呢？可见，关键是封建王朝社会制度的问题。
综上，无论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无非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圈内的调整而已。变法条款本身无疑是理想化的产物，不可能达到彻底的执行。最终都失败了，并非是偶然所致，并非只是皇帝支持与否和反对派阻力大小的问题，这些都是现象，归根是封建帝王社会的本质及其制度决定着的，地主阶级领导的变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致。
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变法都是朋党之争激烈的表现形式，朋党之争实是封建王朝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转化延伸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必然现象，朋党之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延缓封建王朝社会政权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且起到了加速各个封建王朝社会的败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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