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王安石，多數人立刻會想到王安石變法，也會想到他倡導的著名的“青苗法”。王安石變法是在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失敗之後，大宋王朝進行的又一次自我救牘。雖然得到了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是這場持續了十七年之久的改革還是歸於失敗，穿越千年，各中緣由值得我們深思：
一、王安石變法前夕，宋朝面臨的國內外形勢。
北宋建國之初就有先天不足。宋太祖趙匡胤在964年、965年、970年分別攻取了荊襄、後蜀、後漢；四年之後又打敗了南唐，迫使吳越地區臣服。但是，北方的燕雲十六州早已落入遼國手中，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也虎視眈眈。沒有一箇中原王朝像北宋這樣開國之初面臨強敵環伺的局面。
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都力圖收復幽雲十六州，但始終不得願。到了宋真宗時期，遼國在蕭太后的治理下國力蒸蒸日上，主動進攻北宋，宋真宗御駕親征，兩國在檀淵結盟，結為兄弟之國，宋向遼交納“歲幣”，兩國百年無戰事。
國內統治方面，宋朝不抑制土地兼併，導致大地主、大官僚兼併土地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太宗時期，已經出現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到了宋英宗時期，全國的土地有三分之二集中在富戶、僧侶、地主手中。他們做為特權階層，是不用交稅的，這就導致了宋廷財政收入的日益減少。
相比與財政收入的減少，開支卻越來越多。因為北宋最大的國內問題是“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費。
北宋的官僚機構臃腫，很多官員掛著閒職，拿著豐厚的待遇，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預備官員等待差遣，這必然導致行政開支的不斷增加。
再看冗兵一項，太祖時期禁軍的規模是19萬人；太宗時期增加到了35萬人；真宗時繼續增加，到了43萬人；仁宗時期達到了80萬人，加上分駐各地的軍隊，總人數達到了驚人的120萬人。養如此龐大的進隊，軍費開支自然十分龐大，仁宗時期錢稅收入3600萬貫，財政支出3300萬貫，其中軍費為900萬貫，佔比30%。糧草支出佔70——80%，布匹佔比102%。
如此多的軍隊，如此巨大的投入，並沒有帶來多少勝利的果實，反而被遼國、西夏壓著打。因為宋朝實行“重文抑武”的國策，趙匡胤非常清楚自己的皇位是怎麼來的。文官當司令，不懂戰略，不懂操練，將領臨時調配，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戰鬥力可想而知。
北宋需要養龐大的官僚隊伍、養龐大的軍隊、還要交遼國、西夏的歲幣，財政負擔沉重。在國力最強盛的真宗時期，財政收入略有盈餘。到了仁宗時期，收支大體持平。而到了英宗時期，財政赤字竟然達到了1500萬貫之巨。
以上就是宋神宗接手大宋時面臨的局面，可以用內憂外患來形容。宋神宗是一位熱血青年，20歲就繼位的他，無時不刻在苦尋治國良策，直到有一天，他從近臣韓維口中聽說了王安石這個人。
二、王安石是一個怎樣的人？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父親王益大半生都在地方州縣做官，最高職位做到了都員外郎。
王安石從小喜歡讀書，並且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學習自然是非常優秀。早年，文壇領袖歐陽修曾經看過他的文章，大為驚歎，還特意寫了一首詩讚美他：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王安石文學功底非常深厚，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執拗，慶曆二年（22歲）考中進士，一直到神宗召見他，近二十年的時間，他都在地方上歷練。中間，他收到過朝廷三次進京的調令，都被他一一婉拒，成為“不想升官”的官場異類，而這反而讓他名聲鵲起。
熙寧元年，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進京，授予副宰相的職位，開啟了持續十七年之久的變革。
三、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
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非常簡單，就是犧牲富人階層的一部分利益，換取平民階層相對的公平，改變窮人們的處境，不讓他們產生仇富的心裡。這樣即緩和了階級矛盾，又增加一部分財政收入。
1.方田均稅法。
既然土地高度集中，那就從土地改革開始，先要讓老百姓填飽肚子才行。王安石讓各地縣令丈量土地，按照肥貧不同劃分出五個等級，再按照等級交納不同數額的田稅。這樣，老百姓交的田稅少了，豪強地主們無法隱瞞田稅，即增加了田賦收入，又讓老百姓填飽了肚子。這稱為“方田均稅法”。
2.免役法。
改革了土地問題，下一步王安石決定減輕人們的勞役，推行“免役法”。
把以前每戶輪流到州縣當差的辦法，改為由州縣出錢僱人應役。
那這筆錢從哪裡來？按戶等高下分攤，分夏秋兩季交齊。稱為“免役錢”。原來不當差的官戶、女戶、寺廟戶籍按照半價收取，成為“助役錢”。
“免役法”的好處是，農忙的時候可以不用當差，只要交納一定數額的銀子，可以在家收割莊稼，而那些無業遊民可以去官府應差，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那些特權戶不再置身事外，也要交納差銀獲得免役。
3.青苗法。
青苗法其實是一種農業借貸方式。在每年的春播時期，沒有錢買種子的，可以向官府借貸，利息二分，到了秋收之後，連同夏稅還清本息。
熙寧二年九月，王安石決定推行青苗法，遭到了同是改革成員的蘇轍的反對，因為他擔心錢到了某些人手裡，必然亂用，而到了秋天，無法償還債務，官府需要催討，會出現賣地還錢的現象，反而害了老百姓。
到了第二年春天，京東轉運司的王廣淵上奏王安石，當地老百姓沒有買種子的錢，向富戶借貸，利息竟然達到了翻倍的程度，請求放開當地州府的50萬貫錢，給農民提供低息貸款。
此時，王安石決定推行青苗法。先在河北、京東、淮南地區做實驗，然後再推廣到全國。
此外，王安石還推行了均輸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農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改革，涵蓋農業、物價、稅收、後勤、民兵、禁軍、徭役等方面。
改革的效果也是非常顯著的。國庫收入達到了五千萬貫的盈餘，穀物、布匹達到了兩千八百萬石、匹，可支二十年之用。
時光到了1074年，如此成效顯著的變法卻被宋神宗突然叫停了，因為他看到了一副圖——《流民圖》。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新法推行這麼多年，老百姓竟然沒有過上好日子，還四處流浪，賣兒賣女。問題到底出在了哪裡？
一、新法推行過於急躁，這讓懶散習慣了的官吏們一時間手忙腳亂，不知所措。蘇軾反對新法，是發對新法推行的過於操切，他說仁宗“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太銳。”因為他講究“法因事則成，事有漸則民不驚”。
二、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始終充斥著黨爭。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把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全部趕出了京城，司馬光在家裡賦閒十六年，用來編寫《資治通鑑》。
本著優待士大夫的國策，宋神宗不會隨便誅殺反對派，最好的辦法就是貶出京城。這些被貶到地方任職的官員，依然沒有想通，依然詆譭新法。這就造成了整個官僚體系的斷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往往把好事做壞。
三、王安石啟用的新人並不可靠。像曾布，曾鞏的弟弟，本是一小吏，只因支持王安石，被神宗三天之內提升至變法的核心機構——制置三司任職。像呂惠卿，原本是集賢殿的一名校官，只因為說了幾句新法的好處，便被王安石破格提拔。而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後，呂惠卿卻排除異己，擅自更改新法。
這都說明王安石用人不明。
而在基層任職的官吏，為了做出政績，在災害之年，強行向災民借貸種子錢，導致災民無法還清貸款，被逼賣地賣子。
推行市易法、均輸法的地方官吏，把批發、零售的業務全部握在手中，以權謀私，魚肉大小商販。
執法隊伍的魚龍混雜，導致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紕漏百出，民怨沸騰。而民眾的不滿又直接對準了王安石。
在王安石二次罷相之後，哲宗繼位，司馬光、文彥博等守舊派大肆反撲，新法徹底失敗。53年以後，金兵攻破汴梁，北宋滅亡。
任何改革，都要講究循序漸進，都要先刷新吏治，方能推行。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在吏治上。而雍正改革、張居正改革無不是在打通中央到地方的官場阻礙的情形下才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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