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的发生，是处于怎样的社会环境下呢？
武昌起义的前夕，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清政府的无能滋生了各种矛盾并不断激化，逼迫得百姓们持续不断的做反抗活动，再加上当时留学海外返国后的学子们因为深受西方教育影响，在思想上的开放创新使得他们意识到如今的中国需要改变，那么就得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所以开始不断的发动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在于清政府在对待问题上，不能疏通解决，选择堵式方法面对，然而却无法意识到枪杆上的威慑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政权了。
导火线“预备立宪”
1905年，日本这样的小国因为“君主立宪”的制度得以战胜“专制大国”俄国，给清廷上下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震动，使得国内在主观上普遍认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国战胜如俄国这样的大国，乃立宪方能战胜于专制。
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自从义和团运动后，全国各地的民众起义此伏彼起，民主的思想已经开始广泛的在全国传播，反清的呼吁已经掀起了很大的热潮。清政府为了平息众怒，决定推行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制度的消息推出，使得民众期待新事物能给他们带来福利而选择妥协观望，而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则企图通过立宪分得一点权力开始呼应；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义士清醒的意识到清政府之所以立宪只不过为了压抑革命，然而因为民众受到清廷所释放的一时甜头妥协而得不到普遍群众基础的支持而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唯有以辩论的形式表示不满。或如吴樾孤身以生命做代价来进行阻止。
至于当时的列强眼见中国因为派系的斗争能够使得中国无法致力阻止它们在中国的强取利益，故也热衷的支持民众争取他们的权益，以此转移矛盾，披上他们民主的外衣，能够更好的维持它们的殖民利益。
而清政府之所以愿意推行君主立宪，在于当时以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在赴欧洲考察宪政回国后指出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故上书建议进行“立宪。
而且还可以以为立宪的准备，效仿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的先例做样子设立预备年限拖延时间。故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
立宪若是成功的话，或许今日的紫禁城还坐着爱新觉罗家的皇帝。然而，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想着让马儿跑又不想让吃草的想法继续蒙蔽群众，他们却没意识到自己就有如他们祖宗入关时所面对大明早已经腐朽的官老爷了。
立宪的消息使得海内外掀起一边热潮，纷纷响应。可是这终究是一场骗局。
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其中十四条彰显了君权至上，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召集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决定司法权等权力，可以说军政大权皆由君主一人说了算，议院不得干预。还有皇族人员更是可依着特权逃避应有的法律制裁。随着这份《大纲》的宣布，世人看清了清廷欲借宪政之名，实乃集权之事的真面目。
随着慈禧、光绪的离世，溥仪的生父载沣成为清廷最高的统治者；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
随后的几年都因为立宪之事争论不休。
1911年5月，摄政王载沣废除军机处，组成新内阁。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汉族官员占4人，蒙古旗人1个，满人占了8个，而在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这也使得当时人们讽刺此为”皇族内阁“，君权的延续。至此，清政府假借立宪以此来获得集权，蒙骗国人的把戏，完全的暴露了，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朝廷失去民众的信任，革命的火苗在”预备立宪“的燃烧下，此次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这样的情况，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促其筹组“责任内阁”，企图挽救，然为时已晚。
昏招百出致使“保路运动”
1911年5月9日，国库空虚的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各地区的革命党，在盛宣怀的策动下，既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而当时四川修筑铁路的费用是来自当地的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不但收回了路权，而且还不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并且随后卖给了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此举因此招致了全国各阶层的反对，尤其是四川地区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邓孝可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罗纶起草文书，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
清廷申谕严饬，将王人文革职。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以此威迫民众解散各处保路运动的组织。眼见清政府卖国求荣不止，还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激起了广大人民心中的更大怒火，以四川人民更甚，民众开始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
1911年荣县更是宣告独立，使得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荣县也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
眼见起义之事越演越烈，四川当地的清兵开始撑不住了，向中央告急。清政府见状为了扑灭四川的叛乱，调急湖北新军入川平乱，此举也造成了湖北的防御减弱，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可乘之机。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因为互不服彼此，找来了同盟会来主持这一事件，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共同联合反清。
9月24日，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打草惊蛇，使得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因为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引得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造成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面对戒备森严得武昌城，各路革命义士无法取得联络，决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夜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仓促起事的起义军两次发起进攻，最终在黎明前占领了武昌城。
星星之火可为燎原，武昌首义，各省民众纷纷起义响应。
在这次起义事件中，同盟会的宋教仁与黄兴因为孙中山的反对，无法前来参加。孙中山之所以反对，在于他认为：“武昌处于四战之地，水陆交通发达，容易遭受清兵调受重兵包围，不如选择在广州起事，一旦事成，可以广州为根据地，不成，则可以依靠海路远逃海外。
武昌起义的主要原因在于清廷无法处理好内阁问题，造成满汉矛盾加深，将大部分支持立宪派人士与地方官僚人员推向了革命阵营。
漏洞百出的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清廷的猪队友，本来武汉是张之洞练新军的重点之地，实力可谓雄厚。然而湖广总督瑞澄在获得革命党人名册之时，发现上面有许多军人的姓名，当时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就曾建议效仿曹操烧掉手下与袁绍私通的来往书信的例子以安人心，但师爷张梅生力劝按名捕之，瑞澄听张的意见，很快抓获三十二人，诛杀三人。造成军心骚动，引得大批的新军士兵投向起义军的阵营，武昌起义也正因为新军的加入方才得以成功。
据记载曹汝霖说：“武昌兵变，由于中央集中军权之后，引用士官出身之军官与北洋将领遂分派别，有新旧之分。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澄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澄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
武昌起义的成功意味着大清王朝的气数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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