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現代佛教學術叢刊》據房琯（697～763）碑文，僧璨未出家時磊落不羈，有維摩居士風。年約四十，見慧可於舒州皖公山，乞懺悔而得法，慧可為剃髮並以授僧璨之名。僧璨身患風疾，初見慧可時，可問曰︰‘你是個大風患人，見我會有什麼好處？’璨答︰‘我身雖患風疾，但“患人心與和上心無別”。’於是深得慧可讚賞。這和後來六祖慧能答五祖弘忍的‘獦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極為相似；同時兩人都先以白衣身得法而後出家受戒，也極體現出達磨禪重精神而不重形式的一大特色。
僧璨得法受具後，隨侍慧可數年，風疾痊癒，唯發不復黑，時人稱為‘赤頭璨’。579年，北周漸復佛教，可回鄴都，璨仍隱居於皖公山與司空山。592年，十三歲的沙彌道信見僧璨。《景德傳燈錄》關於兩人問答的話記載如下︰‘（道信）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僧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這段問答精神，和慧可乞安心，僧璨乞懺悔是一脈相通的。
604年，僧璨與同門寶月、神定南遊羅浮，囑道信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道信也南下江西廬山而轉雙峰，樹起東山法門的先驅旗幟。606年，僧璨北返故山月餘而寂，‘道信奔自雙峰，領徒數百，葬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得法於大師’（房琯碑文）。由於他們兩人授受之間過於隱秘，雖有隋代文豪薛道衡（540～609）與唐·法琳為之傳制立碑（見《歷代法寶記》和《寶林傳》），而道宣的《高僧傳》卻沒有為之立傳，並說慧可是︰‘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這就是後人懷疑僧璨是否有其人的原因。
《楞伽師資記》稱僧璨‘肅然靜坐，不出文記，秘不說法’；然不妨礙他唱出達磨禪的《信心銘》的傑作。這篇詩銘吸取了楞伽、般若、華嚴、涅槃的精要，從實踐生活中表現了禪的精神，成為後來禪家學者的語錄公案、頌古評唱取之不竭的源泉，可說是禪家文學之極唱。
《信心銘》以四言有韻詩的形式，凡一四六句、五八四字而構成。冒頭兩句是︰‘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這裡揭示出禪者的最大信心，肯定了禪的理論和實踐的最大前提。達磨禪是建築在般若的‘緣生性空’的認識論上，對自然的、社會的、生理的、心理的一切境物，不是否定它而是以最高的理智透過它，以性空的‘如’來統一它，即是把客觀的、主觀的心與境，統一於必然的規律與普遍的真理‘如’之中；所謂‘心若不異，萬法一如’。這‘如’，在事物稱法性，在精神稱佛性，透過理智的反映總稱之為‘真心’；而僧璨名之曰‘至道’。這種皆如的至道，在一切境物上現成存在，所以稱‘無難’；但一落於主觀偏執的‘揀擇’，便不能反映境物的真相，所以說‘唯嫌揀擇’。
禪的真實功夫，僧璨切實指出︰‘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一切境物的本身是最真實不過的了，只要偏執的主觀妄念不生，自然是‘萬法無咎’。但是‘息見’的功夫不是關門靜坐，是從實際豐富生活實踐中來克服它︰落於前者的被斥之為‘不識玄旨，徒勞念靜’的死漢；屬於後者的則被贊為‘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的有力大人，這種積極精神，在慧可的‘即事不牽’和‘從事上解脫者氣力壯’的法語中已透露出消息，僧璨繼承了這精神而發揮得更澈底了。所以中國的禪的思想是富有生活戰鬥精神的。同時，《信心銘》中還頌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華嚴法界緣起思想，這給與後來禪與華嚴兩系思想交流融合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摘錄自《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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