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抑武”制度保障，保障皇帝的安全，文人從此登上舞臺

今日看點：宋朝的“抑武”制度保障，保障

皇帝的安全，文人從此登上舞臺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一雪前史，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宋朝的“抑武”制度保障。太宗朝時就派忠心之士去監軍，體現了他對兵權問題的極度關切。可是，這不是治本之策。此類深具個性的手段，在深宮中長大的子孫們若掌握不好，那是要“移國祚”的。建立制度，才能長期保證皇權的安全。太宗朝正是制度建設最重要時期。他大體完成了地方兵權上收中央的過程，又為皇帝掌控中央之兵權奠定了基礎。

趙光義墓碑發掘

地方兵權，在宋初仍由藩鎮掌握。當時全國各藩鎮的實力，相對中央軍來說，已顯弱勢，若以個別藩鎮的力量，在時局混亂時勉強有割據稱雄的可能，但通常情況下，已不可能對中央形成致命的威脅。正是在這種時勢之下，宋太祖才得以較順利地解決藩鎮問題，而太宗所要做的，則是徹底根絕藩鎮對抗中央的可能，甚至連乘亂興兵的可能，都要杜絕。在太祖朝，除了針對“人”—即改易節度使人選，換上朝廷信任的、易於控制的人選，也開始針對“藩鎮”一職的權力做出普遍調整。譬如收藩鎮精兵歸中央，派出新進武將任都部署、都鈐轄掌領地方軍隊，派專官代藩鎮管理地方財政。如此逐漸削奪藩鎮之權以弱其力，其過程自太祖朝延續到太宗朝。使它消亡的關鍵一步，由太宗踏出。

太祖趙匡胤

太平興國元年，知懷州（今河南沁陽市）的高保寅因與上級河陽節度使（駐孟州）趙普不和，乞罷節鎮領支郡（指節度使所駐州以外，他下轄的其他州）之制。太宗與趙普之間，仇隙既未彌縫，削藩又是太宗素來關切之事，故而這個提議正中太宗下懷。次年八月，即令懷州直隸於中央。同月，虢州（今河南靈寶市）刺史許昌裔訴其上級保平節度使（駐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西北）杜審進為政多有闕失，太宗使右拾遺李瀚審理。該年八月李瀚上言，藩鎮使親吏（即心腹之吏）掌支郡之關市，阻滯商賈流動，建議廢除藩鎮領支郡之制。太宗未因母舅杜審進之故而手軟，突然下詔，令天下節鎮所領支郡全部直屬中央。至此，節度使二百多年來領有支郡的歷史宣告結束。藩鎮與從前的支郡，於是處在一個層級上，這意味著藩鎮體系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虢州石硯

在太宗末年至真宗時，原先名存實亡的藩鎮，連名也不存了，節度使作為大州長官的地位，已被中央普遍委任的知府、知州所替代，完全成為一種虛銜。中央收地方兵權的工作也算完成了。此後地方之軍政，一州則委之知州，一路則委之經略安撫使。經略安撫使和州官，多數以文官擔任。以文官制武人，更具安全性。

檀淵之盟

兵權的另一個方面，是針對中央軍事機構，即改革樞密院和三衙（即管理禁軍的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中唐以後，樞密院多以宦官、武將為長官，晚唐五代樞密院與禁軍主管部門職責分劃不明。禁軍主管部門的軍令，對禁軍是有效的，而它和樞密院又可以直接統領大兵出征，前者造就了趙匡胤，後者給郭威以機會。地方兵權上收中央，若中央軍事機構繼續強勢，這改革，豈非增加了皇朝的危險，起了反面的作用？所以收兵權要落實到另一個層面，即收樞密院、三衙之兵權歸於皇帝。兵權方面，中央集權、皇帝專制並行。解決方案，是將中央軍權兩分，相關的政策有三點。

趙匡胤

一是徹底劃清兩者的權力界限，樞密院只有發兵權，三衙只有管軍權。如果沒有樞密院的指令，無權調動軍隊，軍隊人事權也在樞密院控制中。這樣，三衙控制了軍隊核心的權力，但這種權力是靜態的；樞密院控制了讓軍隊動起來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又是在外圍，兩者互相制約。

現代仿宋軍

二是對於主要的三衙長官嚴格控制。宋初外放管軍宿將做節度使，就是要增強皇帝對三衙的控制，可見三衙的威脅，比節度使還要嚴重。而後，除了取消三衙發兵權之外，還收走了三衙長官領兵出征的權力。這些最高級的武將，居然不能帶兵出征，這是很奇怪的，但從“防範”的角度來看，又不難理解。

宋軍（現代）

三是讓樞密院成為文人掌握的機構。宋代樞密院主要官員一直是以文臣為主，自太祖朝起，除少數皇帝親吏出身者，極少用武將任樞密院主要官員。太宗朝以後，由慣例發展為制度。大約在宋仁宗以後，非文官而入主樞院幾成禁忌。神宗改制後，更禁絕武臣入二府。以文制武的理念貫徹到軍令部門，文官系統在宋皇朝可謂是無所不至了。

宋朝文官

總結

針對中央軍事部門的所有制度建設，關鍵是兵權在相關機構間的重新分配。其主旨絕不在於讓宋代的皇帝比五代皇帝對軍政的涉入更深，而是不讓某個機構可以完全掌握整個軍事行動的各步驟。軍權被打得很散，從軍事準備到最終的軍事行動，以及軍隊的人事管理，由幾個不同的機構分管不同的環節，若缺其中一環，其他分享軍事權力的機構，就不能有所作為。皇帝從某些軍人、某些機構那裡“收”來的兵權，最終還是要放出去的。所以，“收兵權”要從對皇帝的安全，從皇帝居中控御、協調幾個機構的行動來看，而不是皇帝直接包攬權力。但從效果上來看，居中控御確實近似於皇帝親自掌握一切權力。武人的氣焰被打下去了，這意味著宋初政治完成了重大的轉型，在五代始終扮演配角的文人，成了皇帝的倚靠對象和共治者。但這並不是武人勢力下降襯托出文人勢力上升的天平式的自然過程，而是刻意強化文治，同時進行抑武、崇文雙重政策的結果。文治的建設，也正是在太宗朝強力推進，終使宋朝成為文官地位最高、文武分途最徹底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