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朝代。他的面積幾乎是中國曆朝歷代最小的，最大的時候也不足400萬平方公里，當時他並不是東亞最大的國家，當時最大國家是他的對手、敵人、甚至一度是朋友的遼國，再往後是導致遼和北宋滅亡了的金，再其次就是把整個宋朝和金都滅亡了的蒙古。宋朝幾乎從一誕生就生存在一個危機四伏的環境中，北方有遼虎視眈眈，西面有西夏在那裡經常搗亂，南面有交趾（越南）時不時弄出個動靜，進入宋朝的邊境打砸搶。“髒唐亂宋”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的標籤緊緊地貼在了宋朝的身上。但宋朝又是一箇中國曆史上幾乎最繁華、最富庶的朝代，都城開封鼎盛之時人口達百萬之眾，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宋朝興盛發達的最生動的寫照。宋朝的民眾生活在一個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相對文明、負擔相對輕鬆的環境中，才創造了宋朝當時冠絕世界、令周邊國家垂涎欲滴的繁華。這既是一個創立了中國歷史上與唐詩並峙的另一個文學高峰——宋詞的朝代，也是一個創造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三大發明的年代，更是一箇中國古代歷史上科技最出色、最優秀的年代，中國歷史上後期所有的偉大的科技成就幾乎都有宋朝的影子，都指向有宋一朝。但這確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唏噓不已的一個朝代，坐擁當時最強大的文明、最令人豔羨的財富、最有名的文臣武將，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許許多多的恥辱，兩次被蠻夷之人所滅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非常奇葩的朝代。
不得不承認， 趙匡胤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不管是跟隨柴榮時候的鞍前馬後、屢立戰功，成為柴榮最信任的手下，還是柴榮死後被黃袍加身擁立為皇帝，成為宋朝的始祖，他始終都是一個清醒的人。也正是他這種超越了朝代的清醒，害怕後世再出現像他這樣手握重兵而黃袍加身的顛覆者，一開始趙匡胤就為宋朝確定了揚文抑武、三權分立的基本國策和互相牽制、互相制約、防止一人獨大、一人專權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宋朝，至少直到北宋末期，皇帝都是不能為所欲為的。皇權、政權、軍權、財權相互制衡。趙匡胤當時相中了一個盛東西的好看的籃子，想買一個，弄了一個多月都沒被批下來，被宰相趙普所批死，由此可見一斑。在北宋，大臣指責皇帝、甚至頂撞皇帝都是常有的事，但幾乎沒有人因此而有被殺的風險，因為殺士在北宋幾乎就是一個被禁止的事件，而宋朝的皇帝一直到宋徽宗時期都沒出現一個嗜殺成性的人，大多數都溫良謙恭，所以宋朝才有了“文人天堂”的美譽。但是在北宋，幾乎沒有一個武將有非常好的命運，沒有一個傑出的武將不鬱悶。從開國時候的曹彬、潘美，到後來的狄青、王韶，再到後來的種衡、王厚，直至到張俊、韓世忠，軍功越大幾乎結局越悲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制度的悲哀和歷史的悲哀。軍人有功而得不到應有的獎賞，軍人的血性時時被抑制，軍人的智謀經常被壓制，軍人一有大功便會迅速遭到貶斥。自毀長城這樣事件的頻發也就埋下了宋朝兩次敗亡的種子。所以，宋朝一開始就被深深地刻上了趙匡胤的烙印。如果有宋一代的皇帝都有他們老祖宗的英明神武也許這是一套非常完美的制度。但是，任何制度的執行力在長期的執行中都會被打折扣，都會變形、走樣而改變其初衷，這是趙匡胤無法想到的，更是他無法左右的。
宋朝特別是北宋是一個星光閃爍的朝代。其有名的歷史人物在歷朝歷代中其綜合排位肯定都能位居前三。趙普、寇準、呂端、韓琦、范仲淹、王安石、包拯等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名臣，歐陽修、司馬光、蘇軾、晏殊、蘇洵、蘇轍、朱熹、周敦頤、程頤、李清照、辛棄疾等等都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寥若晨星的人物，即使蔡京、童貫、秦檜這樣的奸佞在歷史上也登峰造極。但是掀開歷史的幕帷，我才發覺我們以前所認識到的其實根本就不是歷史，很多時候，我們把小說當成了歷史，把傳說當成了歷史，也把演義當成了歷史。但歷史的本真是什麼？歷史的本真是潘楊兩家的潘美根本不是奸臣，作為宋朝開國二號軍人、趙匡胤心腹的潘美，不論資歷、軍功還是能力都比本是北漢降將的楊繼業要強得多，陷害楊繼業根本就是一個子虛烏有的事件，而事件的始作俑者卻被演義淹沒在了真正的歷史中；作為中國歷史上名臣和剛直不阿忠臣代表的包拯其實根本就沒有那麼傳奇，白麵長鬚、風姿卓越的他則因為在做開封府尹時做了幾件為老百姓的好事而被人越傳越廣，越傳越神奇，究其原因就在於那個時代絕少有真正為老百姓著想的人，有上那麼一兩件就幾乎能讓老百姓感恩戴德一輩子、唸叨一輩子，乃至於越穿越神；對於范仲淹我原來就幾乎只知道他的《岳陽樓記》，但是他卻真真正正是有宋300年曆史上一個最完美的人，他的完美不但在於他的奮鬥史，也不但在於他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也不但在於他在西北邊境上締造的軍事傳奇以及卓越的執政能力，更在於他的操守、他的心胸、他的氣度。北宋時期，最讓人感嘆的兩個人一個是王安石，一個是宋神宗。前者，為了國家的富強、興盛推廣新法，可以說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面對著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和士大夫階層等既得利益者的瘋狂阻撓，嘔心瀝血，雖有不盡完美之處，卻依然彰顯著對國家深深的憂慮和發憤圖強的堅強意志，這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變法者。後者本應該成為一代明君、一個像漢武一樣有著雄才大略、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偉大皇帝，可惜夭折於性格中的一些懦弱和果敢的成分，讓他功虧一簣。而他離那一切只不過一步之遙，卻已經天涯兩隔。最讓我驚訝的則是司馬光。不可否認這是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其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鑑》讓他贏得了“千古兩司馬”的美譽，他的學識應該是曠絕古今的。但是讓我根本就沒想到的是，作為一個宰相級別的高官，為了本階層的利益，卻置國家的積弊和富強於不顧，置絕大多數基層民眾的利益而不顧，阻撓變法無所不用其極，打擊變法者無所不用其極，重新當政以後廢除新法的速度讓人瞠目結舌，割讓軍人浴血奮戰得來的河湟之地和增加歲銀連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他最大的貢獻則是讓北宋後期的黨爭進入白熱化，挖掘出了蔡京這樣的妖孽，從而埋下了宋朝滅亡的定時炸彈。而這，對於號稱當時宋朝最偉大歷史學家的人來說本應該是可以避免的，而沒有避免的原因，就在於私慾。當私慾超出了學識的時候，再偉大的作品都掩蓋不了人格的缺陷和歷史的狹隘。
北宋滅亡了。從宋徽宗時期哪怕有一個關鍵時候的正確選擇都不可能導致北宋滅亡。但是北宋卻滅亡得那樣讓人無語、那麼讓人悲痛欲絕、那麼讓人想罵祖宗、罵娘。北宋的滅亡不光拜蔡京、童貫、梁思成等“六大國賊”所賜，更拜宋徽宗的昏庸、風雅所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花石綱不但耗盡了宋朝的財富，也透支了宋朝的民意，同時養大養肥了一大批國家的蛀蟲。而受命於危難之際的宋欽宗本應該革除時弊、勵精圖治、選賢任能，卻一樣的膽小懦弱、優柔寡斷，是非不分，自毀長城，昏招迭出，北宋豈有不敗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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