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開始，我同表叔沈從文開始通信，積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約有了一兩百封。可惜在“文革”時，全給弄得沒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做一個這方面有趣的學術報告，現在卻不行。沈從文在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為他出的一本作品選中，他在自己的序言裡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現在九十年代了。這句傷感的預言並沒有應驗，他沒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讀者都紅光滿面長生不老。“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沈從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間卻正方興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說到“偉大”，不免部牽涉到太陽，甚至有時候連毫無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雖然它只是一點太陽反射過來的幽光。沈從文一點也不偉大，若是有人說沈從文偉大，那簡直是笑話。他從來沒有在“偉大”榮耀概念裡生活過一秒鐘。他說過：“我從來沒想過'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體聯繫起來的話，他不過是一顆星星，一顆不仰仗什麼而自己發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頭上加一個非常的形容詞的話，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慾望、工作和與人相處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狀態下運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麼平常。永遠向下，向人民流動，滋養生靈，長年累月生髮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結出從容的豐碩果實。
在密鑼緊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寫給表嬸的家書中就表示：“作家寫不出東西怎麼能怪共產黨呢？”（大意）這倒不是說他對黨的政策有深刻的認識和緊密關係，甚或是聰明的預見，他只不過是個文藝屬性濃密的人，寫不寫得好作品，他認為是每個人自己才情分內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這樣的一些話：“寫一輩子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寫不好才是怪事咧！”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門派了三個專家來找我，據說要向我請教，日本某張鈔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畫像，因為服飾制度上出現了懷疑，因此考慮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這樣，那張鈔票就可能要廢止了。這是個大事情，問起我，我沒有這個知識，我說幸好有位研究這方面的大專家長輩，我們可以去請教他。先徵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們便去他的家裡。
他很願意說說這方面的見解。
在他的客室裡請他欣賞帶來的圖片。
他仔細地翻了又翻，然後說：
“……既然這位太子在長安住過很久，人又年輕，那一定是很開心的了。青年人嘛！長安是很繁榮的，那麼買點外國服飾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樂那是有的，就好像現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褲趕時髦一樣。如果呈上接見或是盛典，他是會換上正統衣服的。
“敦煌壁畫上有穿黑白直條窄褲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進口褲子（至今意大利還有同樣直紋黑白道的衣裝）。不要因為服裝某些地方不統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會歷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你們這位皇太子是個新鮮活潑的人，在長安日子過得好，回日本後也捨不得把長安帶回的這些服飾丟掉，像我們今天的人留戀旅遊紀念品的愛好一樣……”
問題就釋然了，聽說那張鈔票今天還在使用。
那一次會面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還記得住的是，他跟大家還說了另外些話。
客人問起他的文學生活時，他也高興地說到正在研究服飾的經過，並且說：“……那也是很‘文學’的！”並且哈哈笑了起來——“我像寫小說那樣寫它們。”
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學作品。
黃永玉
這幾十年來我們相處的時候，很少有機會談到學習改造，更不可能談到馬列主義。在我幾十年印象中，他跟馬列主義的關係好像不太大。有時侯他在報紙上發表有關自我改造的文章，未見表決心時總要提到“今後我一定要加強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也半信半疑了。我想，像我們這一類人，似乎是不太有資格談馬列主義……
沒想到，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學術研究上開創了一個好大的局面！用得這麼實在、這麼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學原理聯繫起來得出豐碩成果的竟然會是沈從文！
在那次談話快要結束時他說：“……我一生，從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學方面，我只讀他的書，交談得少，原因是漫長動盪的年月中沒有這種心情。我認為文學仍然是他內心深處的中心，他也不願接觸那處“痛感神經”。用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遊七。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贏得最後的微笑。
卡夫卡說過：“要客觀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
沈從文對待苦難的態度十分瀟灑。
“文革”高潮時，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我們各人吃著各人的“全餐”（西餐有開胃小菜，有場，有頭道菜、二道菜，有點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東堂子衚衕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裝著沒看到我，我們擦身而過。這一瞬間，他頭都不歪地說了四個字：“要從容啊！”
他是我的親人，是我的骨肉長輩，我們卻不敢停下來敘敘別情，交換交換痛苦；不能拉拉手，擁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場。
“要從容啊！”這幾個字包含了多少內情。也好像是家鄉土地通過他的嘴巴對我們兩代人的關照，叮嚀，鼓勵。
我們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學問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學生，和我們的關係十分親密，並且跟我同住一個院子。“文革”一開始，他嚇破了膽，一個下午，他緊張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門口，輕輕地、十分體貼地告訴我：“你要有心理準備，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發了！”
這個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麼事？我也不好再問他“你個狗日的，你到底揭發些什麼”？他是個非常善良的膽小鬼，他一定會把事情搞得顛三倒四。我恨不得給他臉上兩拳，可他身體不好，他禁不起……
我連忙跑去告訴表叔。
難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來，悄悄告訴我：“會，會，這人會這樣的。在昆明跑警報的時候，他過鄉里淺水河都怕，要個比他矮的同學背過去……”
日子松點的時候，我們見了面，能在家裡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說他每天在天安門歷史博物館掃女廁所。
“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說，有一天開鬥爭會的時候，有人把一張標語用糊糊刷在他的背上，鬥爭會完了，他揭下那張“打倒反共文人沈從文”的標語一看，他說：“那書法太不像話了，在我的背上貼這麼蹩腳的書法，真難為情！他原應該好好練一練的！”
有一次，我跟他從東城小羊宜賓衚衕走過，公共廁所裡有人一邊上廁所一邊吹笛子，吹的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說：“你聽，‘絃歌之聲不絕於耳’！”
時間過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寧幹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縣在解放軍監管下勞動了三年，我們有通信。他那個地方雖然名叫雙溪，有萬頃荷花，老人家身心的悽芳卻是可想而知的，他來信居然說：“這裡周圍都是荷花，燦爛極了，你若來……”我怎麼能來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詞來，回他的信時順便寫下那半闊：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我不動許多愁。
在雙溪，身邊無仟何參考，僅憑記憶，他完成了二十一萬字的服裝史。
他那種寂寞的振作，真為受苦的讀書人爭氣！
錢鍾書先生，我們同住在一個大院子裡，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談到表叔時說：“你別看從文這人微笑溫和，文雅委婉，他不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表叔桌子上有臺陳舊破爛的收音機，每天工作開始他便打開這架一點具體聲音都沒有隻會吵鬧的東西。他利用這種聲音做屏障隔開周圍的煩囂進行工作。
他是達.芬奇類型的人。一個小學甚至沒有畢業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從哪裡來的？我想來想去，始終得不到準確結論，賴著臉皮說，我們故鄉山水的影響吧。
對音樂的理解，這是個奇蹟。
托爾斯泰有過對音樂的妙論：“音樂令人產生從未有過的回憶。”美，但不中肯。
表叔說：“音樂，時間和空間的關係！”
這是個準確定律。是他三十多年前說過的話。
他喜歡莫扎特，喜歡巴赫，從中也提到青樂結構……
他真是個智者，他看不懂樂譜，可能簡譜也讀不清，你聽他談音樂，一套又一套，和音樂一樣好聽，發人聰明。
他說：“美，不免令人心酸！”
這，說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輩聶紺弩先生，因為他從來是個左派，幾十年來跟沈從文有著遠距離的敵視。六十年代初，紺青老人從東北勞改回來，從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作品選》，過了幾天，縱奇先生在我家肅穆地對我說：“我看了《丈夫》，對沈從文認識得太遲了。一個剛剛二十一歲的青年寫出中國農民這麼創痕淵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說過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悲哀'，那麼成熟的頭腦和技巧……”
我沒有把紺奇先生的話告訴表叔。我深深瞭解，他不會在乎多年對手的這種誠懇的稱讚，因為事情原本就是這樣的。
前兩年，我在表叔的陵園刻了一塊石碑，上頭寫著：
“一個土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
獻給他，也獻給各種“戰場”上的“士兵”，這是我們命定的、最好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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