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清明是一個向後看的日子，那就不妨向後看得遠一點，順道祭一下我們曾有的文化、精神和學者。
（陳丹青作品《清華國學院》，左起：講師李濟，教授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
往事已過去百年，如今重述，一是重示王國維先生“學無中西”之論，二是重溫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意，三是再次體會梁任公“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勇氣和坦蕩。
驀然回首
1925年，二月的北京依然寒冷。驟然成名的留美歸國青年學者胡適，當時已是北京大學文學院哲學教授、文科學長。
這天他受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的委託，將一封聘書送到赫赫有名的前清帝師、學者王國維的家中。胡適擔心王國維會猶豫，又將其拉上自己的專車，一路駛往清華園。
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國維見園內風景優美，校內頗具規模與秩序，遂有進清華的念頭。兩個月後，王國維舉家遷入清華園古月堂居住，就任國學院教授之職。以王國維當時學界的顯赫名聲，此舉立時引起不小的轟動。
（水木清華，被稱為清華園的“園中之園”）
清華學堂始建於1911年，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它一直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主要學習英文和歐美文化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相對薄弱。
1924年，清華學校正式啟動改辦大學計劃。1925年設立大學部，同年設立大學的第一個研究院——國學研究院。國學院一開，一時風雲際會，使得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四位學術大家齊聚清華園。
他們就是被後世譽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
與王國維不同，時年五十三歲的梁啟超，接到清華大學的聘書後，極其痛快地答應了。
此時的梁任公已不復當年“公車上書”的書生血氣，且在革命的青年人看來思想已有保守之嫌。但他憑藉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中國現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歷史研究》等文史著作，已經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家的地位。
（梁啟超）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生於1873年，字卓如，號任公。17歲中舉，人稱神童。時康有為在廣州辦萬木草堂，“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梁聽了康“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的講學，幡然改弦更張，以康為師，倡言維新。當時康只是個秀才，於是出現了舉人拜秀才為師的歷史場景。
1896年梁啟超23歲，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任總主筆。報紙每期三四萬字，先後出版69期，鼓吹變法，一紙風行，高峰時每期銷1.7萬份，成為當時國內最受歡迎的報紙。
梁啟超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張大開總督衙門中門歡迎，規格直追迎朝廷欽差之禮。可見梁當時名氣之大。
1898年，百日維新敗後，康梁逃亡海外。作為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大儒康有為，終生在古、今文經學中打轉。而梁則“善變”，放眼世界後，文化、政治主張屢次改轍，自謂“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進入民國，經歷了張勳復辟，康有為的名字已然臭不可聞，但作為康門弟子，梁啟超卻在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中，仍能別開生面，自成一家。梁文觀點新穎，條理清晰，筆鋒常帶感情，別有一分魔力。
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之泰山，任公為北方學界之北斗”。任公即梁啟超，太炎就是人稱“章瘋子”的國學大師章炳麟。在王、梁兩位學術大家應聘之後，清華當然也想到了這位名蓋當時的國學大師。
然而章太炎素來與梁啟超有筆墨官司，而且曾公開反對甲骨文研究，而王國維正是以甲骨文研究聞名於世。因此得此禮聘，目空一切的章太炎“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上，以表決絕。“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風采的機會，清華園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但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收了三十八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難以應付。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推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三十四歲的哈佛大學哲學系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趙元任才情超群、知識廣博，有“漢語言學之父”之稱，校長曹雲祥欣然同意。
（左三為趙元任）
其實在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中，只有趙元任有博士學位。趙元任1910年赴美留學，先後獲得康奈爾大學學士學位和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王國維、梁啟超雖然沒有學位，但其學術地位早已為學界認同。因此這三位導師入園還算順利。
而最後登場的陳寅恪，入住清華園就頗費周折了。因為陳寅恪遊學歐美十幾載，竟沒有取得一個學位！但是他卻得到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位導師的聯合推薦。尤其是梁啟超，不遺餘力向曹雲祥舉薦陳寅恪。
校長曹雲祥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既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沒有。”曹說：“這就難了！”梁啟超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也算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以梁啟超的學術地位說出這樣對話，曹雲祥只好同意向陳寅恪發出邀請，然而陳寅恪此刻還在德國遊學。
（長沙時務學堂故址）
陳寅恪1890年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在清光緒年間曾任湖南巡撫，積極倡議新政，開辦時務學堂，推動新學。梁啟超正是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他與陳家世交，深知陳寅恪家學淵源。
1902年，陳寅恪隨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疾輟學回國，就讀上海復旦公學。從1910年開始，陳寅恪開始他長達十六年的海外遊學生涯。
陳寅恪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但陳寅恪一心求學，卻並不注重學位。十幾年竟然沒有取得一頂學士帽，更別說博士帽了。於是才發生了前面著名的“梁曹對”。
（陳寅恪與家人）
1926年，遊學歸來的陳寅恪正式接受清華國學院教授之職，參加第二學年的教學。從王、梁、趙三位導師聯袂舉薦，到以導師身份從容登上清華大學的講壇，這位沒有博士帽、沒有著作的青年教授的出場就預示其不凡的歷程。
光輝歲月
（1926年，清華國學院第一屆畢業生合影，研究院規定一年畢業。）
四大導師集齊，如今回想，得遇四位導師，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真是得到天大機緣。清華國學院導師的陣容在整個中國近代學術史上都是少有的盛況。
據國學院學生藍文徵回憶，陳寅恪私下非常幽默，有天興致上來，送了副對聯給同學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眾人聽了，先是一愣，待解其意，鬨堂大笑。
原來“南海聖人”是指出身廣東南海的康有為，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弟子，因此說大家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而王國維當過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的老師，所以國學院的同學們就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學少年”。
陳寅恪的課堂卻很不輕鬆，國學院的同學回憶，陳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種文字，講課每至入神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史料信手拈來，往往列舉幾十條史料，大家如墜霧裡，待先生突然拋出結論，大家回味良久，才大呼推論精妙。
陳寅恪的學術特質是極其重視史料的對比辯偽，在辨明史料的基礎上，往往發前人所未發，以觀點和史識取勝，其研究方法之紮實精深、史識之精妙新穎，令許多學者為之折服。這一特質在後來奠定其學術地位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家藏《陳寅恪全集》）
每當陳寅恪講課，聽講的不但有國學院的學生，還有教授。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清華中文系教授朱自清也來，連北大的教授都來聽講。因此一時陳寅恪有“教授中的教授”之譽。
陳寅恪雖然是梁啟超極力推薦，但在四位導師中與其最談得來的還是王囯維，兩人經常促膝長談。王國維死後，陳寅恪詩中回憶兩人談古論今的場景，“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
兩人可算是清華園的一幅奇景，王囯維不變的是前朝遺老的裝扮，而陳寅恪永遠是一襲藍布長衫，帶著厚厚的眼鏡，腋下夾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裡面是上課的講義和資料。
王國維雖是一副前朝遺老的打扮，但其實他可是中國現代蜚聲國際的傑出學者，在文史哲領域均有重大建樹，其學術生涯可謂跌宕起伏、光輝燦爛。
王國維，浙江海寧人，生於1877年，字靜安，號觀堂。自幼受舊式教育，喜史、詩、古文辭。年十六，舉秀才。甲午戰後，受時事刺激，嚮慕新學，1901年、1912年曾兩次東渡日本求學。1923年，為前清皇帝溥儀“南書房行走”。
（王國維）
王國維一生治學重點屢次改變，歷經哲學、教育、文學、史學、考古，在每一領域都建立起現代的治學方法，開闢出新的學術境界。其考據之縝密、史識之高明、境界之恢宏，為學界立起一座座里程碑。
究其原因，一是他對現代學術方法的自覺吸收和應用，他曾向學界呼籲：“今日最亟者，在援世界最進步之學問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並身體力行，翻譯了大量西方哲學、邏輯學、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的著作和知識，這使得他的治學方法通達而恢弘。
二是其學術視野寬廣，具有自覺融入國際學術潮流的意識，王國維認為：“異日發揚廣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王國維通德文、英文、日文，深受康德、叔本華影響。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
《紅樓夢評論》是我國第一篇吸收西方美學觀點的紅樓夢研究文章，它突破了點評、索引、考證等傳統形式，從美學價值這一角度對紅樓夢進行了深刻的闡述。
《人間詞話》更是中國詩學和美學的一部總結性著作，其自成體系的“境界說”深受學界的讚譽，也深深影響著後世。
（《人間詞話》手稿，國家圖書館藏）
王國維可謂一顆耀目的鑽石，每一面都閃爍著令人心旌搖曳的光彩。連曾經“公車上書”、遊歷歐美、笑傲一世的梁啟超也忍不住贊之曰“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自清末東學西漸，中國就有中學、西學之爭，維新大臣張之洞就曾提出“中體西用”的說法。簡而言之就是思想還是堅持中國傳統的思想，但是科技可以學習西方的科技。
而後來從北京大學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則打出用“重新評估，整理國故”的口號。可以說中西之爭從未中斷過。
王國維在1911年發表的《國學叢刊序》中大呼，“今之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無用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餘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相互推進。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
昨夜西風，獨上高樓。
王國維在清華執教的兩年中，儘管生活趨於平靜，但“仍時時以津園為念”，每至春節都要去天津覲見“皇帝”，還常為中國“有君無臣”而憂慮。
1927年，國民黨北伐節節勝利，勢如破竹，已經抵達河南，即將北渡黃河。湖南名儒葉德輝、王葆心被北伐軍殺害。王國維甚為憂懼，常與陳寅恪、吳宓議論應變之事。
6月1日，清華國學院第二屆學生畢業。在師生敘別會上，王、梁、陳、趙四位導師各入一席，新任清華校長梅貽琦等作陪，師生暢談別情。
梁啟超起立致辭，“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眾人紛紛贊同。會後，王國維雖陳寅恪至陳宅暢談至傍晚。
是晚，王國維還在家中批閱完了第三屆研究生的試卷，並會見了來訪的謝國楨等同學，相談甚歡。
六月二日早晨，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到研究院辦公，料理事務，還與同仁談及下一學期招生事宜。
隨後王國維獨自走出清華園，在校門口僱了一輛洋車，徑赴只有幾里地遠的頤和園。中午十一點時分，王國維躍入園內的昆明湖。
巡警與園丁聞聲馳救，但救起時王國維已氣絕身亡，身上只有一張寫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簡短遺書。
（王國維自沉處：頤和園魚藻軒）
一代大儒王國維沉湖而死，引起了清華師生和學界的巨大悲痛。同時，其自殺的謎團也引起各界猜測和議論。有悲觀哀時之說，有羅振玉逼債之說，一時傳聞四起。
王國維的遺體入葬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對其死因做了解釋和評價，成為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論斷，為天下士林所為矚目和重視。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自殺絕非起於私人恩怨或者經濟困窘，而是殉文化而死。
陳寅恪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則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陳認為，王國維是不忍看到即將衰亡的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劇結局，也是對當時混亂無序的時局的一種抗爭。
衣帶漸寬終不悔
王國維的離去，好像給剛剛建立兩年的清華國學院帶來了不詳的預兆。研究院四大支柱的另一根也岌岌可危——梁啟超的病情也越來越重。
1926年初梁患尿血癥，不顧親友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做了腎臟切除手術。不幸的是，由於醫生的疏忽，卻將原本健康的那顆腎臟當做有問題的切除了。
為梁啟超做手術的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由此更是大受質疑。梁啟超的學生陳源、徐志摩忍不住透過媒體向協和醫院替師問罪，梁啟超問訊立即加以制止。
梁啟超認為西醫就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就是維護科學，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支撐病體寫下《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我盼望社會上，不要借我這回事，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1928年6月底，梁任公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迴天津養病。
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軍，攻佔北京，北洋政府徹底宣告覆滅，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8月，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
1929年1月19日，一代豪傑梁啟超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六歲。
1929年7月，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宣告結束，四大導師只剩下陳寅恪堅守清華園，成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中文系的合聘教授。
望盡天涯路
王國維死後，清華國學院師生為紀念這位導師，募款修造了一座紀念碑，1929年6月，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碑文是陳寅恪教授所撰，語意深長，為一時之傑作。
（清華園內王國維紀念碑）
其文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其實陳寅恪一生的著述和研究的視野，都“繫於民族的盛衰、學術的興亡”，並一生不失其學統和風骨。陳寅恪曾說，“我一生的思想，我的主張，都在王國維紀念碑的碑文中。”
1.《傅斯年與陳寅恪》，嶽南著。
2.《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陸建東著。
3.《重返五四現場》，葉曙明著。
4.《王國維全集》第一卷。
閱讀更多 皮皮地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