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福州城市地名空間政治變遷研究

【關鍵詞】城市地名; 空間政治; 變遷規律; 批判地名學; 福州市

地名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實體的專有名稱，是一種語言符號系統，蘊含著豐富自然與人文信息。地名作為指稱個體地域的一種符號，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社會經濟交往的重要媒介，因此往往需要國家通過法律、法規加以認可與規範使用，進而成為一種官方的符號體系。用官方符號命名地域個體，就產生了地名的空間政治，即透過地名探討政治的地域佈局，政治與地理各要素之間的互動、衝突與影響。官方則藉由地名傳播其執政理念、標榜其認可的價值取向，從而實現社會秩序的建構或重構。城市地名較一般地名而言具有更微觀、變化更迅捷，更受時代發展與不同社會階層意識形態影響的特點，使之成為不同階層意識形態群體在城市文本上角逐時普遍採用的手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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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1.1 符號權力理論與政治符號

布迪厄的符號權力理論認為符號不僅是知識與溝通的工具，符號產生以後，反過來會強化和塑造現實的社會秩序。當符號的“所指”涉及政治生活的某個方面，或者攜帶某種政治信息時，就成為政治符號。政治符號除作為傳遞政治信息、表達政治情感、思想和信仰的媒介外，還是國家統治的權力技術。政治符號可分為語言類，如法律、口號、 文本等；物質類，如雕塑、公共建築、服飾、徽章等；動作類，如儀式、集會；景觀類，紀念性公園、街區等。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通常將政治統治置換為符號統治，來獲得社會不同階層的認同以達到政治教化的目的。在政黨爭取其政治統治合法化過程中亦將政治鬥爭轉化為符號鬥爭，經過武裝鬥爭贏得的統治資本置換為符號資本，物質的暴力置換為符號的強迫接受或潛移默化等。

1. 2 批判地名學

藉由地理學中的空間、地方和景觀三個核心概念的批判論思維，批判地名學形成三個研究取向。(1) 政治符號: 以城市紀念性街區地名為研究對象，從地名符號所蘊含的價值取向、社會規範和政治理念的視角探討地方命名與政治權利的關係。(2) 社會正義與符號抵制：從社會政治層面來看，則是支配團體與反支配團體針對地名符號象徵意涵的對抗；從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則是地名商品化後誰有權利命名諸如廣場、車站、公園等公共空間。( 3) 治理研究分為治理辨識系統研究和量化空間研究兩個研究方向，前者通過地名的空間辨識功能構建社會與空間上的“自我”和“他人”；後者通過量化( 被更名的) 地名在空間分佈格局，展現不同政權所控制地域範圍的變遷，不同階層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政治文化空間的趨同或求異格局等。

1. 3 國內外地名研究進展

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是傳統地名學研究階段，主要從語源學和分類學角度出發採用描述性方法探討了地名在記錄語言變遷，人類聚落擴散等人文、自然事物分佈演變等方面上的歷史價值。隨著歐美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地名在認知、塑造日常生活環境、重構社會認同方面的重要性愈發受到重視。80 年代西方地名學研究開始引入空間批判的概念與方法，由關注地名本身轉向關注地名命名的政治、經濟價值，地名在景觀中的文化符號特徵。因此批判地名學研究主要關注：多種族混居地區命名權力的博弈；政治紀念性街名；地名商品化與消費；政權變更背景下地名對民眾地方感、地方記憶重構；殖民時期地名對被殖民者故土情感的維繫等。此外，藉助居民的地名感知及其差異來協調人地關係，促進當地生態可持續管理、優化景觀佈局；通過對旅遊景點的合理命名來減少遊客破壞文物行為等的應用型研究也相應開展。在國內，90 年代後 GIS 空間分析技術與統計學方法的引入使我國的地名研究由傳統的詮釋釋法和歷史考證轉向定量分析；在地名管理方面開始關注到：地名文化價值的質性分析與定量評估體系建立；市場經濟、快速城鎮化背景下我國地名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其對策，以及地名命名權與民主管理問題。目前已有學者引入批判視角分別對廣州地鐵與臺灣城市街道 的命名進行了相關研究，揭開批判地名學在我國的研究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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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城市形態變遷歷史概況

福州，福建省會城市。地處閩江下游，東臨臺灣海峽，依山、傍水、濱海，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是一座擁有 2200 多年曆史的古城，是我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工商業城市。福州之名始於唐開元十三年( 711) ，“因州西北福山得名”。福州城發祥於漢冶城，經歷晉子城、唐羅城、宋外城、明清府城的幾次擴建，形成明清前“三山鼎立、兩塔對峙”的分佈格局( 圖 1) 。福州城市功能分區明確，城垣內主要居住官宦、士大夫與士兵階層，是政治、文化與軍事中心；城牆之外，沿著城市中軸線不斷向南移動，在臺江、倉山一帶形成商業經濟區與農、工、商業階層居住區( 圖 1) 。明清以來宦官階層儒商並重，民間重商的社會文化風氣，更使傳統的“士農工商”社會階層結構錯動，工商階層進入社會主流群體。鴉片戰爭後，福州對外開埠，西方文化傳入，開啟福州城市近代化進程，郊縣人口向城區彙集。市政建設，職業與社會階層，市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性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福州港的擴大開放不斷鞏固了臺江區作為福州商業經濟中心的地位，加劇了“城”與“市”的功能空間分離。城市功能分區基本穩定為鼓樓政治行政區、臺江商業貿易區和倉山殖民租界區、郊區馬尾近代軍事船舶工業區。

民國 35 年( 1946 年) 元旦福州市正式成立，下轄鼓樓、大根、小橋、臺江、倉山 5 區，人口 30 萬，街路、坊巷 1751 條。1949 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 編制了一系列城市規劃方案，城市建設、社會大生產有計劃、按步驟開展。1978 年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單位制”解體，社會組織方式與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城市建設引入市場資本要素，在“區位地價級差機制”下，房地產業推動城市地域範圍迅速擴張，城市功能空間置換。1996 年以後市轄區範圍穩定為鼓樓、臺江、倉山、晉安和馬尾五個區。目前，福州建成區面積 248km²，人 口 302. 80 萬，主城區現轄 4 區、42 個街道鄉鎮和 442 個村( 居) 委會，數千條街巷、里弄、道路，即三環線以內的範圍( 圖 2) 。但隨著舊城區改造和新城區擴建，道路與居民點的數量及其地名均不斷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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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收集整理《福州地名錄》、《福州地名志》中所涉及的近代以來福州主城區的街、路、 道、橋、坊、裡、弄、鋪、境、社等城市道路與聚落地名，共計 4986 條( 部分重名) 。操作過程: (1) 參閱相關福州地方誌書與解放以來若干年份福州城市規劃文件等提煉各地名相應屬性字段( 命名緣由、出現時間、持續時間、詞義與用字演變、所指地物及其周邊環境屬性等) ；(2) 矢量化《福州市區地圖》，《福建歷史地圖冊》中福州歷代城池、政區、交通地圖，生成相應的點狀建築、街口、居民點，線狀交通、聚落、水系、岸線；面狀島洲、城池、政區等地物圖層，並將屬性數據輸入於各圖層中，生成地名數據庫；(3) 利用 ArcGIS10. 2 製圖功能對地名空間數據進行分類、統計及其分佈格局的可視化展示。文章地名來歷出處未給予說明的均來源於《福州地名錄》與《福州市地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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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歷史時期福州城市地名空間政治

4. 1 清末( 1840 － 1911) ：地名象徵意下的平民與特權階層空間政治競爭

研究蒐集到保留至清末的福州主城區地名 604 條，過半數保留至今，地名類型分佈及其生存狀態 ( 表 1、2) 。相對位置、機構建築、宗教事物類地名數量之和約佔半數。例如總督口、南甕城、學衙前、貢院埕、東珠媽廟等，這與福州歷來作為全省的政治、 文化、軍事中心相呼應。而這些帶有封建色彩的地名隨政治制度變更、社會階層的變遷、民主觀念的普及，首當其衝被變更或忘卻。保留下來的多為( 自然) 景觀類、( 世俗) 經濟事物類、吉祥願景類、 ( 普適) 政德教化類，反映出福州城市由古都文化向近現代的市民文化轉變的歷史過程。臺江區與倉山區的地名變動幅度遠小於鼓樓區，臺江區以經濟事物類為主，倉山區以景觀類為主，而鼓樓區的地名多體現執政階層的意識形態。清末，福州開埠，成為國內三大茶市和三大木材市場之一，對外貿易空前高漲，工商專業街和會館應運而生，並且出現了以這些商業機構或買賣物品命名的街巷地名。例如閩縣的篦梳巷、錦巷、織緞巷等；臺江的霞( 蝦) 浦街、鑄錦街；上下杭的延平巷( 延平會館) 、福清巷 ( 福清會館) 等。從臺江與鼓樓以“鋪”( 指店鋪) 作為通名的地名數量比為 10∶ 1，而以機構建築命名的比為 1∶ 15，可見老城區鮮明的政治性格和臺江區突出的商業性格。

清末老城區( 主要位於鼓樓區) 的範圍較前期變化較小，只變更了局部行政區劃。以城區中軸線南街為界，東屬閩縣，西屬侯官縣，各下轄 4 坊和 80 個統鋪。

清末福州保留了 11 個含“營”的地名( 現存 8 個) ，營即軍營，軍隊駐紮的地方或者與軍隊相關的地方，例如化民營、蒙古營和劉老營等。清末，在城內外仍居住著約 8000 的滿清權貴與軍人，地名上多用“營”“旗”字以與漢人居住場所區別開，今旗汛口即當時的清兵營大門。“八旗子弟”在福州城內養尊處優，以玩畫眉鳥為樂，民間把被旗人霸佔的護閩營( 今化民營) 鄙稱為“畫眉營”。

福州漢人官宦與士大夫階層世代居住於“三坊七巷”( “三坊”指衣錦坊、文儒坊和光祿坊；“七巷”指楊橋巷、郎官巷、塔巷、黃巷、安民巷、宮巷和吉庇巷，楊橋巷已擴建改稱楊橋路) 的傳統從西晉末保留至清末民初。社會精英階層聚集於此使得該片區內的地名較為高雅且富政治色彩。例如安民巷， 因唐代農民起義軍黃巢入閩時，到此巷即告示安民而得名；光祿坊因宋時光祿大夫程師孟知福州時，鐫的“光祿吟臺”四字而得名。

宗教在封建社會往往被統治者視為一種政治手段以維繫社會道德秩序，並樂衷於加封民間各類神靈。本研究共收集到清末福州主城區內各類宗 教場所、建築 74 處，其中教堂 3 處，以宗教事物命名 的地名 64 條，佔總數的 10. 6% ，散佈於城內各處，以南門東、西兩側最為集中( 圖 3) 。明清後僧道自謀生路，融入世俗，具有貿易性質的廟會應運而生，吸引商販聚集於此，其周邊街坊多以寺廟命名，以提高知名度。例如著名的華林寺周邊的華林坊，華林巷等聚落。而與“白馬王”( 閩粵王的第三子) 有關的地名最具地域宗教特色，有白馬鋪、白馬路、白馬巷、白馬王街等地名保留至今。成為福州民眾崇尚英雄、賢王，征服自然的精神寄託。薩滿教與福州本土巫覡文化結合產生了珠媽信仰，珠媽廟被福州滿族稱作祖廟，但信仰群體僅限旗人。這種過於強調本族即“我者”的空間認同，導致珠媽廟信仰空間的自我封閉與對外排斥。隨著清王朝的覆滅， 城內旗人數量與社會地位的下降，與該信仰有關的地名逐漸淡出本地居民的記憶。

1842 年福州開埠，開埠的頭十年內經福州民眾的強烈抵制，外國人僅能居留在當時還未開發的倉山江洲上。至 1853 年福州港招徠外商開始，倉山地區殖民者修建的領事館、洋行、教堂、教會學校、醫院，跑馬場等機構、場所林立，甚至出現了以洋行命名的街道，“匯豐同”即( 今天的匯豐街) 和太古坪 ( 已消失) 就得名於英國在此設立的匯豐和太古銀行。外國人在“租借區”享有政治特權，與周邊的本地居民區形成了空間上的政治隔閡。例如走馬山原名“鰲頭山”，清光緒年間，英國人在附近建成跑馬場( 即現在的人民體育場) ，但不許平民百姓進場觀看賽馬，民眾只好跑到鰲頭山遠觀，時間久了，山間踩出一條小徑，遂稱為走馬山。1885 年，外國人合法進駐福州老城區。西方文化至始滲入並重構福州城市傳統文化空間，但在此期間，中西方意識形態經歷了慘烈的鬥爭與博弈，從清末福州頻發的 “教案事件”也可窺一斑。例如，因外籍教師經常出沒於臺江吉祥山山麓的小巷子上而引發當地居民的好奇與不滿，遂將該巷子稱為“番仔弄”( 福州方言稱外國人為“番仔”，帶有輕蔑之意) ，不料該稱呼引起洋人不滿，竟向官府提出交涉，官府為平息爭執將無名小巷掛上門牌稱“宦嶺巷”。但當地人仍保持原稱，自發地在政治空間認知地圖上標識出“自我”和“他人”即市民階層與洋人特權階層的差異。

4. 2 民國時期( 1911－ 1949) : 複雜社會背景下的地名空間政治格局揚棄

辛亥革命後，合併閩縣、侯官縣為閩侯府。這一時期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並未得到徹底改變，各政治派別紛爭不斷，福州同樣政局動盪，因此城市空間擴展方式由 19 世紀下半葉的外延 式膨脹性展轉為內涵式填充性發展為主。為適應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城市建設主要集中在交通方面；開闢兩處公園；國外教會組織在福州建立了一些醫院、學校與教堂。

研究蒐集到保留至民國期間的福州主城區地名 1514 條。相比清末，民國時期機構建築類地名的比例下降了 8. 7% ，政治特權類比例下降過半，而經濟事物類、政德教化類分別上升了 3. 2% 和 2. 8% 。民族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統治階級後，新的執政者開始通過地名的變更，傳播其執政理念以彰顯其執政的合法性。國民黨將自己的政黨領袖( 孫中山、蔣介石) 、政治信仰( 即“三民主義”) 和所認同的歷史人物及其事蹟賦予地名中，而有意地抹除或者更改那些象徵封建統治特權、機構建築、政德教化的地名。例如貢院( 科舉考場) 埕大街改名為中山路，貢院公堂改為“諮議局”( 圖 3) ，孫中山曾在此宣傳 “三民主義”，推翻封建統治，而這裡曾是清王朝在福建的統治中心。馬房巷改為肅威路，以紀念時任 福建省長的薩鎮冰( 肅威將軍) 為市政建設作出的貢獻。1930 年前後洋貨充斥福州市場，導致大量民族工商業破產，愛國人士紛紛提倡使用國貨，南公園大門前的南公路因此更名為“國貨路”，以地名為載體呼籲社會各界抵制洋貨，保護與支持民族工商業發展。抗日戰爭期間，官方為激勵民眾奮起抗戰，重修四明古亭，附會上戚繼光斬子故事，利用方言諧音，改“四明亭”為“思兒亭”。

民國期間，福州民族工商業發展艱難的同時， 分佈於街頭巷尾，生產和經營日常用品的店鋪、手工作坊卻經久不衰。與它們有關的商號、商品的名稱往往成為周邊道路與聚落的地名，成為構成福州城市地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見證市井的繁華過往。例如花倉前、湯丸弄、宰豬弄、煤灰弄、轎館弄、 打銀弄、鑄錦巷、舊錢局、輪船巷、紙房裡等以商品命名的銜巷裡弄地名，合春埕、連發裡、同安弄、合記弄等以商號命名的地名。

相比前期，民國期間宗教事物類地名比例最高，佔地名總量的 1 /8 強。民國初期開展的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動直接導致了制度化宗教場所的缺失，僧道世俗化加劇，而分散於街頭巷尾的民間神靈廟宇則成為平民與僧道開展信仰活動最重要的場所。福州民間影響較大的信仰除白馬王以外，還有閩王、城隍、臨水夫人及其虎婆觀音、土地公和媽祖等不計其數的聖賢、神靈信仰。反映在地名上，民國時期以民間信仰、世俗化宗教、制度化宗教事物命名的地名數量比為 18∶ 1∶ 7。僧道走下神壇，轉為負責打理民間廟宇的日常事務，或者進入社區為百姓操辦紅白喜事，加速宗教神聖空間與世俗空間的融合，產生了“道士弄”與“法師亭”等 5 處以世俗化宗教命名的地名。解放後數量眾多的前兩種宗教地名被大量更改，而得到無產階級認可的，與制度化宗教事物、先祖聖賢有關的地名保留下來並大量衍生出新地名。例如，由華林寺衍生出來的華林坊、華林路、華林直巷和華林新村等。

4. 3 計劃經濟時期( 1949 － 1978) : 政府主導下的地名空間政治重組

研究蒐集到保留至計劃經濟時期的福州主城區地名 1398 條。為紀念 1945 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出現了“解放大橋”、“八一七路”等新地名。相比民國，宗教事物類地名比例下降了 5% ，而政德教化類與吉祥願景類分別上升了 7% 和 8%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大眾當家作主，重建家園的情緒高漲，傾向於用美好詞彙命名新家園，同時全社會多次展開移風易俗的活動，其中，破除迷信是重點，許多廟宇被拆毀或改作他用。宗教類地名首當其衝被更改，例如觀音佛弄改為省新巷，王爺亭改成大民路等，新的執政階層試圖藉助地名更名將宗教神聖空間從世俗空間中剝離出去， 而選擇體現社會主義新秩序的地名加以替換，從而弱化傳統文化所倡導的某些落後的意識形態對新時期社會經濟大發展的制約作用。

1950年成立“城市規劃委員會”，進行道路網和工業區規劃，開闢東工業區佈局化學工業，修建化工路。1952 年初步編制了福州城市規劃總圖和說明書，並開闢福州西工業區，修建了工業路。1960 年完成第一個完整的、正式的規劃圖件——《福州總體規劃文字說明》、《福州總體規劃簡要說明》，文件對福州城市的性質、功能、城市人口及其分佈、工業佈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做出詳細說明。但隨後因各種自然與社會因素的制約，實際建設過程中不斷對該規劃進行調整，文革期間，城市建設與舊城改造被迫終止。

解放初期因臺海問題福州海上運輸基本停滯， 以閩江內河航運為主，城市主要沿江橫向發展。隨著外福鐵路建成，福馬路等出城主幹道的陸續開通，路上交通開始居主導地位，帶動工業區、居住區 外遷。工人階層大量湧現，主城區出現諸如“九排間”等具有序列化特徵的新地名以命名那些行列式展布的工人新村和住宅樓。統計到以“新村”作新地名通名的有 99 條，佔總數的 7% ，例如“上海新村”、“華僑新村”、“象園工人新村”等。一般建設工程結束後這些臨時的聚落地名也隨之消失，只有極少數保留下來作為周邊固定聚落或街道名稱，例如當時的上海新村發展成為現在的上海街道，則為了紀念與宣傳區域互助精神。五四路與三八路則為表彰青年與婦女參加城市建設而命名的，也傳達出瞭解放初期全民大生產、大勞動的社會風尚。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極“左”思潮襲捲全國，更改地名成為“破四舊、立四新”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對原地名大肆更改。據統計，福州城區街道名稱改動率更是高達 98. 7% ，不僅將流傳上千年的歷史文化地名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出現大量重名，破壞了地名的系統性、規範性以及層級性，地名喪失了最根本的指示作用。其中重名最多的是“先鋒”、“紅星”、“解放”等。幾乎所有類型的地名都被更改，僅保留與當時流行的“左”傾意識形態相符合的原地名，例如奮鬥、同德、前進等。新地名極富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性色彩。文革結束後原名陸續恢復。

4. 4 市場經濟時期( 1978 ～ ) : 資本要素介入下的地名空間政治重構

研究收集到 1978 年以來福州主城區地名 1470 條，其中以吉祥願景、景觀類地名比例之和超 4 成， 遠高於過去，充分反映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優美人居環境的嚮往。這種命名的時代特徵在 1996 年新成立的晉安區地名上表現得最為顯著。相比之下，在舊城改造的浪潮下，老城區原本市井氣息濃郁的老地名比例迅速下降，消失或雅化，例如尾墩改美墩，豬屎館改儲鳳裡等。改革開放以後，福州被列為沿海開放城市，城市化進程加速。新興居住區主要以房地產小區形式出現，並逐步往環境較為優美的老城市外圍與閩江兩岸擴展，形成沿江帶狀、西南部大學城與晉安區工業園綜合居住片區， 置換了原本的工商業空間，推動城市功能區的重 構。市場經濟背景下，地名日益商品化，成為投資環境和居住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下，人們在選擇居所的時候越來越重視居住區的文化品味問題，地名作為房地產商的“門面”，其文化寓意成為影響房地產投資效益高低的重要軟實力之一。因此，改革開放以來諸如嘉利城、樂園與丹桂、牡丹等吉祥願景類、景觀類的地名更多出現在上述人居環境優美的濱江地區。

新道路序列化命名使其文化內涵不足，則是城市“攤大餅”式急劇擴展的體現。目前福州城市形態趨向於“單核式圈層結構”，各圈層內道路縱橫，統計到“某某環路”16 條，“某某支路”30 條，以方位和數字命名的衍生道路 54 條和 20 條，超總數的 1 /12 強，並越演越烈，導致福州城市地名文化生態趨於單一化與模式化而降低其地方性。

目前諸如機構建築、宗教事物、人物事蹟和政德教化這些反映階層意識形態的傳統地名數量之和不足總量的 2 成，遠低於前述 3 個時期。其中，現存的紀念性街名( 例如則徐大道、乃裳路、八一七路、古田路等) 的數量極少且分佈分散。可見福州城市地名正朝著體現更為多元的價值理念的方向轉變，而社會各階層也認可這種多元化，這正是福州作為工商業城市所特有開放式的地方性格，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新式地名的大量湧現、舊俗地名的不斷消亡與改革開放後“單位制”解體帶來的集體觀念弱化，集體記憶碎片化，個性解放和市場觀念建立密切相關。當前福州城市以企業、商業命名的地名日益增多，例如艾默生( 公司) 路、電建 ( 電力路建設公司) 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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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

文章運用符號權力與批判地名學的相關理論， 以近代以來福州主城區內道路與聚落地名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地名在不同時代的命名與變更特點， 揭示福州城市地名空間政治變遷規律。研究發現：

①福州城市地名區域差異顯著：作為政治、文化與軍事中心的鼓樓區多以機構建築、宗教事物、人物事蹟等體現執政階層意識形態的事物命名；作為商業經濟中心的臺江區主要以經濟事物類命名，而開發時間較短的倉山區主要以景觀類命名；新城晉安區以吉祥願景類為主。

②時代特色鮮明：清末以機構建築、宗教事物類、景觀類為主；民國時期以宗教事物類、經濟事物類、政德教化類為主；計劃經濟時期以景觀類、吉祥願景類和政德教化類為主；市場經濟時期以景觀、吉祥願景類為主。地名命名與變更整體上呈現出去階層意識形態、求雅與商品化的時代演變規律。其中對宗教事物類地名的揚棄貫穿了始末，世俗空間與聖神空間的交融、分離對福州政治文化空間建構起到重要作用。

現代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在城市文化、政治空間建構過程中的效力越來越顯著，但企業、商業流動性強，很容易造成這類地名“名不符其實”，而喪失其指示功能；而地名商業氣息太濃，也容易掩蓋甚至削弱已有的文化積澱，給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與鞏固帶來不利。因此，在地名日益商品化背景下，如何協調各階層公平地使用地名; 如何調控資本對文化空間重構的廣度與深度；如何在地名命名上既不失地方個性又體現時代特色等問題都需要在城市地名規劃管理過程中給予全面考慮。

來源：《城市發展研究》 2015年第11期

選稿：常宏宇

終校：黃舒馨

審訂：楊肖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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