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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寫人要凸顯人性：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汪曾祺
作家簡介
汪曾祺，1920年出生於江蘇高郵，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受教於著名作家沈從文。1940年開始小說創作，1943年大學肄業，1947年在上海發表短篇小說《雞鴨名家》，1948年赴北平，經沈從文推薦供職於歷史博物館。1956年發表京劇劇本《范進中舉》，1958年被劃為“右派”，1962年調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1963年參加京劇現代戲《沙家浜》的改編，1979年重新開始小說創作，1997年5月病逝於北京。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記事》等作品。汪曾祺的語言自然質樸，敘事巧妙而不動聲色，類似閒話拉呱而意味雋永，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他的文學創作突破了一片蒼白口號體語言的重重包圍，開了一代新風，對其後的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
閱讀提示
本編前三篇分別寫了妻子、朋友、兄長，各有側重，但都融入了20世紀動盪不安的時代變幻和滄桑。汪曾祺先生寫自己的老師沈從文，則過濾掉了歷史的塵土，更多地凸顯沈從文的精神性、思想性追求。這也是寫人的一種側重方法。
正文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餘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麼，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麼大學。他教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麼幾個。問題是由什麼樣的人來教，用什麼方法教。
現在的大學裡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作“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後。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放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分析
直接表明作家的態度：教創作靠“講”不成。寫作是很具體的，就是語言敘事、表達。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
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麼題目，我倒不記得了。
沈先生為什麼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作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鍊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並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阿里斯多德怎麼說、福樓拜怎麼說、托爾斯泰怎麼說、高爾基怎麼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麼。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譁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裡並未發揮罄盡的餘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15］ 音：yú，角落。
分析
寫沈從文先生講寫作課的特點，重視基本練習，憑直覺說話。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闢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於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於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乾淨），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儘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
小說裡，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麼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裡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分析
寫沈從文先生對小說的獨特理解：對話要“貼住人物來寫”；避免“學生腔”。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裡上燈以後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鑑，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裡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裡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分析
繼續深化寫沈從文先生教寫作的認真、誠懇和手段的具體有效。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
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只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願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捲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麼多作品，後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於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分析
繼續深化沈從文先生的教書認真態度，以及他對學生作品的鼓勵和愛護。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後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裡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裡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了“上官碧”的名字。誰借了什麼書，什麼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復員，有些同學的行裝裡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幷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後面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大胖女人為什麼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分析
寫沈從文先生藏書豐富，閱讀廣泛，兼收幷蓄，但並不私藏而願意與人分享。那句話真是點睛之筆：“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沈從文先生具體到底為何“心中十分難過”，文中不給出答案，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有趣的思考。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裡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後來不玩這些。
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只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分析
沈從文先生不喜歡無聊的消遣，他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
沈先生後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歷史的人，覺得並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後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製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歎，是對人的驚歎。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是記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裡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誌的封面！”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裡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於是很快樂。這些桃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分析
寫沈從文先生學問的龐雜，但他不是“愛物”，而是“愛人”。
沈先生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談天的範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隻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隻小皮箱，皮箱裡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志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
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裡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身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隻大斗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處蒐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麼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分析
沈從文先生交友廣泛，朋友多是“素心人”。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裡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嶽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他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後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隻跳蚤，甚為得意。我們問金先生為什麼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閒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散文寫人要凸顯人性
散文寫人並不容易，寫自己的老師更不容易。一味說好，容易顯得輕浮、阿諛；往高大全裡寫，更容易寫得虛假。即使是一位文學大師，他的生活也是具體的，他的態度也是現實的。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要不斷地表現自己的態度，這些態度，綜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人的基本形象。散文寫人，要具體地寫出他的人性。
在這篇散文裡，汪曾祺先生寫沈從文，涉及他的教書、交友、閱讀、思考和態度各個方面。有些突然出現的細節，令人回味，久久難忘，但實際也不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例如“心中十分難過”，宛如一個謎，一個令人著迷的謎。
汪曾祺先生是在時隔40多年之後回憶，寫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期的沈從文先生，語言文字質樸，簡單而直接。他不做很多判斷，語氣也較為平緩，但通過沈從文先生的教書態度，相對含蓄地寫出了西南聯大那種自由的學習風氣。那個時代，教育自由、寬容而豐富，教師個性特異，例如金嶽霖講課時抓跳蚤等。學生呢，則可以整天跟老師“泡”在一起，聊天、做伴、讀書、討論問題。這些，是在相對刻板的課堂上學不到的。汪曾祺先生特別寫到沈從文先生善於“談天”，而且談的都是一些很好玩、又有趣的事情。當時就已經名聲極大的沈從文，與學生之間，也是這樣的自然。
延伸閱讀
《汪曾祺自選集》（灕江出版社1987年版）、《汪曾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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