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特朗普聲稱，冠狀病毒會自行消失；
之後，他表示該病毒顯然不如2009年爆發的H1N1流感，因為後者導致12500名美國人喪生；
但現在，他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冠狀病毒可能導致100000至200000的美國人喪生，這是根據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得出的。該研究確定，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減緩冠狀病毒的傳播，將最多可能有220萬的美國人死於該病毒。
可以說，在中國爆發病毒的時候，西方國家明明有很多時間，可以做好準備和應對方案，但遺憾的是，他們卻幾乎做錯了所有的事情，導致他們比我們損失要慘重的多。
這是讓我們難以預料的，不敢相信的事情，但是，如果去從西方文化和體制中尋找答案，似乎又能看到某種必然。
宗教信仰，讓他們在疫情之初，普遍保持著非理性平靜。
人們面對災難時，通常會有以下反應：非理性恐慌，非理性平靜，理性恐慌，和理性平靜。
舉個簡單的例子，你正在家裡打掃衛生，突然地震了，一開始震動不是很嚴重。
非理性恐慌的人，可能會因為害怕，逃跑的時候往電梯裡鑽，或者自己將自己嚇死了。
而理性恐慌的人，也會因為害怕而奪門而出，但卻懂得在逃跑時，要走樓梯；
至於理性平靜的人，會平靜的分析現狀，逃出去的話，附近有空曠的地方嗎，是逃出去安全，還是躲在桌子下面安全，然後平靜的做出理性的，最有利於自己的決定。
而非理性平靜就不一樣了，他會覺得，如果地震很嚴重，國家應該會提前通知吧，或者不過是地震而已，上帝會保佑我，我買的房子抗震效果好，然後，他們可能會安心的接著拖地，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結果錯過了黃金應對時間。
這次疫情，歐美國家損失慘痛，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從上到下，都保持著一種非理性平靜，讓他們錯過了黃金預防時間，只能在疫情嚴重後，被動應對。
究其原因，有領導人為了政績淡化風險，為了經濟掩蓋病毒的傾向，但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讓他們在面對人類第二大嚴重的傳染病時，集體的非理性平靜。
（3月31號的紐約街頭，依然有很多人）
沒有信仰的人，遇事會慌亂，會逃跑，有信仰的人，過於平靜，卻讓他們死於太過平靜。
我們依然能夠記得，當中國疫情接近尾聲，世界疫情開始爆發時，我們眼見他們的樂觀和平靜，內心的焦慮和著急。
他們怎麼還在街上亂竄，他們怎麼不乖乖戴上口罩，他們的政府已經著急了，他們怎麼還不行動，他們不怕死嗎？
但《聖經》裡教導他們：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所以，中國人習慣積蓄，以應對不時之需，西方人卻習慣超前消費，享受眼前生活。
他們沒有太多的憂慮和恐懼，因為他們天上的父，會保存他們的生活。
這種宗教信仰，讓他們在和平時期，整體上比我們生活的幸福感要高，安全感要足，但是在疫情期間，就錯過了最佳的逃跑時機。
舉個簡單的例子，3月15日時，美國的疫情已經很嚴重了，但是，美國宗教極端保守主義者，吉列爾莫·馬爾多納多，在接見總統特朗普時，依然表示：您相信上帝，會把他的子民帶到他的房子裡，來感染這種病毒嗎？當然不會。
所以，特朗普才會表示，希望復活節前可以開放美國，特朗普並非偶然援引復活節，而是對於許多福音派來說，復活節有著特殊的意義。
特朗普的無知，無能，鬥氣，以及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是他個人的不足。
而他的經濟意識形態，導致了他對病毒的輕慢，對生命的漠視，代表著以他為首的一群人的不足。
但是，極端宗教信仰和信仰的群眾基礎，是整個國家和媒體，鼓吹平靜的根本原因。
即便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刻，西方大多數人依然認為，保持正常的生活節奏就好，儘量減少大規模的聚會和外出，而並非完全隔離在家裡。
神父豪爾赫·奧爾蒂斯·加雷，不想讓他的教區居民害怕。他於3月19日主持了彌撒，他的羊群在家裡通過觀看直播，來獲得這種心靈的撫慰。
豪爾赫神父說：沒有比這次審判，這次挑戰更美好的時機了，這是我們接近上帝的機會，以履行我們對聖潔的呼籲。在這些風風雨雨的時刻，請相信天父。
他向教區居民保證自己身體健康。
但是八天後，他在醫療中心去世了，是美國第一位死於冠狀病毒的天主教神父，死時享年49歲。
羅馬天主教會，是最儀式化的機構，但它神聖而精緻的傳統，已經被大流行病所破壞。它的基本禮儀，包括聚集到禮拜，已被強加的孤立和社會疏遠打斷了。
哀悼者說：現在，他們因失去教會領袖，以及無法團結和分享，令人難忘的公眾悲傷儀式，而倍感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之前，截至到二月底的時候，很多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師，仍然堅持去所在的教區，履行自己的職責，安撫有需要的群眾，尤其是那些感染病毒的人，給予他們信心和希望。
但這種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二次傳播。
如果說，理性平靜是一種稀有的品質，那麼在疫情爆發後，中國社會，非理性恐慌，和理性恐慌佔據主流，而在西方社會，則充斥著非理性恐慌和非理性平靜。
從專家到平民，從總統到媒體，整個社會普遍缺乏理性恐慌，讓他們浪費了整整兩個多月，可以做好準備的黃金時機。
反烏托邦傳統和反抗文化，讓他們不信任政府和權威。
如果你喜歡看美劇，你會發現，在他們的電視劇中，充滿著對烏托邦情境的嘲諷，他們習慣了演繹生活被集權，革命，瘟疫，以及技術橫行，和種族狂熱分子所破壞的場景。
比如說美劇《使女的故事》，就是一部集合了反烏托邦思想，和女權反抗意識的作品。
它設定了一個時代，由於環境汙染，生育成為了女性的唯一使命，為了讓女人集中生育，國家開始逐步走向集權，女性最終變得境遇悲慘，然後女主瓊·奧芙瑞德，在回憶為何會走到這一步時，發現她們在溫水煮青蛙中，慢慢放棄了自己的權利和權力。
瓊·奧芙瑞德的媽媽，是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她們那一代女性，拼命的鬥爭，換來了下一代女性，工作和選舉自由，而到了瓊的時候，她的夢想是迴歸家庭，享受三口之家的甜蜜，而非努力為事業打拼，為女性進步而奮鬥。
在最初一步一步剝奪女性權利的時候，瓊並沒有過分注意，而沉浸在自己的愛情之中，媽媽告訴她，她不應該選擇結婚，而應該走到街上戰鬥，瓊不以為然，直到失去一切權利和自由為止。
西方社會的這種反烏托邦傳統，浸潤了它們的一切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成為了他們特殊的主流文化語境。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中國熱播的電視劇，肖戰和王一博主演的《陳情令》，我們只看到美好的小鮮肉，沉迷於皮相，但當Netflix將它引進到美國時，劇名變成了《The Untamed》，可以解釋為：未被馴服的人，或者不受限制的人。
我在福克斯新聞網站上，看到一位美國專欄作家，在表達她的喜愛之情時，將這部劇形容為：利用歷史景觀，來探索諸如如何保護難民，批評集體主義和暴民正義等。
中國人從來不會這樣去解讀，她們的解讀，反應了她們慣有的文化語境和文化傳統。
這種文化語境和警惕，讓他們不信任政府，熱衷於小政府主義，三權分立和由此構建的制衡和平衡。
所以，當意大利最先採用最嚴厲的控制之後，卻效果甚微，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年輕人甚至跑到街頭去抗議。
而熟諳這種民眾心理的英國則一開始就在探討，過分的控制是否會導致過分的叛逆，所以，英美，都一直拖到民眾開始呼籲政府強制隔離之後，才真正採取隔離措施。
歐美群眾的種種不配合表現，其實是因為對於她們來說，今天的自由和權利，是幾代人的鮮血鋪就而成，這讓她們特別擔心會因為自己的讓步，導致自由的倒退。
而她們在糾結和妥協中，浪費了寶貴的黃金時間，錯過了最佳的隔離階段。
所以，我們看到的任性也好，散漫也好，不配合也好，都只是表象，根源在於對集權的恐懼，反烏托邦傳統和反抗文化。
質疑文化，讓他們在反覆討論中，錯過了最佳的決策時間。
要不要隔離，要不要封城，要不要戴口罩，這些在我們文化裡，理所當然的事情，卻讓他們思索和考證了太久。
我依然記得很清楚，當上頭說要隔離，要封城，要戴口罩的時候，我沒有任何質疑的服從了一切，因為照著做就好了，我們習慣了聽從決策，但是西方社會的質疑文化，讓他們在反覆討論中，錯過了最佳的決策時間。
比如在隔離問題上，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項圖表顯示，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費城和聖路易斯的死亡率，表明了社會疏遠的重要性。
但接著就有反對派提出，根據勒沃胡姆人口科學中心的一份數據顯示，意大利小鎮洛迪比貝加莫，更早地採取了社會隔離措施，那裡的確診病例的數量卻急劇上升。
所以，到底要不要大規模隔離，隔離的效果到底好不好，他們的學者在意大利已經淪陷後，還在探討與研究。
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1918年的流感和2020年的冠狀病毒，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是，後者的潛伏期超級長。
所以，起初洛迪比貝加莫嚴重的多，但當貝加莫成為死亡之城之後，他們才意識到，這個病毒的特性決定了，不同於以往的任何傳染病，一時的確診病例並不能說明什麼，從長遠看來，洛迪的社交隔離，讓它規避了貝加莫的大規模慘劇。
就像瑞典不奉行隔離，但是一個月後，它確實比周邊小國嚴重，證明了隔離的必要。
病毒的潛伏期長，讓他們驗證結果的時間也更長。
以至於，當大家終於達成共識，隔離很有必要以後，媒體統一口徑規勸大家隔離以後，病毒已經大面積蔓延了，隔離的目的是預防，他們已經錯過了預防的黃金時間。
不僅如此，決策者驗證隔離的效果，心理醫生和社會學者們，也在討論隔離的危害。
他們認為，在全球大流行期間，隔離會帶來更多的心理恐慌和心理孤獨，從長遠來看，與社會群體隔離會導致心臟病，抑鬱症和痴呆症。
一直到最後，已經沒有退路之後，他們才達成統一共識，儘管隔離有100個可怕的後果，但有一個好的效果，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存生命，所以，如果隔離能使自己和周圍的人更安全，那付出一切代價都是值得的。
這個驗證結果，他們討論了很久，達成統一的共識，也用了太久的時間。
我們沒有經歷這麼多心路歷程，反覆糾結和探討的過程，一步到位，說怎麼做就怎麼做，是我們打贏這場戰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不僅在隔離上是如此，就連戴口罩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專業人員也要探討很久。
最開始，他們覺得戴口罩毫無必要，因為西方社會傳統習慣上讓他們將戴口罩，視為病弱。只有接觸患者的醫生才有必要戴口罩，之後，在口罩出現短缺之後，媒體依然勸普通人不要囤積口罩，要將口罩留給醫護人員。所以，這也是喜歡戴口罩的亞裔人群，在疫情中期被排斥的一個原因，不僅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是生病的人，還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是自私的人，既然普通人戴不戴口罩都無所謂，為何不能將這些重要的東西，留給有需要的醫護人員呢。
所以你看，媒體文化不一樣，我們覺得出門不戴口罩，是對別人不負責，他們覺得，出門戴口罩，是病弱的，是自私的，你很難想象，一直到三月底，他們的媒體才統一口徑，戴口罩非常有必要。
所以，在中國疫情期間，大家忙著做美食，在西方社會的隔離期間，口罩diy開始風行，主流媒體都在教大家如何自制口罩。
然後再說一件事情吧，在紐約成為重災區，紐約醫院患者爆棚，口罩短缺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面對記者採訪時，居然在質疑，紐約的口罩都去哪了？
他對記者說：發生了什麼事，您作為記者應該進行調查。口罩去哪兒了？他們要走後門嗎？從10000增加到300000，紐約醫院為何需要的口罩更多？
他缺乏同情心和常識的回應，當然應該被批評，但讓我詫異的是紐約醫護人員的反應。
紐約州長庫莫要求州警察對盜竊進行調查，一些紐約醫學專業人士承認，他們竊取了個人防護設備，但不是為了轉售，而是為了更好保護自己和患者。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他們沒有因為一句不靠譜的質疑，而心態崩盤，委屈到活不下去，一方面因為特朗普不靠譜，一方面因為質疑是一種他們的文化習慣，他們習以為常了。
懷疑是寬容的來源，懷疑的文化造就了對各種聲音的包容。
接著拿口罩來說吧，最近因為美國拒絕進口中國KN95口罩口罩，而引發了很多中國人的憤懣，外交部回應說這是各國對產品標準的不統一，很多國人認為這是美國人故意找茬。
其實，他們不僅對中國產品如此，美國通用集團在特殊時期，大規模生產呼吸機，也因為質量問題，遭到了很多批評。特朗普甚至質疑通用在偷工減料，國內質疑聲音屢禁不絕。
我們中國人覺得，特殊時期，既然緊缺，將就一下不好嗎，有總比沒有好吧。他們就不一樣，一方面需要這些產品，一方面還挑剔不斷，讓人反感。
這就是文化差異，形成的思維慣性。
以往的西方社會，習慣讓各種聲音在各種平臺，發生碰撞和交融，以期探討一個大多數人都認同的答案，但是疫情不一樣，它不會給你太多思考的時間。
當質疑風行時，在平時，會造成思想的碰撞，文化的百花爭鳴，但在特殊的時期，則會導致聲音太多，重要的聲音被淹沒，質疑太多，每一種驗證下來，走的彎路也太多。
顧及每一種聲音，糾結於個別細節，就會顧此失彼，導致更大面積的潰敗。
質疑，是西方文化的底色，用雷蒙·阿隆的話來說：寬容來源於懷疑，懷疑主義能平息狂熱。
可以說，這麼多年來，質疑文化，製造了西方文化的寬容。
因為質疑，締造了分裂；分裂產生了制衡；制衡，締造了平衡和共存。
但在大規模的戰爭和特殊時期，質疑所產生的分裂，無法在短期內產生團結。
沒有團結，就沒有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能力。
供給不足，醫護人員面臨嚴峻的倫理困境。
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醫院如何決定優先選擇哪些Covid-19患者，幾乎成為了這幾天的討論熱點。
在意大利，感染的人數太多，醫療系統不堪重負，以至於醫生已經在衡量，誰應該接受治療，國家要不要出臺年齡階段劃分，幫助醫生根據規則決斷。
羅馬的外科醫生和腫瘤學家，Carlo Vitelli，在採訪中表示：如果，您有一個99歲的老年患者，和一個需要呼吸機的孩子，而您只有一臺呼吸機，我的意思是，您該怎麼做？您會不會，扔硬幣決定？
美國這兩天緊隨其後，確診病例遠遠超過意大利，同樣面臨嚴重的稀缺危機。
3月25日，紐約長老會醫院的內科住院醫師，梅瑞迪斯·凱斯發推文說：這些決定與我們所主張的一切背道而馳，令人非常痛苦。我們的ICU充滿了插管的Covid患者，我們的防護裝備陷入缺乏，我們該如何分配？
關於如何分配稀缺醫學資源的道德困境，已經引發了哲學家和邏輯學者的廣泛討論，並且已經成為生物倫理學家中嚴格的學術研究主題。一些研究人員甚至開發了數學模型，幫助決定誰先治療。
儘管哲學家和醫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折中方案註定是不完美的。
斯坦福大學生物醫學倫理學中心主任，戴維·馬格努斯說，關於如何做出倫理分流決策的三種理論是：平等主義，功利主義和專制主義。
每個理論都有自己的道德邏輯。平等主義試圖平等對待患者，但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功利主義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總收益，而總收益通常由剩餘的生命年來衡量。如果一個20歲和一個80歲的人，都需要呼吸機，那麼治療20歲的孩子是最有利的，但這對80歲的老人來說，是不人道的。
是什麼讓一個人比另一個人，更應該被優先治療？光是這個問題，她們就已經爭論半天了。而這種困境，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
中國文化強調捨身取義，所謂的身，通常是自己或個人，而義，則是更多人的福祉和利益，生命和價值。
所以，在疫情爆發後，我們的醫護人員奔赴前線，義無反顧。
但是在西方很多國家，比如一位英國護士，就發推文表明自己很害怕，很抱歉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了，下面很多留言都是，我們理解你，你已經做的很棒了！
臨陣脫逃，在我們這裡，應該是卑劣的吧，但他們沒有捨生取義這種說法，也沒有一個人應該為一群人的生命，放棄自己生命的概念，所以，西方哲學命題裡，才會反覆探討，一個人的死，如果可以救一群人，是否應該放棄這個人的生命？
我們也是這幾年才會在邏輯辯論中，反覆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在我們心裡，我們會理所當然的認為，沒有討論的餘地呀，肯定是一群人的生命更重要呀。
那麼問題是，個體的生命權，應該被漠視嗎？
如果說，過去的西方社會，還可以在反覆探討中，去尋求大多數人認可的答案，那麼全球大流行病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也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戰爭也好，全球流行病也好，都和他們奉行的文化和體制相沖突。他們無法從這種文化和體制中，最快的尋求到唯一的答案，註定了他們要吃很多苦，走很多彎路。
決策者無法果決，民眾無法服從，民心無法統一，註定了這是一個刺痛所有西方社會的浩劫。
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在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裡，談及兩種體制優劣比較時，就曾經預言，一場大規模的社會災難，將使西方社會看到社會主義體制的好處。
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值冷戰時期，蘇聯大清洗和集體狂熱讓西方人望而生畏，他卻能具有如此的遠見，實在令人敬佩。
但正如他自己所言，從各方面看，他都既有可能被列為左派，也有可能被列為右派，換言之，他看的更全面，才能看到所有的優缺點，而不拘泥於一點。
所謂取長補短，揚長避短，前提應該是，站的更高遠，看的更長遠，格局更遼遠，才能足夠的理性和客觀。
文 | 巴黎夜玫瑰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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