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晚清民國成為研究寫作的富礦之一。究其原因，在於“過渡時代”（梁啟超語）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在於“希望、危險和經驗”種種可能性並存，其中“過渡時代”的人物更是有著別樣的魔力，也正如梁啟超所概括的“冒險性”、“忍耐性”和“別擇性”等特點，吸引著大量的圍觀者、研究者和寫作者。
近年來，我關注的評論史演變中，晚清民國這一“過渡時代”是非常重要的階段，對處身其中的政論家和思想者，我名之為“覓渡者”。覓渡，覓渡，渡何處？共同的努力，其實是給出這些人物在“過渡時代”的意義座標。
在歷史學者李禮的新作《求變者：回首與重訪》中，他選擇了“過渡時代”的十個過渡人物，有徐繼畲、張之洞、王韜、譚嗣同、嚴復、張騫、晏陽初、梁啟超等，冠以“求變者”。求變，覓渡，有異曲同工之趣。
這個龐大的人物群體，之所以值得各種角度的打量，是因為其中有相當部分處於臉譜化、汙名化和邊緣化的境地，雖言不上“青史成灰”，但也完全值得“自將磨洗”。
作者稱這些異於傳記意義層面的寫作，結合了“故居、墓地和紙牘”，許知遠則一語道破，“地理空間和史料世界的雙重行走者”。無疑，相比於同類題材的寫作，這是新意所在。
值得深思的，是餘世存在序言中的一句話：“它是一次由思想問題來註解的歷史與現實的巡禮：跟作家的文字不同，它不是文人之筆，它是史家之筆。它不是專業論述，不是歷史散文，而是立足於文獻常識和歷史之上的‘歷史遊記’。”
表面上看，這個論斷涉及文本的定位問題，即這些文章介於學術研究的嚴謹與散文寫作的沖淡之間，如何界定？
其實上，如何書寫“過渡時代”的“覓渡者”，這個問題是寫作者經常容易碰到的，並隱然自成傳統。文史學者陳平原曾自言要會一手寫學術文章，一手寫感性散文，在其論著《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專門論述，特別是論及黃宗羲時，借其《論文管見》提煉出六點意見：1、努力把各種知識重新積聚；2、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3、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4、如何用經，“多引經語”，還是“融聖人之意而出之”；5、文以理為主；6、古今來不必文人始由至文。
這個框架色彩的寫作意見，設置了一個比較高的“文章典範”的文史寫作門檻。觀點立意上，別出機杼，獨具慧眼。材料選取上，打通曆史與現實，連接文本與田野。顧炎武曾專門到荒山野嶺去尋找新材料，印證和修正已有結論，重新理解和闡釋歷史。文風表達上，博學於文，斂華就實，注重典制，樸實大氣。
無疑，包括李禮在內的一些青年學者，都在這一傳統的延長線上做出自己的嘗試。這種嘗試，在娛樂至上，消費至上的語境下，尤顯可貴。
當然，這一嘗試本身，也帶有實驗或冒險的色彩。一方面，人生不同的階段，對寫作的體悟有一定的規律。簡單說，少年為文，重在新奇，文似看山不喜平；青年為文，氣在奇崛，語不驚人死不休；中年為文，心在志向，凌雲健筆意縱橫；壯年為文，意在理趣，精神到處文章老；老年為文，志在傳承，著論求為百世師。
另一方面，學術專論之外的學術性寫作，不免要在紀實與虛構、抒情與議論、文采與據典中翻轉騰挪，更何況史實真偽的核實辨認、鮮活細節的穿插編織、行文邏輯的架構推敲，更需要一番字斟句酌。
正如李禮在後記中所說，究竟該如何憑弔過去，後來者又將如何“紀念”今天的中國。至少，在如何書寫“過渡時代”的“覓渡者”這個維度，李禮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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