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晚清民国成为研究写作的富矿之一。究其原因，在于“过渡时代”（梁启超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于“希望、危险和经验”种种可能性并存，其中“过渡时代”的人物更是有着别样的魔力，也正如梁启超所概括的“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择性”等特点，吸引着大量的围观者、研究者和写作者。
近年来，我关注的评论史演变中，晚清民国这一“过渡时代”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对处身其中的政论家和思想者，我名之为“觅渡者”。觅渡，觅渡，渡何处？共同的努力，其实是给出这些人物在“过渡时代”的意义坐标。
在历史学者李礼的新作《求变者：回首与重访》中，他选择了“过渡时代”的十个过渡人物，有徐继畲、张之洞、王韬、谭嗣同、严复、张骞、晏阳初、梁启超等，冠以“求变者”。求变，觅渡，有异曲同工之趣。
这个庞大的人物群体，之所以值得各种角度的打量，是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处于脸谱化、污名化和边缘化的境地，虽言不上“青史成灰”，但也完全值得“自将磨洗”。
作者称这些异于传记意义层面的写作，结合了“故居、墓地和纸牍”，许知远则一语道破，“地理空间和史料世界的双重行走者”。无疑，相比于同类题材的写作，这是新意所在。
值得深思的，是余世存在序言中的一句话：“它是一次由思想问题来注解的历史与现实的巡礼：跟作家的文字不同，它不是文人之笔，它是史家之笔。它不是专业论述，不是历史散文，而是立足于文献常识和历史之上的‘历史游记’。”
表面上看，这个论断涉及文本的定位问题，即这些文章介于学术研究的严谨与散文写作的冲淡之间，如何界定？
其实上，如何书写“过渡时代”的“觅渡者”，这个问题是写作者经常容易碰到的，并隐然自成传统。文史学者陈平原曾自言要会一手写学术文章，一手写感性散文，在其论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专门论述，特别是论及黄宗羲时，借其《论文管见》提炼出六点意见：1、努力把各种知识重新积聚；2、要使古今体式无不备于胸中；3、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4、如何用经，“多引经语”，还是“融圣人之意而出之”；5、文以理为主；6、古今来不必文人始由至文。
这个框架色彩的写作意见，设置了一个比较高的“文章典范”的文史写作门槛。观点立意上，别出机杼，独具慧眼。材料选取上，打通历史与现实，连接文本与田野。顾炎武曾专门到荒山野岭去寻找新材料，印证和修正已有结论，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文风表达上，博学于文，敛华就实，注重典制，朴实大气。
无疑，包括李礼在内的一些青年学者，都在这一传统的延长线上做出自己的尝试。这种尝试，在娱乐至上，消费至上的语境下，尤显可贵。
当然，这一尝试本身，也带有实验或冒险的色彩。一方面，人生不同的阶段，对写作的体悟有一定的规律。简单说，少年为文，重在新奇，文似看山不喜平；青年为文，气在奇崛，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年为文，心在志向，凌云健笔意纵横；壮年为文，意在理趣，精神到处文章老；老年为文，志在传承，著论求为百世师。
另一方面，学术专论之外的学术性写作，不免要在纪实与虚构、抒情与议论、文采与据典中翻转腾挪，更何况史实真伪的核实辨认、鲜活细节的穿插编织、行文逻辑的架构推敲，更需要一番字斟句酌。
正如李礼在后记中所说，究竟该如何凭吊过去，后来者又将如何“纪念”今天的中国。至少，在如何书写“过渡时代”的“觅渡者”这个维度，李礼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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