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1644年）是中國歷史上異乎尋常的一年。它是明崇禎十七年、大順永昌元年、清順治元年，又是大西大順元年。就是在這一年的春天，在中國大地上，以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府，攻克北京，推翻朱明王朝的統治。人們將這一歷史鉅變稱之為“甲申之變”。
這的確是一個歷史性的巨大勝利。這一勝利使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明朝敗亡了，但江南地區仍然在明朝勢力控制之下；在東北崛起的清軍，更是虎視眈眈。大順軍面臨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不僅要掃清佔領區明朝殘餘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與清朝進行決戰。任務更加艱鉅。
此時李自成與他的戰友們興高采烈，忙於號令天下，建立合乎他們理想的社會秩序。大順軍在北京期間的舉措，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發佈安民告示，安定京師民心和社會秩序。入京前夕，大順宰相牛金星就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須約束士兵，不得殘暴百姓，且以辭職相要挾，因此，李自成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當大順軍大隊人馬開進北京時，李自成拔箭去鏃，向後面的士兵連發三箭，約法“軍人入城，有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當天，兵政府在城內遍貼安民告示，“天師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擄掠民財者，凌遲處死。”告示中還說：“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這一政策安定了民心，第二天，商民安心照常營業。入京的士兵，在城上的亦不許擅自下城。鑑於城內已經穩定下來，為防止城內武裝襲擊，大順軍添設門兵，禁民出入，放馬入城。大順軍在城內進行搜索，但不抄掠。義軍戰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負箭，銜枚貫走。百姓“有行走者，避於道旁，亦不相詰”，絲毫不加侵犯。對於軍中個別違反紀律的現象，一旦發現，就毫不手軟地秉公執法。當時在北京充當明給事中塗必泓記室的徐應芬（署名聾道人），在其著作中說義軍中有個別人貪圖便宜，暗中竊取銀錢，但“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也”。當時在北京的陳濟生在他的撰著中記載大順軍進城後，“商民仍舊張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搶攘者有禁，城軍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斷頭截體，縱橫衢道，雖觸目悚惻，而人情稍帖。”趙士錦也說，他親眼看到農民軍中有兩個士兵搶掠前門商店中綢緞，被處死於棋盤街，並將他們的手足釘在前門左柵上。
2.追査崇禎帝下落。這是軍中上下最為關注的問題。崇禎帝剛愎自用，喜怒無常，濫施淫威。面對大順軍入城，他以自縊作為最終選擇。大順軍入宮後，四處搜尋而不見崇禎帝蹤跡，向內官與宮女們詢問，也不知去向。有個叫黎志升的說：“此必藏匿於民間，非重賞嚴誅，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於是出牌懸賞：“有能出首者賞金一萬兩。”這當然不是表面文章。兩天之後，有個內官前來報告說在煤山一棵槐樹下發現了他上吊的屍體。這時李自成忐忑不安的心才平靜下來。與他同時自縊的是一名太監叫王承恩。大順軍將他和周皇后的屍體抬至東華門旁，安放在一副柳木棺材中。次日，移入施茶庵交太監看守。李自成接受明朝百官的請求，為他舉行了簡單的葬禮，他的屍 體裝入紅漆棺材中，周皇后屍體裝入黝漆棺材中，“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後袍帶亦如之”。李自成讓天佑閣大學士牛金星前往致祭。儀式雖然簡陋，可也表明了大順政府的態度。四月四日，僱傭民夫打開昌平州鹿馬山南田貴妃墓，將他與周皇后合葬其中。這就是十三陵中的思陵。
崇禎帝有三個兒子，即太子、永王和定王，尚在城內，被宦官們獻出。太子朱慈烺見到李自成，跪下請求快點殺死他。李自成沒有斬盡殺絕的打算，讓人將他扶起。太子問李自成：為何不殺？李自成說，你本無罪，我為什麼要殺掉你呢？太子當即向他提出三條建議：一是不可驚擾我祖宗陵墓，二是以禮葬我父母，三是不可殺我百姓。李自成也一一應允。接著，永王、定王也被搜獲。李自成讓人給他們換上百姓衣服，告訴他們不要害怕，並在他們的帽子上也貼上順民二字，遂即將他們三人交劉宗敏看管。不久，宣佈封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安定公，永王也改為公。
3.接管明朝機構。明朝在京的官員有3000左右。大順軍入京時，已有千餘人自殺身亡。如何處理這些人員，事關大順政權的安危存亡。大順吏政府發出通告：“為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恭承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限次早一概報名匯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者照前擢用。如違抗不出者，大辟處置；藏匿之家，一併連坐。”隨即差人到五府六部並各衙門，責令各長班俱將本官姓名開報。如有藏匿，五家鄰右，一併正法。這一通告的發佈和實行的措施，具有極大的震懾力。在京的明朝官員，爭先恐後地前來登記，並遞交個人履歷。大順政府決定對他們進行甄別錄用。這一工作由武官之首的劉宗敏和文官之首的牛金星共同負責。其甄別錄用的原則，三品以上的官員一般不予錄用，錄用的重點是四品以下的官員。
遵照大順政權的命令，二十一日那天，原明政府的文武百官千餘人，青衣小帽，先去宰相牛金星府上報名，然後入宮朝見李自成。原大學士陳演、魏藻德、成國公朱純臣率領文武百官們行至承天門前，才發現大門緊閉，只好坐在露天等候。快到中午時，太監王德化從中左門出來，見到原明兵部尚書張縉彥，罵道：明朝江山都是你和魏閣老壞的事！張不敢爭辯，眼淚奪眶而出。不一會兒，李自成的軍師宋獻策打這裡經過，幾個官員連忙下跪，問道：“新主出朝否？”宋獻策厲聲罵道：“不殺你們這些人已經是很便宜了，還不應當多等一會兒嗎？”直到天近黃昏，李自成並沒有出來見他們。
為了能在大順新朝中謀個官職，他們費盡了心機，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庶吉士周鍾是明末江南頗有點名氣的文人領袖。此前牛金星曾聽說過其人，這時將他撰寫的《士見危授命論》，交給了李自成。周鍾欣然自得，到處誇牛金星老師知遇。中允梁兆陽、諭德楊觀光首倡助餉，慷慨解囊，拿出銀子5000兩，託宋企郊投進。李自成在文華殿召見他，他匍匐在地，一面痛斥崇禎帝剛愎自用，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一面起勁頌揚李自成救民水火，自秦、晉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商湯、周武王不足道也。又說他自己遇到聖主，怎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急於得官的心情溢於言表。翰林院庶吉士張家玉在《薦人才書》中說：“當此多方多士尚在危疑驚喜之時，莫若將家玉族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 精兵十萬可知也。”就是說如果大順能夠起用他，可“勝精兵十萬”。大理寺官錢位坤暗中打通了大順吏政府尚書宋企郊的門路，併為自己將得到重用而沾沾自喜，逢人便說：明日此時我便不是凡人了，以致後來有人寫了一篇《不凡人傳》來諷刺他。吏部王孫蕙在大順軍入城時，命家人取來竹竿，拴上黃布，寫上“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九個大字，懸掛門前。
二十三日下午，李自成召見明朝的文武百官，作為新君，南向而坐，牛金星、宋獻策等人左右雜坐，鴻臚寺官員按名冊點名，首呼大學士魏藻德，李責備他說：你受崇禎帝特殊恩遇，為何不殉死呢？魏藻德回答說：“方求效用，哪敢去死。”他的這番表白，可以說是來見李自成的這些明朝官員的共同心願。點完名，吏政府尚書宋企郊宣佈錄用情況。這天錄用的有96人。這是第一批。用者隨即前往大順吏政府聽候差遣。未宣佈錄用的，繼續發回各營看守。二十六日，又有一批官員得到錄用任命。據清人徐鼒在《小腆紀年附考》的統計，被錄用為大順政權的官員有200餘人。三品以上官員一般不用，個別確無劣跡而有能力的，仍然起用。如讓原兵部尚書侯恂出任兵政府尚書，原工部侍郎葉初春、禮部侍郎楊汝成、戶部侍郎黨崇雅均仍官原職。
原六部官員錄用的有65人，佔錄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有的留用在中央機構中任職，如吏部文選司郎中郭萬象授吏政府考功郎，驗封司員外郎侯佐授吏政府稽勳郎。戶部主事賀紹久授戶政府從事，主事張鳴駿授直指使。禮部郎中劉大鞏授大理寺卿，員外郎吳泰來授禮政府從事。兵部主事方允昌授兵政府員外郎。刑部張璘然授戶政府少堂。派到地方任職的有：吏部文選司郎中左懋泰授密雲防禦使，兵部職方司郎中張若麟授山海關防禦使，刑部主事孫承澤授順慶防禦使，吏部郎中劉廷諫授府尹，戶部郎中吳箎、禮部主事高去奢俱授州牧，侯偉時、王顯、楊雲鶴、湯有慶、張琦、鄒明魁等人均以郎中或主事官改授縣令。
原翰林院、詹事府官員錄用的有49人。如少詹侍讀學士何瑞徵授弘文院掌院學士，庶子楊觀光先授兵政府侍郎，再升任禮政府尚書，檢討梁兆陽授兵政府侍郎，少詹事項煜授大理寺丞，諭德韓四維授弘文院修撰，檢討朱積授編修，修撰楊廷鑑授編修，另，檢討傅鼎栓、待詔高來鳳，俱改授從事。還有翰、詹官員改授外任官：楊明琅改任防禦使，李長樣等4人改任州牧，成克鞏等8人改任縣令。
原科道官錄用的有27人。六科給事中錄用情況是：劉昌為太常寺卿，高翔漢為直指使，戴明說、光時亨、申芝芳、朱徽宜、彭琯、金煉色、翁元益為諫議，十三道御史中傅景星授職方司郎中，塗必泓、蔡鵬霄、張懋爵等為直指使，衛禎固、裴希度改任弘文院庶吉士。科道官被派到地方任職的，如御史韓文銓授山西太原節度使，御史熊世懿授府尹。
其他中央機構官員錄用的，如通政司參議宋學顯授驗馬寺卿，大理寺丞吳履中授大理寺卿，太僕寺卿葉如春授兵政府少堂，太僕寺丞李元鼎授太常卿。
原地方官也有被錄用的。順天巡撫宋權授順天節度使，豫楚總督任浚授四川防禦使，山西佈政參議王則堯授順天府尹，陝西監軍道陳之龍授陝西節度使，知縣王孫蕙授長蘆鹽運使，黃國琦授揚州府尹。
此外，明之進士、舉人、生員也有一些人被錄用。如進士胡顯授縣令，賀 王盛授太僕寺丞，吳剛思授兵政府從事，武愫授徐淮防禦使，王道成授貴州防禦使，徐家麟授山東防禦使，楊璥授揚州府尹，鎖青搢授淮安知府，程玉成、王爾祿俱授教職；舉人王學先授知政使，王皇極授防禦使，高丹桂授濟南府尹，武大正授平原縣令；生員王明授資縣令。
在甄別錄用工作中，宋獻策上疏就削髮為僧的明朝官員的狀態進行了分析，並提出處理建議：“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顧乃巧立權宜，徘徊歧路；忠節既虧，心跡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李自成當即作了批示：“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敘授職。”
那些沒有得到錄用的人，心急如焚，紛紛到吏政府尚書宋企郊那裡去活動，宋企郊直言相告：“新天子御極，當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試，不過安人心耳。餘為諸公計，不如歸去為上。”這就明確告訴他們，大順政權並不是明王朝的延續，錄用部分官員乃是穩定北京的社會秩序而採取的一項措施。
4.籌備即位典禮，完備各項制度。崇禎十七年（1644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宣告大順政權的誕生，自稱順王，並且組建了大順軍政機構。進入北京後，將擇日登極稱帝列為議事日程。為顯示新朝與明朝的不同，對明朝一些制度進行變革。這項工作由牛金星主持。牛金星不能想出新的招數，只能參照歷代王朝的政府組織形式略作變更。大順官制規定凡文武俱受權將軍節制。改革中央機構，內閣改為天佑殿，翰林院改為弘文院，六部改為六政府，文選司改為文諭院，六科給事中改為諫議、十三道御史改為直指史，太僕寺改為驗馬寺，尚寶寺改為尚璽寺。廢除詹事府，裁併太常寺、鴻臚寺，所管事務歸禮政府。地方官巡撫改為節度使，布政司改為統會，兵備改為防禦使，知府改為府尹，知州改為州牧，知縣改為縣令。改革明朝軍事制度：五軍府改五軍部，正總兵改正總權，副總兵改副總制，守備改守旅，把總改總旗。裁減太監，其總數不得超過千人。與明朝機構設置相比，大為精簡。
禮政府鑄造大順新朝的國璽。印文是繼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並列繼立極三字。牛金星等人主持制定的《永昌儀注》，刊印成冊，前載大順政令，禁止奏疏文字冗長。分條記述官制、服飾、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一一俱詳。新朝定為水德王，衣服尚藍。這是由於明為火德王，取水滅火之意，說明大順政權接受了五德始終的天命思想。新朝文武百官公服全用藍色，官帽亦用藍色。公服方領、方補，補上花紋不論文武俱用獸。領、帽以雲紋多寡區分品級，一品一雲，二品二雲，至九品九雲。衣帶分犀、銀、角三等。一二品官冠上加有一根雉尾。這種等級上的區分，將大順新朝的等級觀念和思想具體化。
舉行即位大典的各項籌備與組織工作也在抓緊進行。二十四日，內監將新制的皇冠進獻給李自成，請他試戴。由於太窄，戴不上，改作後再進，又太寬，直到第三次，大小才算合適。然而戴上不久，頭痛得厲害。李自成索性取了下來，不耐煩地說：“射箭去。”
登極禮儀頗為講究。其具體辦法，自然是藉助明王朝皇帝“三勸進始登基”的那一套制度和程序。大順禮政府發佈文告，命隨駕各官率領耆老上表勸進，並組織在京官員進行禮儀演習。二十六日，劉宗敏、牛金星率領文武百官匍匐午門前合詞勸進，其表文內有： “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李自成也仿效歷代帝王，以天子自詡，自稱朕。一心想做一個好皇帝。並且擇定於三月二十九日登基即位。然而李自成並沒有按照原定日期即位，而是一改再改。四月一日宣佈改期初六日即位，初三日又改期初八日，初六日又改期十二日，十一日又更期十五日，十二日又更期十七日。直到二十九日，才匆匆在武英殿即位。李自成何以遲遲不予登基？有說是由於他是陝西人的緣故，北京不如西安，富貴必還鄉，也不無道理。而所謂“憂關東，故屢更登基日期”，則更接近實際。《爝火錄》記載李自成所說的一段話：“陝，吾父母國，形勝之地。朕將建都焉，富貴歸故鄉，雖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李自成這一認識的產生，認真說來，是考慮到情況比較複雜，這並不是說北京不好，而是說在北京建都不如西安安全。
5.全面推行追贓助餉。大順軍軍餉從何而來？是李自成極為重視而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決的問題。進入北京後，大順政府基於“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的認識，將助餉與追贓結合在一起，全面推行這一政策。這也是大順政府為謀求解決軍餉問題採取的重要措施。大順政府設立比餉鎮撫司專門負責實施。李自成提出的政策是：各官罪甚者殺之，貪者刑之。據與大順軍接觸的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中記述：三月二十七日，派餉於在京各官，不論用與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辦即夾。其輸餉之標準：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以下各以千計。勳戚之家沒有固定數目，人財兩盡而後已。追贓工作由李過與劉宗敏主持，具體執行追比的是各營中的佐官、軍士。為了保障追贓工作的開展，大順政府命人趕製夾棍刑具5000副，用之夾人，無不骨碎。凡是拒不繳納或繳納不及其數的，視為抗拒，立即施以夾刑，於是有夾於劉宗敏寓所者，有夾於各營兵官處者，有夾於監押健兒處者，有夾於勳戚各官之家者，有夾於路坎者。受刑的先後有800餘人，約佔在京官員的十分之三。在短短10天時間，共計得銀7000萬兩。其中勳戚、內侍各佔十分之三，百官、富商各佔十分之二。
大順軍在京推行過火的追贓助餉政策，引起了強烈反響。不利於政權的鞏固與社會秩序的穩定。四月七日，李自成來到劉宗敏寓所，瞭解情況，最後作出指示：“天象示警，宋軍師雲當省刑清獄。此輩宜斟酌放之。”儘管李過等人當時還不大高興，最後還是接受了李自成的意見，十二日，停止追贓，關押在各營的官紳陸續放回。但在大順轄區北京以外的地區，仍然在繼續。在山東，大順官員強迫，“鄉紳富戶，皆追贓助餉。視其家資，十欲得七。不應者，輒截人平指殆盡，又割其筋”。陽信和濟陽的大順縣令，“蒐羅邑紳子弟，蠲資助餉，各三、五百金，勒限比嚴”。濟寧的大順官員，對紳衿、大戶、鄉紳、舉薦、生員、富民，按籍拘追。河南的大順官員為了追贓助餉，將官紳拘禁，甚至押送至陝西。
6.南征、入蜀和北防的軍事部署。李自成入京後，在軍事上的部署沒有集中兵力同清兵作戰的想法，想當然的認為天下可以傳檄而定，只派遣唐通及其8000人馬接管山海關，以為只要接管了吳三桂的寧遠軍，建州不敢妄動，東北問題即可解決。將明降將和降兵調離原來的防區，調明遼東巡撫黎玉田和總兵 馬科率領1萬左右士兵，去四川和張獻忠搶地盤。他任命原明寧夏花馬池副將董學禮為淮南鎮制將軍，帶領1500兵馬由北京啟行南下前往江蘇，同時發佈招降明將領左良玉、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肇基、徐大綬的檄文。檄文中說：“大順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附，唐通、左光先、劉超、劉越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賜綵緞二十匹，黃金二十兩，白金四十兩，所將士卒，先給四月糧，俟立功日，量功升賞。抗命周遇吉等，身俱五刑，全家誅戮。刑賞昭然，判若黑白。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以保令名，功垂奕世。孰與棄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福不在，後悔噬臍。檄到須知。”以為這樣就可收復江南大地。
7.清點明朝府庫，沒收宗室、勳戚、太監的財產。繳獲白銀3700萬兩，黃金150萬兩，收繳存糧數十萬石。至於說沒收宗室、勳戚以及太監的財產，則沒有見諸可信的統計。大約覺察到北京不大安全，從四月中旬開始，調集軍中工匠於宮中，將收繳“內庫銀，及拷掠所得，並諸器物盡熔之，千兩為一餅，凡數萬餅”。並將這些金銀運往西安。
8.開科取士。李自成的開科取士，是崇禎十五年（1642年）底提出來的。在襄陽、西安等地都曾開科取士。入京後，根據開國建政用人的需求，決定立即開科取士。四月一日，順天府舉行童、生員考試，試題分別為《天與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考試工作由府尹王則堯主持，有生員150人參加考試，次日發榜，取中生員送吏政府授官，取中童生送國子監讀書。四日，大順禮政府在北京舉行舉人考試，考試由牛金星與黎志主持，試題是《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應試的都是舉人，共計70餘人。第二天揭曉，錄取50人。由吏政府量才授職。同日又宣佈各省鄉試，候旨於中秋舉行。又考試順天秀才，取20名。這一舉措對於滿足用人的需求有著積極作用。
9.在新佔領區組建地方政權。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大順的轄區達於鼎盛，東至山東，西至甘肅、寧夏，北沿長城，南到長江及川北，包括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五省大部地區，甘肅、青海、寧夏大片地區，以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的部分地區，擁有了大半個中國。按照大順政權地方行政建制，分省、府、州、縣四級。雖然從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起，李自成就開始在佔領區設官管理地方政事，但由於戰爭的緊張進行，李自成受流寇主義影響，重在招兵買馬，攻城略地，因而，其轄區政權設置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情形。有相當一部分政權機構不健全，時有時無，處於極不穩定狀態，無法控制地方局面。入京後，大順政權決定向佔領區派設地方官，對戰略要地派駐軍隊，以穩定地方秩序。派出的官員有三類，一是開科取士新選出來的舉人，二是從隨軍的人員中選任，三是從明朝降官中選任。所派官員前往任職的，或單騎赴任，或三五人一行赴任，只是由於大順軍處於鼎盛時期，派出的官員，多能按時赴任，到任後認真執法，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
10.詢問民間疾苦。入居北京皇宮後的李自成，沒有脫下戎裝，直到四月初，仍是頭戴大絨帽，身穿藍色箭衣。每隔三日，到大校場校閱士兵騎射，往返僅張一小黃蓋，仍乘戰馬，而不用轎。四月上旬，他兩次召見城內和城郊各村鎮耆老，詳細詢問民間疾苦，大順 官兵有無擾害的地方。受到接見的耆老們出宮後，喜形於色地傳告李自成平易近人，同其他將領簡直沒有區別。但如何實現入京前的各項承諾，未有具體舉措。
大順政府在北京的時間只有41天。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入京時，城內百姓在家門口設立香案表示祝福，先前在明朝任職的官員們也出來跪迎，極盡其歌功頌德之能事。《明史·李自成傳》也說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然而，在京期間，貪圖享樂，追求金錢美女之風迅速在軍中蔓延，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種風氣既來自社會的薰染，又來自李自成和他身邊的將領。入京後，領導人及其將領們將崇禎帝的宮女作為戰利品進行瓜分。李自成、劉宗敏和李過以及牛金星、宋企郊等各得數十人。為李自成收取的宮女，有據可査的有杜氏、陳氏、竇氏、張氏、冬氏。竇氏即竇妃。這種瓜分，由娼妓、宮女漸及於良家女子。所以，有記載說：“自成向遠酒色，至都改操。”這不能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的攻擊。此時此刻李自成尚未登基，可已入居大內，安居皇宮，享受起皇帝的生活來，喚娼婦小唱梨園數十人入宮陪伴。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按照大順的要求，一大早就來到指定地點，等候李自成的接見，直至黃昏，不見其蹤影。實際上，這天李自成並不真的是因忙於國事而脫不開身，而是在宮中開飲。有記載說：入京後的李自成，每天在宮中設置酒宴，召牛金星、宋獻策、宋企郊、劉宗敏、李過等歡飲。牛、宋以禮相待，十分恭敬，聽到呼喚，則避席而答。其他各位領導人不論順次就座，觥傾酒，用手攫取食物。宗敏時呼李自成為大哥，李自成也無可奈何。劉宗敏為武將之首，入城後，入據都督田弘遇宅，將精力用在追贓和劫奪女子上。當他得知陳圓圓的豔名，便多方搜求。獲悉陳圓圓躲藏在吳三桂父吳襄家裡，即刻下令逮捕吳襄，嚴刑拷打。為了尋歡作樂，竟然顧不上處理政事。他手下的士兵押送明朝官員到他寓所，由於他剛剛擁妓歡飲，遂命士兵回營守候。
此時李自成沒有忘記昔日與他患難與共的戰友。他沒有匆匆地登上皇帝的寶座，一再推遲了登基即位的日期。可與他共事的大順軍的主要領導人已都今非昔比，圓了享樂夢。李過據都督袁祐宅，谷大用據萬駙馬宅，田見秀據曹都尉宅，李巖據周奎宅。其他如李牟、白豐、郭之緯、賀有威、董學禮、白廣恩、白邦政、黑雲龍、官撫民、左光先、梁甫、祖澤溥、王琦、熊天成等將領，也都分別佔據貴族官紳的宅第，縱情歡樂，劉宗敏、李過、田見秀等，呼蓮子衚衕優伶妾童，各數十佐酒，髙居几上，環而歌舞，喜則賞以大錢，怒則殺之。文官之首牛金星，以太平宰相自居，使用內閣儀仗，往來拜謁，誇其鄉人。謀士顧君恩坐在吏部大堂，舉足置案上，乘醉攜妾童高唱邊關調為樂。吏政府尚書宋企郊勸止他說：衙門自有體，不比營中，可以自由放縱。顧君恩反唇相譏道：“老宋猶作舊時氣象耶？”
先前頒佈的軍紀與諸多禁令，很快成為具文。大順軍歷來是嚴禁將士個人私藏金銀的。入京之初，那種雷厲風行嚴懲違紀違法，將搶掠前門店鋪綢緞的士兵處斬，並將其手足釘在前門左柵上的情形，不能說沒有震懾力。但是，為時不久，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軍中想方設法撈上一把的，並非是個別人的倒行逆施，“其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劉宗敏對此，不僅不認為是破壞軍紀，還認為理所當然。既然如 此，人存富足還鄉之心，誰還肯去勇往赴戰！這種在戰利品分配上的變化，正如《綏寇紀略》中所說的那樣：李自成最初以其所得財物作號召，南陽、洛陽歸附的人開始增多。及至攻取京師，其部下爭相掠取金帛財物，此其為利同也。始之何以分，今之何以散，其差別就在於以前是以所掠散給饑民，而後之用於御驕兵。有分析家指出：“飢寒乞活之人，一旦見宮室帷帳珍怪重寶以千數，志滿意得，飲酒高會，有富貴歸故鄉之心，怯篋擔囊，唯恐在後，何遐同心膽其功名哉!”這也就是人們所說驕兵難制的原因所在。這話說得有些刻薄，可也入情入理。貪圖享樂是農民軍的一種外在表現，進一步剖析，其深層的因素，則是貪則驕，驕則惰，只顧眼前，不慮長遠，不想再思進取。經過10多年的浴血奮戰，用無數將士生命和鮮血換取的戰略主動，就這樣在歡歌笑語中被棄之以去。
上述10項舉措是大順領導集團入京後對現實問題作出的回答。所有這些所作所為，表現出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領導集團的短見，他們是推翻明王朝的英雄，但不是治世的能人，由於不能實現自己的承諾，給人們帶來實惠，認真解決人們的吃飯穿衣問題，甚至損害人們的利益，因而為民眾不滿。制將軍李巖從關心愛護大順政府出發，給李自成上疏提出四項建議，其略曰：
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廠。俟工政府修葺灑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決議登基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一、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汙者發刑官嚴追，盡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吳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
這裡未曾提到對清的策略，可也提出了大順在政策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所說嚴肅軍紀問題，以及用政略解決吳三桂問題都是與大順存亡息息相關的。若能及時予以注意，可謂亡羊補牢，尤為未晚。遺憾的是，李自成見疏不甚髙興，順手批覆“知道了”三字就無下文了。
十幾年來，李自成在他戎馬生涯中，始終是著眼於應付眼前的得失，而未形成全局觀念，他將推翻明王朝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入京後忙於棒打明朝官員，並沒有真正想過如何治理國家，他倡導的殺富濟貧，曾經鼓舞人心，但他建立並實施的制度，卻是以一種新的不平等、不平均取代舊的不平等、不平均，以他為首包括他的高級文武官員們正在擁有自己的特權，自然不會採取有效措施去彌補這種惡習所造成的損失。
李自成在京期間實施政策的失誤，在於李自成及其領導集團低估了明朝殘餘勢力的能動性；還在於對官紳採取了不加區別的政策。官紳不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號召力，而且在經濟上也擁有實力。他們是義軍的對立面，可也不是鐵板一塊。隨著農民軍的勝利推進，他們也在分化。堅持與義軍為敵的死硬分 子，固然不乏其人，可是向義軍投誠的，也大有人在。如何區別對待官紳是一個政策性極強的問題。進入北京後，大順政權對明朝官紳實行的最為主要的兩大舉措，一是勒令在京舊官到大順政府登記接受審査，命令他們到指定地點聽候宣佈結果。不是尊重他們，而是將他們作為俘虜，甚至在人格上加以羞辱。二是將助餉與追贓結合在一起。由派徵到追逼，其數額多寡，“以官職之大小，定銀數之多寡”，這種按照官職大小派徵，要求如期完納，否則即嚴刑逼徵的做法，是很不講策略的。有些地方所以憑衣著相貌捉人，凡狀貌魁梧者，或認為是官宦，或認為是富翁，便捉去用刑拷逼。《平寇志》記其事說：劉宗敏、李過等大索京官、嚴刑拷掠，盡取衣幣金銀諸器。未幾，株連鄉戚知交，典肄市賈，搜索寄頓，逮及菜傭、賣醬家、僧房、飯肆。這樣，就將打擊面擴大到一般人家。對於那些“輸不及數”的官員，不加分析，一律嚴厲打擊。僅北京一地，因追贓被刑致死的官員和富戶有1000多人。還有讓他們到前門商鋪“稱貸”。因此，隨著“貸贓”事起，幾天之內，北京商人錢貸為之一空。再者，徵餉以銀為主。規定：凡輸納者，現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概擲棄，衣服極新者，準價錢許。大緞，匹不及兩。紗羅減之。更為嚴重的是，當李自成得知這些後，為糾正追贓的擴大化，曾召集將領開會研究如何辦時，一些將領們竟不以為然，說：“皇帝之權歸汝，拷掠之威歸我，無煩言也。”
李自成攻破北京後，清朝執政者敏銳意識到這是一個最為難得的良機。多爾袞立即集結軍隊，迅速向關內進發。
吳三桂出身武舉，是明遼東總兵吳襄之子，是一位有作為的將領。是他，率軍固守山海關，阻擊了清兵的入犯。在他的手下有軍隊4萬餘人，還有屯駐在山海關至開平一帶八九萬漢民。三月六日，大同告急文書迭至，崇禎帝急命太監謝文舉星夜馳赴山海關，飛檄吳三桂率兵入關，並加封他為平西伯，以示恩寵。三桂接到命令後立即從寧遠撤軍入關。三月二十日，到達豐潤，而在前一天李自成已入據北京。入京後，李自成也注意到吳三桂這個人物，派降將唐通帶著招降敕書前往山海關，書中盛稱李自成禮賢，答應晉封吳三桂為侯；又派兵政府侍郎左懋泰攜帶黃金千兩、白銀萬兩、錦緞千匹作為犒賞前往，以促使吳三桂晉京授職。吳三桂和總兵高第接受了李自成的犒師銀兩，當即決定歸附，並將山海關的防務交給唐通接管，帶領軍兵向北京開拔，準備朝見新天子，接受任命。二十六日，到達玉田縣，得到家人的報告，在北京的父親與家屬受到大順軍拷掠。材料記載說有兩件事，一是吳襄被逮捕關押，索餉20萬；二是愛妾陳圓圓為劉宗敏奪佔。這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使吳三桂政治態度立刻發生變化。吳三桂盛怒之下，返回山海關，向唐通發起突然襲擊，又借為崇禎帝復仇的名義，發佈討伐檄文。由於事出意外，唐通沒有任何準備，山海關為吳三桂佔領。唐通戰敗，急向北京告急求助。
四月十一日午後，山海關軍情緊急邊報傳來，人心惶惶，劉宗敏曾讓聾道人占卜，得坤之卜。又問：我主夜夢，宮門上懸一大趙字，主何祥？回答說：趙字從走從小月，小月二十九天，小盡也。意者戰我不勝，以是日退走。十二日，李自成召開緊急會議，商定對策。大順在京主要的文武將吏都出席了會議。會上，諸將推諉不前。他批評了劉宗敏的做法，提出對吳襄進行撫慰，讓牛金星代筆寫信給吳三桂，勸其來歸。信中寫道：“我為爾計，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戮辱，身名俱喪。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很明顯，這是在做補救工作。同時，決定暫緩登基，率部親征，錯誤地認為山海關不過是彈丸之地，不足掛齒，甚至以為“可一鼓下也”，可以“用靴尖踢倒耳”。在他看來，以10萬大軍對付吳三桂的5萬兵馬的確是勝券在握的。
當時的牛金星已經意識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曾提出異議，認為不宜出動大兵東征，特別是親征。他說：我主新得京師，人心震疊，彼必不敢輕動，亟即真而頒勸賞，示激勸，偏師往擊，未晚也。又說：如果皇爺出戰，對皇爺不利。吳三桂來，對吳三桂不利。這就是說，當時大順軍的做法應固守北京，按兵不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慎重的考慮。宋獻策也以為牛金星的分析與意見是萬無一失的。如果我們看一下十二日明朝官員陳方策在塘報中所說的一段話，問題就會更加清楚明白。這裡說：李自成自入關以來，只經寧武、榆林兩戰，從茲以往，望風潰附，錯認無敵， 其志多驕，驕可圖也。就是說，李自成志驕意滿的弱點已為對立面所關注。可惜，李自成沒有采納這一建議，最終還是決定親率大順軍東征。在這次高級領導人分析形勢商定對策的會議上，他與大順政府的所有領導人，沒有一個人想到據有東北的清朝正在入關，也沒有想到吳三桂一旦倒向清方可能導致的後果，更沒有意識到他的這一行動竟然成為他從人生事業高峰上跌落下來步入悲劇人生的起步。
十三日，李自成身著藍布箭衣，由北京正陽門啟行，帶領大順軍主力向山海關開拔。號稱10萬，實際上8萬人。隨同前往的有劉宗敏等大順軍事將領，崇禎帝三個兒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煥，以及在西安俘獲的秦王、晉王，還有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其用意自然是為了消除吳三桂的影響。留牛金星和李友等將領萬餘人守衛北京。這天夜裡，斬明大臣陳演、魏德藻及勳戚朱純臣等60餘人於東華門外。
吳三桂是一位有朝氣、有心計的將領，深知自己絕不是李自成的對手，自然不會坐以待斃。面臨飛來的橫禍，他急中生智，派副將楊坤、遊擊郭雲向清方請求援助。他在信中提出聯合消滅李自成農民軍的意見。條件是既有豐厚的財帛回報，還有裂地以酬的補償。
清政府看透了明朝腐朽沒落及其滅亡的必然性，且早有入主中原之意。此刻以多爾袞為首的清朝領導集團及其謀士們，無不在密切關注關內政治局勢的每一變化。他們雖然對於李自成及其農民軍瞭解得並不多，可是在得知大順軍入京，崇禎帝自縊後，便以極大的熱情，迅速將注意力放在對大順軍情況的瞭解上。范文程立即向多爾袞提出：“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爭奪。”明確提出大順政權是奪取全國政權的最大障礙，並對大順軍的狀況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觀其必敗之原因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財，淫人婦女，火燒人家廬舍，民恨矣。有此三敗，再加上行之以驕，可以一戰而破。”基於這一分析，提出趁大順政權尚未立定腳跟，志驕意滿之機，迅速出兵與之爭天下。多爾袞很重視這一建議，並且作了相應的部署。四月九日，多爾袞率領武英郡王阿濟格、豫郡王多鐸、謀士范文程與洪承疇和降將孔有德等人，大舉南下，他告誡英王、裕王說：“吾嘗三圍明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下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之處。今統大兵親至，志在不小，得勿乘戰勝精甲，有窺遼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以覘動靜。”他們坐觀時變，謀求最佳效果。
十五日，多爾袞率主力經由薊州、密雲，到達阜新翁後，遇上吳三桂派往與清方聯繫的使臣楊坤。楊坤述說了山海關的嚴峻形勢，並將吳三桂的救助信交給了清方。信上說道：“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多爾袞對提出的借兵之說並不感興趣，可也從這信中察知國內戰局即將出現有利於清朝的大變化，並且根據信中提供的情報，調整了軍事行動計劃，命令部隊向山海關進發，立即覆信給吳，說收到來使致書，深為喜悅。提出要吳來歸，以晉為藩王作為條件。吳三桂收到回信，再次派郭雲龍攜帶書信前往，信中寫道：三桂承王諭，即發精銳于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黨羽，蟻聚永平一帶，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從可知也。今三桂已集中全 部精銳，以圖相機滅，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傳檄可定也。
由於摸不清吳三桂的真實意圖，多爾袞到達歡喜嶺後，命令部隊停了下來，高張旗幟，休息兵馬，觀察事態的變化。
十九日，大順軍從西、南、北三面包圍山海關城，將主力擺在關內石河完成對吳軍的包圍。
二十一日，大順軍在山海關下發起猛烈進攻，力圖一鼓而下；又恐吳三桂東遁，遂出兵2萬，從山海關西一片石出邊，繞道東來夾擊關外東羅城斷其後路。李自成從西部以全師攻擊內城，進行前後合圍。吳三桂亦率軍下關迎戰。雙方列陣於一片石。位於山海關北稍偏，距關約20裡。形勢十分緊張。吳三桂得知清兵已到關前，急忙派人前去請求入關。多爾袞遲遲不作答覆，使者往返8次，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直到吳三桂答應投降，方才達成協議。吳突出外城，馳入清營會見九王。九王舉行受降儀式。吳向清稱臣，剃髮。九王以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折箭為誓，進而確定了軍事行動計劃，以吳為前鋒，英王張左翼，統兵2萬，從西水關入，裕王張右翼，統兵2萬，從東水關入，九王重兵居後。吳返回關內。
二十二日晨，一片石戰場如火如荼。大順軍士氣昂揚，炮火猛烈，已經奪關，連營並進，守關吳軍，開始動搖。北翼城守軍已向大順軍投降。
這天下午，突然大風揚塵（沙塵暴），咫尺莫辨，清軍呼嘯而出，猶如萬馬奔騰，飛矢如蝗。戰場上突然響起進軍號角，連續吹響三遍，每次接著是吶喊，再下是射出巡箭。數萬嚴陣以待的辮髮清軍鐵騎一齊衝上陣前，突然襲擊，直向大順營壘撲來，精疲力竭的大順軍擋不住，死傷慘重。勇冠三軍的劉宗敏在塵沙飛揚中，中箭墜馬。其他將領受傷的亦不少。李自成立馬在一座小土崗上，指揮作戰，忽然見到白旗揮舞，在他身旁的高僧告訴他這白旗不是吳三桂的軍隊。戰場局勢頓時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大順軍全線潰敗。李自成急令快速撤退。大順軍敗退40裡，至永平，在范家店殺了吳襄。
多爾袞在山海關戰役結束的當天，晉升吳三桂為平西王，以馬步兵13000人交吳三桂指揮，追擊大順軍。從而出乎意料地實現了清朝入關的夙願。而這一夙願的如此實現，恰恰是利用了李自成的志得意滿，不復顧及，打了個措手不及。而李自成這一仗的失敗，非同小可，導致全局逆轉，不僅改變了他本人的命運，使他從勝利高峰上跌落下來，使大順從勝利走向失敗，直接影響到大順的前途命運，而且影響到17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
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又殺了吳三桂全家34口。這時京城秩序混亂，謠言四起，有人散發傳單，說要共輔太子。幾天前降於大順的官員見形勢有變，紛紛離開大順，乘機向江南逃竄；大順的士兵，特別是新歸附大順的士兵也紛紛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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