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該如何看待當前全球金融市場的反饋？面對此類衝擊，政府和監管層又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副院長朱寧對話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耶魯大學斯特靈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圍繞上述話題分享觀點。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下稱“新冠肺炎”）爆發後，雖新增有所下降，但全國確診人數持續攀升，目前各界仍在等待拐點。然而，全球金融市場的表現卻超常鎮定，除了春節期間海外市場震盪較大，以及春節後開市首日A股大跌，截至目前全球市場表現都超出了預期。
究竟如何看待全球金融市場的這一反饋？市場是否過度樂觀了？面對新冠肺炎這類重大沖擊，政府和監管層又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
近期，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金融學教授朱寧對話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耶魯大學斯特靈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國際人士普遍認為，A股如期開市是正確的決定，有助風險及時釋放，不過席勒也坦言至今尚未有研究給出清晰的答案。“應對罕見衝擊，例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紐交所暫停交易4個月。但是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數據或歷史經驗來得出結論......在1987年美國股市崩盤以及推出熔斷機制後，我們也推出了‘88號規則’（Rule 88），熔斷機制被觸發後，會停止交易一段時間以穩定市場情緒、防止短期過大波動。針對‘88號規則’有很多研究，但可惜的是，我認為我們至今還未得出一個清晰的答案。”
其著作《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中講述了股市是如何對1995年的阪神地震作出反應的。有時，並非是新聞本身，而是各界對於新聞和新聞相關事實的關注，改變了經濟或投資者的心態。政府的信譽以及政府所展現出的力量和控制力可能也對投資者信心十分重要。因此席勒認為，目前信心對於中國證監會等的政策制定至關重要，“從某種程度上說，對中國而言新冠肺炎是危也是機。全球的注意力此次都聚焦在中國之上。中國花了10天就在武漢建成了一家醫院一事傳遍全球。A股市場也需要這樣的信心，來向投資者和國際社會保證，政府對事態是有掌控力的。”
儘管當前的全球合作氛圍已遠不及2008-2009年時，但席勒仍呼籲全球政策制定者通力協作，因為病毒正在擴散併成為全球性問題。“消費者的支出意願會影響經濟，而支出意願並不僅是經濟行為，而是跟心理有關，其可能是非常情緒化的。因此，重要的是全球政府應該通力合作，就像在2008-2009年時那樣，各國攜手提振消費和經濟。即使僅是全球合作的姿態也是非常有用的。”
面對意外衝擊，提振信心是關鍵
朱寧：正如我們在冬季達沃斯討論的那樣，截至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例還在上升。A股在2月3日如期開盤，此前國內有呼聲稱應該推遲開市，你對此有何評價？面對這種外生衝擊，證監會等市場監管者應該遵循什麼原則？
席勒：對這一問題可能沒有簡單的答案。應對罕見衝擊，例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紐交所暫停交易4個月。但是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數據或歷史經驗來得出結論。紐約大學的威廉·西爾伯（William Silber）對1914年紐交所暫停交易一事做過一些很不錯的研究，暫停交易的目的無疑是為了穩定市場情緒、避免恐慌。在1987年股市崩盤以及推出熔斷機之後，我們也推出了“88號規則”（Rule 88），熔斷機制被觸發後，會停止交易一段時間以穩定市場情緒、防止短期過大波動。針對“88號規則”有很多研究，但可惜的是，我認為我們至今還未得出一個清晰的答案。
我認為現在應該看一下我的書《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以及股市是如何對1995年的阪神地震作出反應的。
有時，並非是新聞本身，而是各界對於新聞和新聞相關事實的關注，改變了經濟或投資者的心態。政府的信譽對於投資者和世界而言至關重要。政府所展現出的力量和控制力可能也對投資者信心十分重要。
我認為，信心對於中國證監會的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對中國而言新型冠狀病毒是危也是機。全球的注意力此次都聚焦在中國之上，就好比在日本阪神大地震後各界將目光都投向日本那樣。中國花了10天就在武漢建成了一家醫院一事傳遍全球。A股市場也需要這樣的信心，來向投資者和國際社會保證，政府對事態是有掌控力的。
全球市場尚未充分感知病毒影響
朱寧：儘管開市首日大跌，但A股從第二個交易日開市就收復了部分失地。美股和歐洲市場近期看似都擺脫了疫情的影響。你如何看待截至目前全球市場的反應？
席勒：全球市場還沒有充分感受到病毒的影響。過去一週，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New Haven)有人疑似感染病毒，因此至少很多人都知道了這種病毒，但還有很多地方的人們並不完全理解其嚴重性。人們的思考不可能總是理性的，也會憑感覺。現在西方社會還未對這種病毒感到恐慌，因此我認為全球市場並沒有對此充分作出反應。美股市場始終表現良好，儘管估值已經很高。如果事態出現變化、病毒在投資者中的恐慌情緒有所放大，情況會有所不同。
朱寧：您認為這疫情如何影響中國一季度和全年的經濟增速？
席勒：可以參照SARS時期的情況，當時並沒有封路和封城，同時，此次疫情的爆發恰好是在中國春節期間，因此,此次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要大於SARS時期。此外，中國在SARS時期並沒有面臨貿易摩擦，情況目前發生了很大變化。我相信中國經濟會在疫情結束後復甦，但我還不知道何時疫情才會好轉，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朱寧：如何看待疫情對整體全球經濟和市場（股、債、商品）的短期和長期影響？投資者應該如何加以防備？
席勒：國際市場至今還沒有特別認真地對待此次病毒。但是病毒還在擴散，也出現了一些恐慌，這是非常正常的，但市場都預期中國政府會採取激進措施來應對疫情，而病毒最終可能會在3月底得到控制。但是否真的能在3月底得到控制？會否出現一些新的變異？病毒明年會否捲土重來？我們需要警惕悲觀情緒（攀升），這就是為何我用“非理性繁榮”來解釋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當時，日本政府被認為是非常有效和強有力的。但當看到日本政府的賑災措施並非如此有效後，這可能打擊了全球投資者對政府救助經濟能力的信心。
朱寧：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
席勒： 1918年出現過一場嚴重的流感，當時出現了短期地產市場的下挫（凱斯席勒房指數（case shiller index ）從1917年到1921年下跌了15%），因此的確可能有一些聯繫，但並不是很大。
全球政府仍需通力協作
朱寧：這次疫情的爆發會如何持續影響全球價值鏈？會怎樣影響中美第一階段協議？
席勒：很難去理解和評估貿易衝突，我不知道在這一方面有什麼專家。航空旅行的限制不僅讓人們無法前往中國，也抑制了信息和商業機會，這可能會構成損害。
朱寧：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減稅、降低租金、延期社會保險費繳納等措施。未來還可以用怎樣的金融、財政等政策工具來降低疫情爆發造成的衝擊？
席勒：政府全力紓困經濟和企業的動作非常重要，有助於提振各界對經濟的信心。交通限制可能有損經濟，尤其是會影響到更小型的企業。這需要關注，因為小企業實際上提供了最多的就業機會。
朱寧：中國未來應當推出怎樣的短期、中期、長期的政策組合和改革議程來支持經濟最終走出這次衝擊？我們在此前的達沃斯論壇期間聽到了很多中國對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的承諾，你認為中國應該做什麼？
席勒：中國可能應該更加務實一些，適度降低今年GDP的增速目標。我讀到一些關於醫院短缺的報道，中國應該考慮建設更多醫院、培養更多醫生。隨著人口老齡化、收入上升，這些（投入）會起到作用。
中國也需要保持開放的全球化，與其它國家合作。新冠肺炎可能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機遇，因為目前所有關注都聚焦在了中國。中國應該向全球展現其在應對疫情挑戰時的責任感。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極佳的時機，可以（向全球）展現其如何推進改革、不斷取得進步。
中國顯然是綠色科技和綠色發展領域的領跑者。我們也需要注意到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和很多發達國家一樣高。中國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為世界其它國家樹立榜樣。但是，我並不確定綠色發展如何拉動中國政府想要的GDP增長。
朱寧：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全球合作？
席勒：全球政策制定者需要通力合作。病毒正在擴散併成為全球性問題，各政府都應該提振消費者信心。消費者的支出意願會影響經濟，而支出意願並不僅是經濟行為，而是和心理有關，其可能是非常情緒化的。因此，重要的是全球政府應該通力合作，就像在2008-2009年時那樣，各國攜手提振消費和經濟。即使僅是全球合作的姿態也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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