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從反面成就了諸葛亮
經過現代史學的祛魅，我們已經知道諸葛亮在蜀地行的是其實是暴政，其身後評價一度也起起落落。從諸葛亮故去到北宋前期，對諸葛亮的正面評價一般是“善治國”（賈詡語）、“能盡時人之器用”（楊洪語）、“天下奇才”（司馬懿語）、“一時之異人”（傅玄語）等，主要是將其視為軍政大才，道德方面評價不多，此外負面評價也不少。對於諸葛亮行暴政不認同的，請先參閱吾友陳路此文，也可跟帖討論：
六出祁山的無奈——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到了東晉南朝，因為朝廷偏安江左，與蜀漢的情況相似，而北方的十六國北朝倒像是曹魏，於是從東晉開始，以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為代表，尊劉貶曹的傾向出現，諸葛亮形象有所提升，但與後世仍有距離。直到北宋前期，因宋受禪於後周，得國方式與曹魏相似，歐陽修、司馬光、蘇洵均以曹魏為正統，蘇軾早年亦尊魏貶蜀，在其《諸葛亮論》中瘋狂dis諸葛亮：
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
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卻哉！
宋神宗時代著名的武學博士何去非在《何博士備論·蜀論》中也說：
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而元用眾之智。故嘗數動其眾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眾已疲。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蜀也。
此時，諸葛亮在蜀地聲望不錯，但並未得到全國性的尊崇，其中原因很複雜，下文會詳論。不過，經過王安石變法，許多士人的看法改變了，因為在宋神宗、王安石苛暴失序的政治之下，他們發現諸葛亮的一些特點著實難能可貴。對於王安石行苛政不認同的，請參閱以下兩文，也可跟帖討論：
王安石變法是否導致了北宋滅亡？
王安石變法其實成功了，但結果比失敗還糟糕
如果我們拿諸葛亮之政與宋神宗、王安石之政對比，可以發現其中的若干差別。而與諸葛亮相比，宋神宗、王安石的作風明顯更像曹操。當然，在宋朝皇權提升的情況下，大家不敢像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那樣直接懟皇帝，但是把同為宰相的諸葛亮和曹操拿來跟王安石比比還是可以的，結果一比之下，飽受新法之苦的天下人就發現諸葛亮比曹操可愛多了，最終助推了社會上尊劉貶曹的思潮。
王安石變法
既劣化了宋朝政治，也改變了宋朝人觀念
諸葛亮與漢版曹操和宋版曹操相比，都有哪些不同？北宋是政治倫理化的前夜，大司馬以為應該從倫理方面著眼，下面試著揣測一下。
諸葛亮一個重要的招牌就是“忠”，不僅是忠於劉備個人，還忠於漢朝，忠於漢朝的傳統，其名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明白顯示出其理想是興復西漢“霸王道雜之”的傳統，雖然該傳統遠比東漢殘暴，但撇去具體內容，“忠於傳統”的這個形象還是樹立起來了。相比之下，曹操對漢朝傳統尊重度不夠，公然鼓勵士人“不仁不孝”。王安石明顯跟曹操更像，一句“祖宗不足法”，為宋神宗惡性集權去除“祖制”的障礙，把北宋前期較良性的政治傳統敗得乾乾淨淨。
諸葛亮在“忠”之外，還有與劉備的“君臣之義”，其實是一種小共同體建構，是真正的“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是劉備單方面憑暴力壓迫讓諸葛亮就範，帶有共和的性質，而這種共和氛圍又從君臣之間推廣到諸葛亮與蜀漢核心派系荊州派（劉備舊部）和東州派（劉焉舊部）官員之間。這不像曹操，一心想倚重曹家人，通過暴力手段實現權力一元化（雖然最終沒能辦到）。王安石則主動扛起髒活累活，把提出反對意見的官員不分青紅皂白貶官，幫宋神宗惡性集權，雖然集權完成後被宋神宗過河拆橋一腳踢開有其可憫之處，但其作為與曹操相似。
諸葛亮還有一個亮點是維護制度，可以稱之為“信”，雖然他訂立的制度未必多正義多合理，但真正做到了“賞必信罰必果”，主要依據制度而不是個人好惡來升降官員。相比之下曹操號稱任人唯賢，其實在軍隊高官層面都任人唯親，以曹氏、夏侯氏親族充任，而王安石往往因為有人附和、奉承新法就給人破格升官，與曹操一樣都樂於踐踏制度來實現個人目的（雖然曹操和王安石都自認為其目的很高尚）。
以上這些做法王安石還只是開了個頭，他自己的個人操守確實立得住，許多人雖然對他的做法很不贊同，但對其為人尚不鄙視，其繼任者呂惠卿、章惇、蔡確等人則等而下之，不但手段卑鄙，而且人品惡劣，操守全無，令人不齒。基於這些不同點，曹操與王安石及其後繼者的形象有所融合，這導致曹操的評價下降；而曹操、王安石一黨的對立面諸葛亮的形象上升。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很集中的體現在蘇軾身上。
蘇軾對諸葛亮觀感的轉變
代表了宋人思潮的轉變
元豐元年（1078年），蘇軾在徐州刺史任上作詩贈答範祖禹，《答範純甫》一詩曰：
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後面兩句用的典故是呂布被曹操擒獲後，在白門樓向曹操乞降不成，被殺之後仍遭人恥笑之事。但是後來蘇轍把呂惠卿稱為呂布，可能是受其兄蘇軾啟發，故而清人王文誥認為蘇軾這兩句諷刺的是新黨中的小人呂惠卿、曾布，將兩人合起來稱為“呂布”。至於“曹瞞”，大司馬以為或者暗指宋神宗，或是指宰相王珪，王珪雖非王安石一黨，但是向來唯宋神宗馬首是瞻，毫無原則，有王安石之缺陷而無其操守，更加等而下之。
在史論方面，也一反早年崇魏之論，拋棄了可能跟今天許多年輕人一樣對曹操“真性情”的浪漫想象，在《孔北海贊》中以孔融與曹操對比說：
文舉（孔融）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
在其千古名篇《赤壁賦》中，則相信曹操再兇也不能成功：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在對曹操的評價持續下降的同時，蘇軾對諸葛亮的評價則明顯上升，其晚年《題三國名臣贊》中說：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諸葛武侯畫像贊》也高度評價諸葛亮：
密如神鬼，疾如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這種思潮持續到南宋，在把“王安石之政”作為政治不正確的南宋，諸葛亮的評價進一步提高，這二者之間當有密切聯繫。如陳亮即曾稱讚諸葛亮治蜀是“王者之治”，諸葛亮是“伊周之徒”，將諸葛亮與伊尹、周公相提並論。戴少望《將鑑論斷》則說道：
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
此後，諸葛亮的地位就更是一路抬升，最終封神了。
諸葛亮畢竟不是商鞅
這些是宋人借古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還是諸葛亮真配得上如此高的讚譽？大司馬以為，諸葛亮雖遠不能與其崇高聲譽匹配，但確實有一些優點值得肯定，同時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諸葛亮所處的歷史階段也湊巧給他加了分，下面簡單的談談。
諸葛亮在蜀漢行的是較純粹的秦制，恢復東漢已經取締的鹽鐵官營，對蜀錦等特產進行政府專賣、打擊蜀地士族，其政治總體上比曹魏、孫吳更加苛刻，但是這裡面有幾點需要細論。
第一點，諸葛亮本身並非迷信極端權力的猥瑣男，這從兩個方面可以證明。
一是《諸葛亮集》裡面的文章。文字的感情很難騙人，從諸葛亮的文章來看，他的思想是儒法參半，不是赤裸裸的無良法家，其人生目標不是虐待人民，而是期望達成他心目中的善政。不然他的評價就會跟商鞅一樣，直接就是一條狗，而不會像今天這樣充滿爭議了。
二是劉備、諸葛亮在荊州時並不行秦制，到了益州大行秦制，主要還是要奪取資源給荊州派、東州派的支持者分紅，這也是漢末群雄的慣例，不是劉備、諸葛亮的額外之惡。相反，劉備在入益州之前名聲相當不錯，有“弘雅有信義”（袁紹語）、“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太史慈語）、“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程昱語）等評價，這也是曹操大軍逼近時荊州百姓願意跟他逃亡的重要原因。
因為基本盤是漢末群雄生存的前提條件，所以大家都要想辦法餵飽基本盤。像袁紹就支持潁川派暗中打擊河北派，孫策、孫權也支持淮泗人打擊江東本地人，曹操一開始也依靠潁川士族和自家親族打擊兗州士族。蜀漢的特別之處是益州豪族因為已經被劉焉洗過一次反抗力較弱，劉備、諸葛亮能對他們打擊得更為徹底而已，而對豪族的打擊程度與行秦制的可能性本來就呈反比，所以蜀漢要行秦制就能逼近順暢的推行。
諸葛亮終非商鞅那樣的猥瑣之人
第二點，說蜀漢虐民，也不等於蜀民過得比曹魏、孫吳的所有人民都差。
曹魏、孫吳的人民是分成三塊的，一塊是豪族保護下的領民，這部分人民是領主的私產，領主不會像皇帝那樣把他們往死裡虐，所以過得較好；另一塊則是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因為豪族庇護了大量領民，曹魏、孫吳的皇帝又不願意手上的錢糧和兵員減少，所以對編戶齊民變著法子虐，過得就未必有蜀漢好了；還有一塊是屯戶、吏戶、兵戶之類立了特別戶籍，跟民戶區別開來的人家，這種人實質上是國家奴隸，國家對奴隸可不會有領主溫情，所以這部分過得奇慘無比，比蜀漢平民更差。而蜀漢以編戶齊民為大頭，豪族領民和國家奴隸都比魏吳佔比要少，而諸葛亮對編戶齊民乃至國家奴隸應該都比魏武的同類人群要好（詳情見下文），所以實際上過的是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生活，並沒有想象中那麼惡劣。
第三點，諸葛亮的秦制是真正按制度來的，而不是隨心所欲的層層加碼。
好比他把稅役定得很高，但同時也整頓吏治，確實就按定額來，不會在此之外吃拿卡要，也不會時不時突然加個稅。賞罰也確實分明，按法令來，而不會隨心所欲的提拔私人，普通人一般來說也不會無緣無故遭受無妄之災。按照《龍與地下城》的世界觀來比附，蜀漢可以說是“守序邪惡”，曹魏、孫吳對待其編戶齊民則是“混亂邪惡”，“混亂邪惡”是隨心所欲的邪惡，比“守序邪惡”更惡”。
所以，如果曹魏、孫吳沒有遭到強大的中原、江東士族的抵抗，能夠將蜀漢式政治落地，按他們對待編戶齊民的作風，應該會比諸葛亮更惡。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段，連“守序邪惡”都是一種奢望，這可能正是諸葛亮在巴蜀人民心中有一定地位的原因。
當然，因為魏、吳豪族的力量強大，編戶齊民可以逃亡到豪族手下來脫離暴政，而蜀漢對豪族打擊、限制甚重，這方面的福利蜀漢的編戶齊民就要差不少了。
歷史疊加的不虞之譽
說完諸葛亮本身的優點，我們再來說說歷史無意中給諸葛亮形成的加權。
首先，諸葛亮在蜀漢推行秦制時，他自己處在秦制的紅利期，這讓他較能夠輾轉騰挪，降低秦制的殘酷性。
什麼叫做“秦制紅利期”？我們知道秦制的特點是將社會資源儘可能的收歸朝廷之手，簡單來說就是消滅富人，消滅社會中間層，讓民眾成為一盤散沙，無法組織起來阻礙朝廷的意圖。所以秦制運行之始，朝廷會得到大量的資源。
雖然秦制從長遠來看是要讓民眾受苦，但高明的操盤手如諸葛亮在秦制運行的初始階段，能夠通過調配資源、整頓吏治、提高效率等手段，短時間內甚至能夠讓民眾生活有所改善，給民眾形成一種“劫富濟貧”的印象，得到民眾的擁戴。這樣就把秦制紅利運用到了極致，比不留後路式的“劫富劫貧”要高明不少。
當然往長了看，缺乏中間層和一切社會力量制約的秦制，其造血能力和管理能力會塌陷式下降，到那個時候，諸葛亮是會還政於民還是更加殘虐？按照歷史邏輯來說應該會更加殘虐，但是很幸運，他在那之前就死了，給民眾留下了不那麼殘虐的印象。
其次，則是三國以後蜀地長期動亂，後繼政權看上去還不如蜀漢，這就從比爛的角度又給蜀漢加了分。
蜀漢滅亡後，才過了三十多年太平日子，關中的巴、漢各族流民就在巴氐李特、李雄的統治下殺入蜀地，建立成漢。李雄雖然推行道教鎮靜之政，擾民較少，但其建立初期一直在與蜀人交戰，從公元303年打到323年，打了二十年仗才大致穩定下來，到338年李壽即位以後又行暴政，太平日子實際上只有十來年。
成漢為了充實人手，招引今日貴州等地百越系的獠人入蜀。東晉桓溫消滅成漢後，成漢故地接連爆發天師道的起義和獠人的暴亂，後來又成為前秦和東晉拉鋸戰的前線，一度還建立獨立政權譙蜀，連年戰亂讓蜀地急劇衰退，相比之下諸葛亮勞民傷財好歹是在境外，這樣就距離產生美，蜀民覺得跟後面的這些一比諸葛亮還挺不錯了。
桓大司馬平蜀時
對諸葛亮評價頗高
當然，在王安石之外，也還有其他因素促成諸葛亮封神。
比如諸葛亮對於已經滅亡的漢朝的忠誠，對於劉備、劉禪父子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任何皇帝都歡迎的，唐代儒釋道三教在皇帝面前辯論的“三教論衡”活動中，包括佛教在內都會用到劉備、諸葛亮君臣相知的典故，在強調倫理的理學興起之際，這種忠心當然也會給諸葛亮加分。
另外就是宋朝的政治考量。《四庫全書總目》評價《三國志》時就說：
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
這個說法是對的，但尊劉貶曹的時間點可能可以提前到北宋中期，如宋真宗曾經特別下令刊刻《三國志》中的《蜀志》，宋神宗則確有尊劉貶曹之言論，如將自己與王安石比作劉備、諸葛亮，宰相吳充問他對曹操評價如何，宋神宗直接回答“不足道”。
北宋初年收復幽雲失敗，不得不與遼並立，日後靈夏地區又落入西夏之手，實際上形成宋遼夏三足鼎立之局，這可能已經對宋朝唯我獨尊、大國正統的自信心產生了打擊，加上這時宋朝已經統一南方並且統治穩固下來，也沒有必要強調自己是北方政權，於是宋人的感情就慢慢從曹魏移到了蜀漢身上，而北宋滅亡、南渡偏安則讓這個趨勢就更加明朗化了。
就這樣，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尊劉貶曹成為歷史主流。而蜀漢一方的諸葛亮、關羽是其中最大的獲益者。諸葛亮今日的名譽，有相當一部分是不虞之譽，這真是“層累地塑造歷史”的明證。但諸葛亮畢竟不是商鞅，批評時建議還是謹慎使用漫畫式的手法，那種手法更適合用在商鞅那樣純粹的丑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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