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羽戈的《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下文簡稱《踵》）《踵》是一部知人論世的書。
青年學者羽戈，安徽人。他自稱“生於憂患，長於清貧”。在人生26歲前後，自覺生命充滿了無可索解的矛盾。學習法律有遠離法律，始終在尋找生命的座標。喜歡文字又恐懼文字蒼白無力，但又依靠文字討生活。自詡“不自由撰稿人”。著述有影評集《穿越午夜之門——影像裡的愛慾與正義》，和隨筆集《從黃昏起飛》。自嘲為稻粱謀的寫作者。
從讀過的羽戈的幾部其他著作，如《帝王學的迷津》《豈有文章覺天下》等看，由知人、識人、論人，進而鉤陳歷史，還原事件，是羽戈先生治史的主要方法和工具。
歷史，說到底是人活動的記錄，就是人史。由人而認識歷史，是治史的正途，也是研究歷史的目的。
英國曆史哲學家柯靈烏說：“歷史是人為了求自知而有的學問……因此，它價值也就在於指示我們：人曾做了什麼並因此而顯示出人究竟是什麼。”
由知人而論史，相比由事件的來龍去脈來構建歷史，要難得多
一者，舉凡一個歷史事件，多由幾人幾十人，甚至更多人而一起發動和參與，其中誰主誰次，各居什麼位置，各起什麼作用，而事件或成或敗，又各擔什麼責任，往往難以弄得清白明晰；
二者，即使為同一事件而聚合在一起的人，大致的方向或目標，可能趨於一致，但參與其中的具體個人，其思想、價值觀念，甚至是在大目標之下的小心思，以及行為方式等，又往往各有不同，這就使得從人的角度看，歷史事件在發生和演進的過程中，顯得紛亂如麻團，要從中條分縷析，理出脈絡，看清事件何以至此，何如如此，就變得尤其困難；
其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事件中紛紛登場的人物，何以會有那樣的思想與觀念，何以會在事件中去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又何以會因其角色而對事件發生影響等，要釐清這一些個問題，不僅會使歷史事件的面目愈加清晰，更可使讀者明白事件為何如此。而要達到知人的這一層面，從治史的角度而言，真可謂難乎其難。
所以，倘若是學力不濟、方法不對者，不但難以論得精當，還容易陷入以治史者之思想，投射於所論者的身上，非但不能使歷史還其面目，且還有可能在那上面罩上一層新的歷史迷霧。
而《踵》，讀後卻使人覺得，羽戈識人深準，論事也就使人信服。
戊戌變法為中國近代史上一重大事件，歷時雖短，但對後世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中所產生的震動之大，卻是極大的
但就戊戌變法事件本身而言，雖然各路人物在其中多有表演，但起核心作用者，人數倒也不是很多。
《踵》從中抽出了關鍵者，如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慈禧、翁同龢、光緒帝，以及張之洞等一干重要人物，就其在戊戌變法中的價值追求、變法的路徑等，逐一剖析，逐一辯證，還原出了戊戌變法事件背後，這一干人等的心路歷程，性格特徵，以及由此給變法所帶來的影響。
《踵》佔有材料之豐富，使用材料之客觀，邏輯論證之嚴謹，察人辨性之幽深，讀之常使人驚歎，更由此而使讀者對於戊戌變法何以有那樣一個最終的結局，瞭然於目。
《踵》之所以清晰明確，除了羽戈先生學力深厚，對歷史感覺敏銳之外，還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正如他在書的《戊戌年的派系與思潮》一章中所言，他人論及戊戌，對涉及其中的人物，常以政治派系來劃分：帝黨與後黨；守舊派、維新派和革命派等等，依頭制帽，一旦戴上，就依帽子來派定任務，評點行為。
但事實卻並非如簡單明瞭。帝黨與後黨，一者，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二者，“二黨”之間，也並非水火不容。即便是以派系而論，守舊派、維新派和革命派中人，也不是各就其位，互不摻雜。
所以，羽戈在此基礎之上，“我想的補救之道，則在引入政治思潮，對派系進行細化。”並“對戊戌年的政治思潮，大致可歸為三種：守舊、緩進與急進。按現在流行的說法，緩進不妨叫漸進，急進不妨叫激進。”一旦把這個觀察歷史人物的工具，用之於戊戌變法中各色人等的表現，正如羽戈所言：“一目瞭然。”比如，康有為是先激進而漸進，或曰以漸進之名而行激進，最後落腳於保守；而譚嗣同，則一直在激進中奔波，中間雖應詔入京，參與維新，表面上看是轉而為漸進，實則是欲借光緒而行激進。
至於慈禧，其政治底色是權力至上，為守住權力，可以在守舊與維新之間，騰跳挪移，沒有多少思想與觀念上的障礙。
戊戌變法是一場失敗的維新運動，它以“保中國保大清”開場，經過短短103天的風雷激盪，卻由被保的大清朝廷，揮舞刀斧，造成變法者人頭落地的血腥場面而結局。這一悖謬的邏輯，使人覺得無法理解，似乎也無法接受這個血淋淋的事實。
然而，讀過《踵》，就會明白，失敗是必然的。除了失敗，它不可能有另外的結局。至於梁啟超所說的戊戌變法的“成功”，羽戈在書中《戊戌變法的遺產》一章中，有一段頗有說服力的辨析，拆解了梁的“戊戌變法成功論”，更指正了此論背後的邏輯對於後世的誤導。
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讀《踵》，會明白終歸是人的因素。但這人，並非僅僅是其中當事人的脾性，以及由此所致的行事風格，比如羽戈所論識的康有為有理想、熱誠、膽氣，卻少了做事所需的冷靜、耐心等，以致提出了“殺人變法”論；再如譚嗣同任俠仗義，行事縝密，但終歸難免俠者通常所有的易於信任，即以己之俠勇而忖度他人的短板，策反袁世凱，即犯此忌。更有當事者之外的芸芸眾人，他們對於維新的默然與麻木。
甲午之後，儘管朝野上下，亡國滅種的危機感日漸深重，但也只是少數人的認識。
例如，《踵》引1898年9月20日，廣西舉人李文詔的上書：“臣竊觀中外大臣，大約主舊者，十之七八。而一二新進，德望不足服眾。”這是當時官場的情勢。而官場之中，則為當時之菁英的匯聚之地。
所以接下來，羽戈說：“倘把官民都算上，守舊者的比重估計高達十之八九。”接著他引兩年後，劉孟揚在《天津拳匪變亂記》中，言及人們對義和團的態度為證：
“官無論大小，民不分男婦，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
所信的是什麼呢？是義和團所宣稱的“神法護持，刀槍不入”之術。在守舊勢力如此之大的情勢下，僅靠一二“新進”，即便是德望服眾，來推動這個沉睡如死的帝國轉身，也比蚍蜉撼樹還難。此其一。
其二，戊戌維新，雖然也有宣揚“民權”之呼籲，但民權者何，並不清晰明瞭。相反，保國保種，卻是其中的主流。而“保國保種”這一論斷背後的支撐，則是“尋求富強”。
正如羽戈在書中所言，被視為中國第一自由主義者之代表的嚴復，其畢生目標也是如此。所謂富強，即國家的富強。但國家究竟為何物？又如何富強？這一命題，最容易導向國家的富強，就是朝廷的富強，即在強大朝廷的主持下，免於外族的侵擾，免於外強的瓜分。
但朝廷的強大，既可以對外，更可以對內。所以，對於經歷過太多次城頭變幻過大王旗的民眾而言，朝廷的強大，顯然缺少對於民眾的發動力。相反，義和團的鼓譟，卻又能使信之者十之八，響者雲集。
經過《踵》剝繭抽絲，去皮取筍的論析，自然是撥開了罩在戊戌變法頭上的種種迷霧，使讀者看到了事件內外的真相。
結語：
正是這真相，使讀者讀來，有一種在歷史深處向現實襲來的恐懼感，儘管將“保國保種”更換為了新的名稱，但串起新舊的，卻是一脈相承的邏輯。所不同，那時的保國保種之呼，響之者了了，而今卻是變成了信之者眾。面對這一現實，不能不使人覺得，又回到了歷史的迷茫之中。
參考資料：《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作者簡介：理釗，1964年3月生。1997年始創作雜文、隨筆，近年致力於歷史及文化的比較研究與評論，作品曾入選2001年至2017年多版“雜文年選”“隨筆年選”，入編《思想花園》《阿Q再生記》《敢說的實話》《生命的尊嚴》等多部雜文隨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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