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奴隸制，是世界大部分國家歷史上所經歷的一種生產力制度。在古代社會生產力較低的水平下，奴隸制社會為奴隸主積累了大量的原始資本，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在西方古代歷史之中，古羅馬共和國的人口組成之中有20%的人都是奴隸，他們可以在市場上被任意買賣，古羅馬社會的奴隸沒有任何人權，甚至可以隨意被奴隸主殺掉。
不過，由於古羅馬社會奴隸制度的逐漸完善，對於奴隸的保護制度也一直有法可循，因此主人虐待奴隸的事件雖然時有發生，但是還不是普遍現象。在羅馬帝國成立之後，各個王朝都曾經頒佈過保護奴隸生命權的一些方案，比如在弗拉維王朝時期，羅馬帝國皇帝曾經三令五申，禁止奴隸主在任何場合毫無緣由地將奴隸殺害；克勞狄一世在位時，如果奴隸主放任奴隸因病而死，那麼奴隸主本人就會被判處謀殺罪。
儘管如此，奴隸制也仍然是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無情的社會生產製度，因為奴隸的一切都歸奴隸主所有，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一旦生產力到達一定繁榮程度的時候，奴隸制度幾乎是被最早拋棄的野蠻生產製度。在這種極端不平等的勞動條件之下，奴隸會因為受到殘酷地剝削而厭惡勞動，從而故意破壞生產工具和田地，造成生產效率的極端低下。
因此，對於古羅馬帝國來說，在繁榮的安敦尼王朝時期，奴隸制的不利因素尚且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掩飾，但是一旦帝國走向動亂，那麼奴隸制帶來的一系列對生產力的桎梏就會以數百倍的強度反饋到奴隸制本身極其脆弱的建立體系之下，最終導致整個羅馬帝國奴隸制度的迅速消亡。
導火索——安敦尼王朝末代昏君康茂德
安敦尼王朝是古羅馬帝國之中的一個代表性王朝，其中的前五位皇帝都是羅馬帝國曆史上頗有作為的明君，但是在安敦尼的兒子馬可·奧勒留和維魯斯相繼因為感染瘟疫去世之後，羅馬帝國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首先，一種莫名其妙的瘟疫開始在羅馬帝國內部四處蔓延，羅馬帝國的兵源隨之銳減；其次，位於帝國北方的日耳曼部落正在崛起，對於羅馬帝國的邊境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此時，終結安敦尼王朝盛世的末代君王——馬可·奧勒留的親生兒子康茂德登上了內憂外患的羅馬政治舞臺。
公元180年，他的父親馬可·奧勒留在日耳曼前線的戰鬥之中不幸因為感染瘟疫而去世，繼任的康茂德立刻召回了在遠方征戰的羅馬軍隊，並且在形式對羅馬十分有利的情況下和日耳曼人締結了和平條約，從此之後，康茂德再也沒有率領羅馬大軍發動過對外族的入侵，似乎從表面上來看，康茂德罷兵止戰，似乎有明君之相。
然而實際上，康茂德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殘暴帝王。儘管在即位初期的前2年時間，康茂德在羅馬元老院的監視之下還不敢太過放肆，但是在公元182年，他的親姐姐魯琪拉策劃了對康茂德的暗殺行動。刺殺失敗後，盛怒之下的康茂德將自己的姐姐流放到孤島之上，並且將受到牽連的幾位羅馬元老院重臣全部絞死。從此之後，羅馬元老院和康茂德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自從處理了這次暗殺事件之後，康茂德變得更加荒淫無道。他不僅隨意處死羅馬元老院的高級官員，還沉迷於古羅馬的角鬥場，並且聲稱自己是古代大力士海格力斯的後代，使得處理政務的大權先後落在他的幾位近衛軍長官手中，他們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羅馬人民的強烈不滿。
公元192年末，康茂德被他的近衛軍長官萊圖斯用繩索勒死在浴池之中，從而結束了他12年的腐朽統治，隨後羅馬元老院一致通過了對於康茂德的處罰決定，將他的名字從羅馬皇帝的歷史之中抹去。但是，康茂德的死並沒有為羅馬帝國帶來多大轉機，此後來自北非的塞維魯趁機率兵入侵羅馬，最終奪取了羅馬皇帝的位置，建立起了短暫的塞維魯王朝。
三世紀危機與羅馬奴隸制度的窮途末路
由於塞維魯出身行伍，因此他在位期間完全將羅馬元老院丟在一邊不管，企圖通過對外擴張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轉移國內矛盾。臨終之前，他對兩個兒子的遺言更為有趣：“只要你們和平相處，讓手下的士兵們賺得盆缽滿腹，羅馬帝國就沒有什麼可以憂慮的了。”因此，塞維魯去世之後，他的後裔們出了不少暴君，他們大量犒賞羅馬近衛軍企圖維持自己的統治，但是卻導致軍隊更加驕橫，近衛軍弒殺皇帝另立新主的事情時有發生。
公元235年，力圖維持和羅馬元老院關係的羅馬皇帝亞歷山大被親軍馬克西米努斯弒殺，年僅26歲。從此之後，羅馬帝國進入了“五十年內亂”之中，在此期間，羅馬帝國出現了26位皇帝，但是有25位都是非正常死亡，幾乎平均每2年就會更換一位帝王，這就使得羅馬帝國逐漸陷入分崩離析之中，高盧地區趁機從混亂的帝國分離出去，成立了獨立的高盧帝國。
而伴隨五十年內亂所產生的，正是嚴重威脅羅馬帝國的“三世紀危機”。不同於羅馬帝國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危機，這次危機並非羅馬人發揮自己不怕困難的精神就能挺過去，之前羅馬帝國內部隱藏在繁榮表象下的各種社會問題如同火山爆發一般噴湧而出，從而加速了羅馬奴隸制度的衰亡，具體來說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由於古羅馬社會動盪加劇，為了滿足上層階級貪得無厭的需求，羅馬奴隸主開始更加血腥地對奴隸進行殘酷剝削，使得大多數奴隸都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中悲慘死去，從而激起了更多奴隸的強烈反抗。而大量奴隸的反抗和逃亡使得羅馬帝國很多用於耕種的土地處於荒蕪狀態，加速了羅馬奴隸制度的崩潰和消亡。
對此，著名羅馬農業作家瓦羅在自己的著作《論農業》之中哀嘆羅馬農業的衰敗：“（羅馬農業的衰落）並不是來自於上天的懲罰，而是我們自己的過錯，因為我們將羅馬農業以殘暴的方式交給了一群並不適合照顧土地的奴隸去做，為了表示自己被壓迫的不滿，他們（奴隸）故意破壞農業耕具，使用粗暴的方式對待牲畜，他們從來不關心種子撒在農田之中的收成，甚至在收穫穀物的時候偷偷私藏起來一部分。”
第二，由於羅馬帝國內部忙於爭權奪勢，因此無力調用軍隊對帝國外的蠻族進行大規模的入侵，使得通過戰爭俘虜而來的奴隸數量越來越少，間接導致了奴隸市場的價格暴漲。面對價格危機，部分奴隸主企退讓奴隸們自行繁衍，通過教育來培養下一代奴隸，但是這樣做的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太過高昂，因此導致奴隸主使用奴隸耕種農田或者建設工程所能獲取的利益越來越少。
第三，帝國上層的需求無度更是加速了羅馬奴隸制度的消亡。由於之前的塞維魯開創了軍人干涉政治的先例，因此在羅馬帝國動盪的五十年內亂之中，羅馬皇帝的近衛軍已經擴張到了異常臃腫的程度，為了舉行各種盛大的節日，羅馬帝國的公共財政支出更是不堪重負。公元3世紀時期，羅馬城一年之中用於慶祝節日的天數為175天，而慶祝公共節日所需要的巨大開銷全部由羅馬國庫進行報銷。
為了彌補財政上的虧空，羅馬帝國開始對各地行省和城市徵收重稅，並且如果城市所上交的稅收不能滿足最低限額的話，就需要當地的行政長官自己掏腰包進行補足。除此之外，羅馬帝國還頻繁更換貨幣，縮減貨幣幣值，僅僅在三世紀，羅馬金幣的含金量就縮水了17%，而銀幣更是令人髮指，含銀量一度低至2%。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環境之下，大量縮水的貨幣勢必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甚至部分地區不再信任羅馬帝國發行的貨幣，最終採用以物易物的古老方式進行生產資料交換，而這也直接導致了羅馬城市經濟的嚴重衰退。
儘管當時的羅馬帝國已經陷入了多事之秋，但是帝國的繼任者並未放棄對帝國的拯救措施。公元284年，戴克裡先登上羅馬帝國皇位，初步穩定了自己的地位之後，他立刻開始著手進行改革，來挽救羅馬帝國瀕臨崩潰的經濟。
首先戴克裡先進行了手段強硬的貨幣改革，為了重新塑造帝國貨幣的信譽，他重新發行含金量較高的貨幣企圖維持市場穩定，但是由於發行量太過低，在加上極其惡劣的市場流通環境，戴克裡先拯救帝國貨幣信譽的行動還是宣告失敗了。
為了限制物價上漲，戴克裡先曾經在公元301年直接頒佈了粗暴的《價格限制令》，超過最高價格銷售物品的商人將被一律處死。但是由於戴克裡先規定的價格太過低廉，遠遠不足以支撐生產成本，因此這項政策遭到了當時羅馬人民的強烈抵制，限價法令也隨即成為了一紙空文。無奈之下的戴克裡先只能依靠計劃經濟，來保證帝國和軍隊的必要需求物資，而放任平民經濟自生自滅。
在戴克裡先去世之後一個世紀之中，羅馬帝國獲得了暫時的和平與穩定，但是，這一切只不過是羅馬帝國奴隸制崩潰前的“迴光返照”，以奴隸制為主要支撐的羅馬帝國早已經積重難返。隨著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徹底滅亡，古羅馬帝國的奴隸制也隨著帝國的榮光而徹底消逝在了歐洲歷史的漫漫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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