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實現，干預帝位傳承是集中表現，但決定性因素則是軍隊與政治的糾纏，而與政治糾纏的核心內容之一，則是發揮軍隊作用，捲入各種政治鬥爭和紛爭。“近衛軍是帝國統治獨有的特徵之一”，是“皇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近衛軍生成於元首制，服務於整體上的帝國政治。在紛爭、陰謀迭生的歷代宮廷，近衛軍直接參與權力角逐、陰謀等政治鬥爭是履行核心職能的表現。古典史家狄奧·卡西烏斯和蘇維託尼烏斯都曾記載，卡利古拉在位期間，兩名近衛軍大隊長參與推翻卡利古拉統治的密謀活動，其中一人為此次活動的領導者、殺死卡利古拉的主要兇手。克勞狄烏斯在位期間，曾動用近衛軍處死皇后美撒麗娜。尼祿在與母后爭權奪利時，一名近衛軍大隊長曾被派去監視阿格里品娜，負責督促製造殺死另一位皇子布列塔尼庫斯的毒藥瑏瑠。在類似維護皇權各種活動中，近衛軍的軍隊職能及其有效發揮支撐了政治角色的凸顯。
近衛軍作為正規的常備軍構成了“羅馬軍團、輔軍之外的第三支武裝……在元首制發展史上發揮了異常重要的作用”。與數十個軍團不同，近衛軍較少履行對外侵略的職能，維護皇權和社會穩定，剷除異己等對內職能多於軍團。強大的行省軍團無疑是皇帝的倚重，而黨同伐異，消除危及統治的各種隱患，遠離羅馬城的軍團遠不及近衛軍直接、迅速。“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皇帝會讓近衛軍越來越多地參與秘密活動，包括監視公眾、暗殺國家政敵以及其他各種見不得人的勾當。”秉承皇帝旨意，鎮壓政治、政權上的異己力量等是近衛軍分內之事的首要內容，屬於必須履行的職能，因此，近衛軍扮演的政治角色所有內容首先通過發揮鷹犬作用，保衛皇帝統治和人身安全得以顯現。皇帝可以隨時調遣自己的御林軍“清君側”，剿滅各種敵對勢力。比如，提比略統治期間，因權傾朝野的近衛軍長官塞亞努斯得意忘形，覬覦皇位，提比略無法容忍，命近衛軍將其除掉。另據古典史家蘇維託尼烏斯載，克勞狄烏斯曾一次處死35名元老和300名騎士。現代研究者認為，近衛軍參與了其中大多數活動。尼祿在位期間倒行逆施，招致各方面怨恨，推翻他的各種密謀接二連三，其中一次的組織者為皮索。尼祿派遣新徵召的近衛軍前去抓捕皮索，並將其殺害。康茂德在位期間，曾利用近衛軍鎮壓反對派;卡拉卡拉則動用近衛軍，未經審判便處死了著名法學家帕皮尼安;另一位著名法學家烏爾比安因批評埃拉伽巴路斯的惡行，慘遭近衛軍殺害。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證明了皇家衛隊為主子剪除異己方面發揮的鎮壓職能其他軍隊不能比擬，體現了創制近衛軍的初衷。正是由於直接為皇帝及時、血腥地清肅、屠殺各種反抗、反對勢力，近衛軍的軍隊角色、軍事角色蒙上了比其他軍隊更濃厚的政治色彩，政治作用超過了軍事作用。三百多年間，“近衛軍是君主的本質象徵”，以及一直是“獨特的軍隊和政治勢力”的存在，證實了近衛軍與政治須臾不能分割。奴隸制帝國軍隊的政治屬性決定了近衛軍不可能“非政治化”，亦無可能遠離政治旋渦。在階級鬥爭和政治紛爭此起彼伏的羅馬帝國，軍隊作為政權支柱，既是為奴隸主階級政治服務，履行鎮壓職能的工具，還是某些奴隸主階級利益集團明爭暗鬥的依仗。帝國時代，近衛軍之於皇帝的靠山作用凸顯出唯一性。因此，履行軍隊各項職能，近衛軍從未鬆懈。例如，羅馬城內時有民變發生，平定這些民變，無疑是近衛軍的首要任務。康茂德在位期間，羅馬城內因饑饉發生市民暴動，近衛軍長官克里安德指揮近衛軍騎兵鎮壓民眾。至於鎮壓羅馬城外各種反叛、譁變等，近衛軍也責無旁貸。奧古斯都在世期間，埃及發生起義，反抗羅馬統治，一名近衛軍大隊長被派往埃及，鎮壓此次起義。奧古斯都死去的公元14年，潘諾尼亞軍團官兵譁變，提比略之子德魯蘇斯率兵前去平叛，兩個大隊的近衛軍包括其中。正是因為精銳之師的軍隊職能，歷代皇帝無一不將近衛軍用作監視、鎮壓危及統治的敵對勢力的利器，增強了近衛軍作為奴隸制帝國武裝力量的政治屬性。據此，近衛軍的政治角色以武力威懾乃至暴力為核心內容。
近衛軍在羅馬帝國政治舞臺上興風作浪，屢屢決定皇帝生死存亡，入駐羅馬城是一系列惡行的起點。古典史家記載，提比略將近衛軍遷入羅馬城，“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他們每個人都能同時接到命令，同時也為了使他們的人數、他們的力量、他們之間相互守望能夠加強他們的信心，並使他們能有懾服別人的作用，他們這樣做的藉口是分散的軍隊不容易駕馭;而在突發緊急情況的時候，集中在一起的軍隊可以發揮更大的效能……”近衛軍駐紮羅馬城，名義上有利於皇帝指揮擺佈，但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提比略已經把帝國政府置於近衛軍的保護之下”。蒙森指出，提比略把近衛軍集中在羅馬城，“儘管全體近衛軍官兵可供皇帝任意調遣，但皇帝也相應地聽命於近衛軍擺佈”。“近衛軍由對皇權潛在的危險，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近衛軍堂而皇之地擁有了軍團不具備的時間和空間，在“在國祚取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
因此，近衛軍集中羅馬城不啻為一股禍水注入都城，最終結果不是皇帝加強了對近衛軍的管控，反倒是近衛軍把營盤作為惹是生非的根據地，逐步實現了對皇帝的鉗制。從這時起，近衛軍不僅讓羅馬城內不得駐紮軍隊祖製作古，毫無顧忌地遊走於首都街頭巷尾，而且漸漸插足羅馬城內發生的各種事件，各種名目的“非近衛”職能由是增多。奧古斯都埋給未來的各種“危險的因素”，開始逐一顯現。原本是近衛軍駐防的軍營，很快成為罪孽的淵藪，近衛軍不止一次在這裡把自己選定的皇帝扶上王位，多個皇帝被迫收掩權威，到這裡尋求近衛軍的支持。古典史家言稱“最可恥的事”即發生在這裡:193年，近衛軍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的軍營“拍賣帝位”。然而，近衛軍的瘋狂並沒有到此結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近衛軍及其長官，把一個又一個當朝皇帝推翻，再把他人推上王位”。皇帝被自己的近衛軍殺戮，反映出帝制積弊深刻，更形成了代代效仿、傳遞的一項邪惡的政治遺產。不同時代的近衛軍不同程度地承襲著這份“遺產”，在帝制史上不斷地製造、利用各種王位繼承危機，操控王座的歸屬，形成了惡性循環。
由於近衛軍羽翼漸豐，對帝國政局和社會的影響力日漸加大，奧古斯都時代結束後，羅馬城內形成了三個權力中心:元老院、皇帝和近衛軍。在帝國統治機構中，近衛軍既不參與政府部門權力運作，亦非官僚機構的組成部分，但每遇帝位更替或某些關鍵時刻，皇帝自身難保，近衛軍的武力剝奪了元老院確定皇帝人選的權力，讓元老院形同虛設，權柄落入近衛軍之手，“權力中心”由此形成。武裝到牙齒的皇家衛隊經常把軍事武力轉化為政治暴力，“此權力中心”足以讓“彼(兩個)權力中心”望而卻步。“虛擬”的“權力中心”一再使真實的權力主體退讓三分。近衛軍之所以成為炙手可熱的權力中心，原因不在於是否為權力主體，更不出於法律淵源，而在於近衛軍的武力脅迫和暴力壓制，讓皇帝和元老院啞然失聲，因此，在(某些)帝位更替時，必須徵得近衛軍認可成為上至皇帝、元老院，下至尋常百姓不得不認可的“慣例”。此處所及第三個“權力中心”不在意言說近衛軍是權力實體，而是強調面對近衛軍的刀劍，包括另外兩個“權力中心”在內所有的權力主體無以應對。
令人回味的歷史事實是:元老院的地位權勢與日俱減，近衛軍的勢頭日益強悍，皇帝的權勢地位因人而異。遠非法律意義上的羅馬城“權力中心”之一的近衛軍，固然不是權力主體，但作為“特權主體”卻與生俱來。正是包括政治特權在內的種種特權的支持與仰賴，近衛軍如虎添翼，成為凌駕於權力主體之上的“權力中心”不屬意外。對於任何一個皇帝而言，近衛軍構不成政治勢力意義上的對手，但皇帝身家性命卻頻頻因近衛軍“安全係數”銳減，時常面對隱性或顯性的威脅，甚至充滿了身不由己的“變數”。這種歷時已久的怪現象，多層面反映出元首制的重重弊端，以及管束機制缺失必然結出的惡果。三個多世紀裡，十數個皇帝死於近衛軍之手，陰謀、謀殺等惡意打斷皇統，禍患帝國，史不絕書，既揭示了近衛軍政治角色的具體表現，也說明近衛軍政治角色及其相關話語權是毫無掩飾的暴力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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