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新書院成立於2016年，源起於北京大學燕南園57號院三松堂馮友蘭先生“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哲學思想。傳承中華文化，助力修身齊家，傳播仁商思想，打造經濟脊樑。用文化傳承帶動仁商培養，以仁商培養促進文化傳承。倡導營商致仁，推動仁商濟世。欣逢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傳播仁商之道，為中國商業培根築魂。打造產、學、研、投一體的國際化平臺，致力於為中國經濟發展培育仁商的第五大書院。
20世紀的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即當西方現代哲學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學”的時候，以熊十力、馮友蘭、金嶽霖、賀麟為代表的中國哲學家卻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學的“體系”話語。在西方哲學界，為了徹底變革以往的傳統哲學，作為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已被當做一條“死狗”丟在一邊，其中批判的藉口莫過於對其“體系”封閉、僵化的不滿，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顛覆本體論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的興起一直持續至今。然而，作為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謂大談形而上學，不僅如此，熊氏對哲學體系的偏愛和執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體驗，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付生命，同時把儒家本體理論之建構與民族尊嚴，與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和世界化聯繫了起來，成為中國儒學史上公開地以“本體論”的名目建構系統化、體系化的哲學“第一人”。正當學界對熊十力哲學研究持續升溫的時刻，由程志華教授所著《熊十力哲學研究——“新唯識論”之理論體系》一書匯聚近幾十年來海內外熊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更加嚴密的整體意識，將紛亂複雜的熊氏哲學以條理化的範式精心梳理出來。一方面，作者通過對《熊十力全集》的細緻研讀，為論著的最後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原典基礎，另一方面，該書廣泛收集包括港臺新儒家在內的資料、著述，確保了著作的前沿性和創新性。無疑，以上努力使該書成為近年來熊學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全書約三十五萬字，由緒論和正文共十部分組成，從熊十力哲學的學術資源、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量論、治化論、宗教論、“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熊十力哲學的定位等方面全景式的對熊氏的哲學體系作出層層考察，堪稱對熊十力哲學研究的一副完整“思想地圖”。對於本書的重要看點，我認為至少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關於熊十力構建哲學體系的初衷，該書作者認為，熊十力治學的特點在於不拘泥依經守派，而是對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資源都有所借取並有所斥破，從對佛教哲學、西方哲學的吸收和批判，經由王夫之哲學而歸宗儒家，熊十力以貫通中西、連接古今的宏大氣魄自立權衡、徑行獨往，創造性地建構起道德理想主義的哲學體系，為現代新儒學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作者指出，熊氏體系哲學的建立並非偏好西方式的“哲學的把戲”（梁漱溟語），也非過往的哲學體系一樣最終淪為封閉靜態的知識譜系，相反，熊十力的哲學體系情結源於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危機的深切感知，作為回應，熊氏既不同於“科玄論戰”中的西化派，又不同於保守派，而是重新探尋人類的、民族的精神家園，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以“體用不二”的儒家理念恢復價值領域對宇宙、人生的根本意義的終極信念。與此同時，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傳統儒家單一的內聖學顯然已不足以應對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的現代化面前遭遇的種種危機，而內聖如何開出新外王——科學與民主——才是中國現代哲學家亟待解決的新的現實課題，於是，中國哲學的重建勢必需要創建包括知識論、治化論、宗教論等在內的完整形態的哲學體系。
其次，關於熊十力構建哲學體系的方法論問題，該書以“創造的詮釋學”和“內在詮釋”理論為熊十力在哲學體系的創建過程中受到的批評做出了恰切的解釋和辯護。作者以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為切入視角，認為對“原始文本”的理解不存在符合絕對客觀的“真理”解釋，而是一個面向未來的無限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本與閱讀主體表現為“視域的融合”，視域融合的無限性使文本的意義不存在單一的、最終的、“最好的”解釋，相反呈現為多元的、開放性的特質。受此啟發，中國學者傅偉勳提出，哲學的使命不但要闡明文本“已說出的道理”，更應開拓出超越原作者範閾之外的理論意義，這種轉變不是消極的“誤解”，而是積極的“誤讀”， 毋寧說是通過詮釋來“開創新理路”。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哲學家並非“純粹學者型的思想史家”，而是“創造的解釋家”。有了這樣一種方法論的鋪墊，該書作者認為，審視熊十力在建構“新唯識論”體系時與佛教界發生的著名公案也就不難理解其中的“奧秘”。對此的結論只能是，熊十力藉助他學到的唯識學和因明學，只是建構自己儒家仁學的道德本體論的補充和推進，對於佛教義理的闡發早已脫離“我注六經”式的虔誠，而昇華為“六經注我”式的哲學創造。學者郭齊勇先生對熊氏這段公案曾評價為“郢書燕說，隔靴搔癢，各說一套，格格不入”，但依本書作者的上述觀點看來，熊十力離開唯識論，並非離經叛道，只能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讀”，他的目的旨在建立仁體良知流行不息、天地萬物貫通一氣的理想哲學體系。然而，要想對熊十力哲學作出新的詮釋和研究並非易事。作者提出，要想“超越熊十力”首先要“研究熊十力”，而研究的方法不宜採取僅停留在時代背景、歷史原因等宏大敘事的“外在詮釋”，更應通過“清理場地”進入系統內部，對文本義理、思想問題本身的學理加以細緻分疏，尋求概念間的聯繫、義理間的遞進以及格局結構的遷延來完成對文本的“內在詮釋”。我認為，以上論點不僅限於對熊十力哲學的研究，且對未來的中國哲學研究而言具有開闢新路徑的方法論意義。
第三，該書對熊氏哲學的考察也不乏許多有新意的論點。作者認為，學界關於熊十力的思想研究雖幾成“顯學”，但也存在一些盲點和不足，主要問題包括熊十力研究的“哲學高度”還不夠、視野還不夠寬、整體把握還有欠缺等。對於以上缺失，論著的主體部分在以往研究觀點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有益闡發。例如，針對過去人們將熊十力哲學中宇宙論和本體論相互混淆的弊病，作者在書中分列為兩個不同篇章加以論述，認為“本體”才是熊十力哲學的最高範疇，重建本體是熊十力思考的關鍵，並以此來統攝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和外王論。這樣安排的好處在於不但能凸顯熊氏體系的同構性，更能體現其思想義理之間的差異性。又如，學界對熊十力在量論（知識論）、外王論上的先天不足常加以詬病，但本書作者認為，知識論、治化論不但在熊十力的哲學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熊氏對此的研究精到細緻，遠不像人們認為的“熊談純粹哲學，並未涉及政治”（李澤厚語）云云。在該書的最後部分，作者對熊十力的哲學定位做出了自己的評價，認為“熊十力將他的哲學乃至整個現代新儒學定位於‘照著’明末清初儒學講，而不是‘接著’宋明儒學講”，他的貢獻在於“將現代新儒家與‘形上道德實踐形態’契接起來，而不是另外單獨開拓了一種新的儒學形態。或者說現代新儒學屬於‘第三期儒學’，但‘第三期儒學’之開端在明末清初，而不是熊十力為代表的第一代現代新儒家。”以上大膽深刻的論點顯示著作者並不因為熊學幾成“顯學”就有意拔高，更不是對其的學術貢獻或丟入故紙堆和博物館式的一筆抹殺，而是內涵著作者作為一個嚴肅學者的中肯評價。
當然，長期以來，學術界感興趣的主要是熊十力的新儒學思想，而對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則六注不夠，在這方面甚少發表相關論著。事實上，包括馮友蘭、梁漱溟、賀麟等現代新儒家在建國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都自覺不自覺地發生了某種改變，究其各種原委，不再展開來說。就熊十力而言，雖然沒有放棄自己原來的學術思想而認同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但這並不表明他的思想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遺憾的是，作者並沒有對二者之間的關係給予足夠的關注。儘管如此，瑕不掩瑜，該書整體表現出的較高學術水準是毋庸置疑的。
程志華教授多年來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筆耕不輟、勤勉嚴謹，這也是繼《牟宗三哲學研究——道德的形上學之可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國近代儒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之後， 作者推出的又一重要成果，堪稱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熊十力研究的碩果。本書內容定，新意迭出，保持了作者長於中西哲學比較、思辨深邃的學術風格，給人啟發良多，值得學界重視。
審核：教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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