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本翻译始末
晓春春花
内容提要清廷入关后，对满族知识阶层开始推行汉文化，并根据科举考试之需翻译了《四书》、《五经》。该文以《实录》、《会典》、《钦定学政全书》、《起居注》、《黑图档》等原始资料为依据，探讨清代满文本四书的重译始末，此外还详细介绍了为皇帝经筵，编写或刊行满、汉文《四书讲章》、《大学衍义》、《日讲四书解义》等经过，充分展示清代满族知识阶层被儒家文化熏陶的过程。
关键词四书满文翻译经筵科举
清人入关之后，对满族普及了文化教育，各级学堂除教习满、汉文翻译之外，亦教习《四书》、《五经》等课目，随之满族人、蒙古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满人《四书》、《五经》的翻译工作日益重要。本文以《实录》、《会典》、《钦定学政全书》、《起居注》、《黑图档》等原始资料为依据，探讨清代满文《四书》的各种版本，以示满族知识阶层被儒家文化熏陶的过程。
一、康熙年满文译本《四书章句集注》
早在清廷入关前，满族人已开始积极学习并推行汉文化，清太宗皇太极曾先后下令让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组成翻译班子，将《明会典》、《素书》、《三略》、《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辽史》、《金史》、《元史》等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入关后顺治、康熙二帝继承了太宗的遗志，积极推行汉文化。顺治元年（1644）率先在京师设立八旗官学，令“年幼者习清书，稍长者习汉文”。顺治八年，对八旗满族、蒙古、汉军生员开设乡试，《四书》仍为考试内容之首‹1›。规定满蒙人参加乡、会试皆只考一场，汉军旗人参加乡、会试虽考三场，但考试内容比一般汉人乡、会试简单。考试内容皆以《四书》命题。‹1› (清)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卷五三记载：“凡八旗乡试，顺治八年题准，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开科乡试，于顺天举人定额外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各衙门无品笔帖式，亦同生员应试，其满洲、蒙古，或翻译汉文一篇，或作满文一篇，汉军作汉文。第一场《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页8，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内府刻本。
至康熙初期，满汉矛盾影响到科举制度，乡、会两试停考八股文章，改以《策论》、《表文》、《判文》取士，考试分二场，《四书》仍为考试内容之一，但被安排到第二场‹1›。康熙七年（1668）又恢复了八股文取士，并规定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文章及《策论》、《表文》、《判文》等。二十四年议准，会试及顺天乡试，将《四书》又排到第一场，题目由皇帝钦定，下部议行‹2›。旗人考试同样以四书五经为题，“此次宗室会试钦命《四书题》一道，《诗题》一道，并八旗各省士子会试，《四书题》三道，《诗题》一道，均应由礼部堂官，一并支领”‹3›。
〔图一〕满文本 《四书章句集注》 （大学）
由此可知，《四书》翻译为满文很重要，但入关前达海所译《孟子》满文本未能流传至今。目前笔者所知最早的清代满文《四书》是康熙年间翻译刊行的。“康熙四十七年：凡《五经》、《四书》已经翻译之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4›
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年间内府精写满文本《四书章句集注》三部，其分卷、分册方式均一致，函套书签题名为《四书十九卷》，包括《大学一卷》，满文名“dai hiyo〔”图一〕；《中庸一卷》，满文名“jung yung”；《论语十卷》，满文名“luwen ioi”；《孟子七卷》，满文名“meng dzi”。共十三册。其中两部内府精写本的满文总名均为“syi šu bithe”，为音译兼意译词。但这两部书规格不同，根据封面和函套质地、颜色，将其分别命名为“大黄绫本”、“小蓝绫本”。“大黄绫本”的规格为：开本38.4cm×23.3cm，版框27.5cm×18cm，四周双栏，书口黑口，双鱼尾。正文半页七行，小字双行，每行10－11字不等。“小蓝绫本”：开本26.9cm×15.8cm，版框20.7cm×12.2cm，四周双栏，书口白口，版口上只有单鱼尾。正文半页六行，小字双行，每行9－11字不等。其黑口、双鱼尾均是入关之初清代版本特点。另一部书满文总名为“duin bithe”，为意译词。书的规格、篇名、分卷及版式特点与“小蓝绫本”完全一致。此三种版本均附有“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序说”、“孟子序说”四部序，正文除了有《四书》原文之外，还有朱熹注解，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满文译本。
据《清史稿》“志”卷一百二十七《艺文一》记载：“康熙十六年库勒纳奉敕撰《翻译四书集注二十九卷》”，与故宫藏本虽有卷数差异，但考虑到卷数存在人为统计方式不同的因素，故而以上三部也许是康熙十六年（1677）编成。至道光十八年（1838）聚珍堂也刊刻《四书章句集注》，今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其中《孟子》不全，共计十四册。
因早期所编满、汉文《四书》均为独立的单语种本，且卷次顺序也不完全一致，给人们满、汉文对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至康熙中期，则将满、汉文合编成册，并去掉了朱熹的注解。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内府写满汉合璧的《满汉四书》，其满文总名为“manju nikan syi šu bithe”，其余篇名与以上三部内府精写本一致，但此书不包含朱熹所作注解和序，是纯粹的《四书》原文，其分卷、分册情况均与以上三部满文写本不同。该合璧本中《大学》、《中庸》各一卷，合刊一册；《论语》、《孟子》各上下两卷，各两册。共五册，一函，蓝绫封面，蓝绫函套装。书的规格及装潢与以上所述“小蓝绫本”接近：开本28cm×17.2cm，版框22.3cm×13.9cm，上下单栏，左右双栏，书口上依次有细黑口、鱼尾、汉文书名、页码等，正文每页横界两栏，上栏写满文，下栏著汉文，以便对照诵读。半页十行，每行字数不等〔图二〕。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记‹1›，至康熙中期改定满文《四书》的格式，按汉文《四书》体例合并刊刻《满汉字四书》，共二十九卷，每页横界两栏，上栏写满文，下栏著汉文，此书序末署有“康熙辛未年仲”字样，应是康熙三十年秋润七月刊刻。虽卷数与记载有不同，但故宫博物院藏《满汉四书》书名、正文体例，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介绍的《满汉字四书》刊刻本相吻合。
〔图二〕《满汉四书》 （大学）
满、汉文《四书》、《五经》等颁行后，孔子和朱熹的学说也逐渐被满人尊为当时的“法典”，成了清代正统的官方统治思想。因《四书》是科举考试用书，实属官书，由官方组织编写刊印，因清廷一度禁止书坊或民间私自刊行官书及教科书，故《四书》民间书坊刻本较少，但也有例外。目前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图书馆藏有京都琉璃厂文光堂刻满汉合璧的《四书集注十九卷》，其满文名“syi šu ji ju”，为音译词。包括：《大学一卷》，满文名“dai hiyo”；《中庸一卷》，满文名“jung yung”；《论语十卷》，满文名“luwen ioi”；《孟子七卷》，满文名“mengdzi”。此书的规格比“小蓝绫本”略大：开本28.4cm×17.6cm，版框22cm×15cm，四周双栏，书口白口，书口上依次有汉文书名、单鱼尾，汉文页码等。正文半页十二行，满、汉各六行，隔行排序，小字双行。书中满文左侧有后人加写的蒙古文译文。书中有“宋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撰满汉文序”、“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序说”、“孟子序说”五部序，此书篇名、分卷、分册方式及正文内容与上述故宫博物院所藏三部康熙年内府写本基本一致，共十三册，两函，纸面，蓝布函套。书中未有撰者名氏及编写年代的相关记载，推测应于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成书。后由其他书坊刊刻《四书集注十九卷》。如国家图书馆藏有道光十八年（1838）炳蔚堂朱氏刻满汉合璧本，大连图书馆藏有京都博古堂刻本。
以上所述康熙年间编纂或刊刻的满文版《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的分卷方式均与朱熹集注汉文版《四书章句集注》原书不同。雍正朝推行普及旗民的教育，各官学的必修课就有满汉文翻译及《四书》、《五经》等。
雍正元年（1723）议定复设“满洲翻译科”，于雍正二年举行乡试，三年举行会试，翻译科均用《四书》命题‹1›。
〔图三〕《钦定四书六卷》 “序”
雍正二年十一月癸卯谕礼部：“考试翻译举人，不必分作三场，只须一次考试，一日一夜，量其所能，章奏一道，或《四书》，或《五经》酌量出一题，其优劣便已可见。此考试并无汉文……
但雍正帝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编译方面并未做出很大的贡献。雍正十年（1732）鸿远堂刊刻的《四书字解》是目前笔者所知雍正年成书的唯一一部关于《四书》的满文书籍，共四册，其满文名“syi šu i hergen be suhe bithe”，是一部汉满合璧标音词典，也是一部注解词典，此书在首都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等都有收藏。该书规格为：开本23.9cm×14.9cm，版框19.7cm×12.6cm，四周双栏，书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汉文书名、单鱼尾、页码等。此书从《四书》中选字而成，正文半页四行，每行四组汉满文对照词，上列汉文词，下边标满文对音字，再下列满文译词和注解等，约收2700个词条，书后有“附录”，对阅读《四书》颇有价值。
二、乾隆年两度翻译《四书》
乾隆帝即位后在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朝廷主持编修了大量典籍。乾隆帝不仅令大臣选录明、清诸家制义数百篇，编订《钦定四书文》刊行，还两次下令以满文翻译刊刻《四书》。第一次是在乾隆六年（1741），命鄂尔泰等编译《钦定四书六卷》（武英殿本）。此版本为满文单语种，满文总名“han i toktobuhaman ju hergen i syi šu bithe”，仍用音译兼意译词，满文篇名与康熙年版本一致。此书卷前有乾隆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钦定满文四书序〔”图三〕。其内容均与康熙年间刊刻之《满汉四书》一致，只是《大学》、《中庸》各一卷，一册；《论语》、《孟子》各上下两卷，各两册。共六卷，六册，合为一函，蓝绫封面、蓝绫函套。其册数比康熙年间刊刻之《满汉四书》多一册，但书的规格不及《满汉四书》。此书开本29.3cm×18.3cm，版框20.8cm×13.8cm，四周双栏，书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满文书名、单鱼尾，汉文页码等。正文半页七行，每行13－16字不等，书中没有朱熹注解和序。
至乾隆年间，满族人入关已过百余年，其汉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连满族宗室也出现了不能以国语应对的现象‹1›,汉语音译借词进入满语的现象越发严重、普遍。乾隆帝对这种威胁满语纯洁性的现象非常不满，并十分担忧“国语”的消亡，决意限制并尽可能从满语中扫除汉语音译借词，于十一年下旨应封宗室特考“国语”法则，如：“钦命大臣考试马步、射、翻译三项，皆优者应得之爵授封；两优一平者降一等；一优两平、两优一劣者降二等。”‹2›此外，乾隆帝对不能答满语者采取治罪措施，如：“须遵朕训谕，将子弟严加教训，留心习学，不失满洲旧业，经朕此次训示后，倘仍漫不如事、痛改流弊，致有艺业平常，遇带领引见之时，经朕察出，必将伊父兄一并治罪。”‹3›
乾隆十二年皇帝下令内务府及各部院、衙门等修订满文，将汉语音译借词改由新造满文意译词来代替，最后由皇帝亲审。各部院、衙门等陆续编纂了《钦定清语》、《新定清语》、《清文鉴外新语》等汉满合璧或满汉合璧辞典。乾隆帝又下令傅恒等汇总这些辞典，编成《御制增订清文鉴》，于乾隆三十六年由武英殿刊印成册。
这些辞典都是大规模规范满语的产物，也成了规范清代满语的最终依据。
乾隆时第二次翻译四书自十六年始。乾隆十四年规范的词语中已出现书名，如将“论语”满文译文规范成“leolen gisuren”‹4›，故而用规范后的满文重译《四书》是必然的。自乾隆十六年始，皇帝下令鄂尔泰等以新定满语重译《四书》，逐日进呈御览‹5›：
乾隆十六年七月：现在军机大臣等逐日有进呈翻译《五经》、《四书》。
至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行《御制翻译四书六卷》，为满汉合璧本，其满文总名“han i ubaliyambuha duinbithe”，完全变为意译词。篇名也用了满文译词。如《大学一卷》，满文名“amba tacin bithe”；《中庸一卷》，“andulimba bithe”；《论语二卷》，“leolen gisuren bithe”；《孟子二卷》，“mengdzi bithe”。分卷、分册方式与乾隆六年刊刻《钦定四书六卷》完全一致，六册，一函。书的规格与“小蓝绫本”基本一致，其开本26.7cm×16.8cm，版框19cm×13.4cm，四周双栏，书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汉文书名、单鱼尾，汉文页码等。卷前有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制翻译四书序”、“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序说”、“孟子序说”等。正文半页十四行，满、汉各七行，隔行排序，每行字数不等。书中只有四书原文，没有朱熹注解。
重译《御制翻译四书六卷》成书后，颁赐各学堂，清后期又曾多次翻刻此书。目前已知有如下版本：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州驻防官学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清光绪四年（1878）成都驻防八官学旗刻本（中央民族大学大学图书馆藏）；
清光绪十四年（1888）京都隆福寺聚珍堂重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清光绪十六年（1890）荆州驻防八旗翻译总学刻本（首都图书馆藏）；
清圣经博古堂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清光绪十四年（1888）聚珍堂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清后期国家政治环境大变，因外交和军事的需要，在洋务运动的倡导下，新式学堂兴起，变革科举考试直至废除，但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新学堂制之后，仍未撤销《四书》、《五经》等教学课目‹1›：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甲午都察院代奏：“候选道许珏条陈厘订学务：一蒙学堂必以《孝经》、《四书》为初基……”
三翻译《四书讲章》、《日讲四书解义》等皇帝用书
清人不仅继承科举制，还沿袭了经筵制。顺治九年（1652）开设“经筵、日讲”制度。“日讲”每年分仲春至夏至和仲秋至冬至两期。顺治十四年始设开学典礼，即“经筵仪”‹2›。无论“经筵”还是“日讲”，其讲述内容仍离不开《四书》、《五经》。如‹3›：
顺治九年十月：“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凡《四书》、《六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君德既成，天命自相与流通矣。顺治十三年二月吏科给事中王启祚奏言：“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请自今除《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有关政治者时，令日讲诸臣进讲外，其余姑且缓之。”‹4›
一般“经筵”在文华殿举行，“日讲”则在弘德殿或乾清宫进行。康熙初年本为隔日进讲，十二年二月七日令改为每日进讲。讲官们以明代《四书直解》之例，编写了《四书讲章》，然后以满文翻译之。再将满、汉文《讲章》进呈皇帝御览，皇帝使用的为正本，讲官使用的为副本，起初没有刊行，每年年终汇总装订成册。如：“每日讲章，满汉讲官分撰，翻译、缮写毕，先期以正本进呈御览，每日皇帝御乾清宫升座，满汉常川进讲官捧副本入，置讲案上，行一跪三叩头礼毕，两旁侍立，以次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各官退……每岁终汇写《讲章》进呈。”‹1›
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两部康熙年内府精写满文本《四书讲章二十七卷》，其满文总名为：“syi šu giyangjang”，包括《大学讲章一卷》〔图四〕，满文名“dai hiyo giyang jang”；《中庸讲章二卷》〔图五〕，满文名“jung yunggiyang jang”；《论语讲章十卷》，满文名“luwen ioi giyang jang”；《孟子讲章十四卷》，满文名“meng dzi giyangjang”。共二十七册，六函，黄绫封面、黄绫函套，是皇帝使用的正本。此书规格较大，开本38cm×22.8cm，版框27.6cm×18.1cm，四周双栏，书口黑口，双鱼尾，正文半页七行，每行字书不等。
至康熙十六年三月，皇帝命喇沙里、陈廷敬等日讲诸臣，汇总以往使用的《四书讲章》，撰拟解义，刻板印行。同年十二月由内府刊行满文本和汉文本，并进呈御览‹2›。
康熙十六年壬戌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等：以刊刻《日讲四书解义》进呈。得旨：经史有关政治，义蕴弘深。朕朝夕讲究，勉求贯通，讲幄诸臣，殚心阐发，允裨典学，所进讲章留览。
可见，喇沙里、陈廷敬等总校的《四书讲章》按日进呈，同年刊行，改名为《日讲四书解义》，又名《御制日讲四书解义》。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十六年刊行之满文本《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其满文总名“inenggidare giyangnaha syi šu i jurgan be suhe bithe”，共二十六册，二函。此书规格较大，开本37.4cm×22cm，版框26.6cm×18.7cm，四周双边，书口黑口，版口上依次有鱼尾、满文书名、卷次、页码等。卷前有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喇沙里等奏、编者职名表（共列五十七人）名。内容包括《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九卷》、《孟子十四卷》等。正文半页九行，每行字数不等。经文抬头顶格，训解文字另起行，低一字。
《日讲四书解义》是皇帝典学用“日讲”教科书之一，除了供皇帝使用之外，康熙帝还将此书大量颁赐大臣及各省宫院。如：
康熙十七年：“颁《日讲四书解义》于满汉文武大臣。”‹3›
康熙二十四年：“颁《四书》、《易经》、《书经》讲义，于白鹿洞书院。”‹4›
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回銮途中第一次到达山东曲阜，祭祀孔庙时，皇帝命开设“阙里讲书仪”，讲述《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同时将《日讲四书解义》颁赐曲阜各界人士。至乾隆年间，虽未以钦定满文重译《日讲四书解义》，但多次重刻并颁发各学校。如：
乾隆五年七月：“颁给奉天各义学《四书解义》、《御纂四经》、《性理精义》、《御选古文》、《御注孝经》各一部，从府丞傅为詝请也。”‹5›
乾隆四十九年于国子监建成辟雍，次年又开创了“皇帝临雍讲学”制度，其讲述内容仍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如‹1›：
乾隆四十九年谕：稽古明伦设教，典重学宫，国学为首善之区，兴建辟雍，现在已届落成。朕于明年仲春释奠礼成，即临雍讲学，所有应行典礼，着该衙门详议具奏。五十年高宗纯皇帝亲诣释奠礼成后，临辟雍，行讲学礼，命大学士讲《四书》，祭酒讲《经》，是日朝鲜使臣随班观礼。
〔图四〕《四书讲章》 之 《大学讲章》
〔图五〕《四书讲章》 之 《中庸讲章》
清后期诸帝虽对理学兴趣减少，但“经筵”、“日讲”以及“临雍讲学”仍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代为皇帝“经筵”、“日讲”，除《四书讲章》和《日讲四书解义》之外，还翻译了很多诸如《大学衍义》、《四书衍义》等推衍儒家思想的书籍。
宋代真德秀（1178－1235）撰《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是《大学》之义而推衍议论，此书在明代为“经筵、日讲”讲论之一。清廷入关后，早在顺治十一年皇帝就命内三院校译《大学衍义》，惜未完成。至康熙六年熊赐履建议康熙帝应学习《大学衍义》，十一年康熙帝命傅达礼等续译《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由内府刊行。此书今藏于故宫博物院，其满文总名为“dai hiyo i jurgan be badarambuha bithe〔”图六、图七〕，共三十六册，六函。此书规格较大，开本37.7cm×23cm，版框26.8cm×19cm，四周双栏，书口黑口，版口上依次有鱼尾、满文书名、卷次、页码、鱼尾等，卷前有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御制翻译大学衍义序”、真德秀“大学衍义序”、傅达礼等奏、编者职名表(共列二十七人名)，卷前还有目录。正文半页七行，小字双行。
至清末，由于政治日益腐败、国力日渐衰微，满语、满文早已衰退，但翻译刊刻满文书籍始终没有停止。如咸丰六年（1856）皇帝命孟保用钦定满文重译康熙年《大学衍义》，并添加汉字，编成满汉合璧本，同年由文渊阁大学士文庆主持，吏部右侍郎穆荫协同校阅，于文庆管辖的镶黄旗汉军都统衙门刊行《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共五十一册，十函。九月二十三日颁发京旗及各地驻防。此书又称《翻译大学衍义》，满文名“amba tacin i jurgan be badarambuha bithe”，规格不及康熙年本，开本25.3cm×17.8cm，版框18.3cm×14.2cm，四周双栏。书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汉文书名、单鱼尾、汉文卷次、页码等。卷前有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御制翻译大学衍义序”、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文庆等奏、编者职名表（共列十三人名），还有真德秀“大学衍义序”、目录等。正文半页十行，满汉文各五行，隔行排序，小字双行。
〔图六〕《大学衍义》
〔图七〕《大学衍义》
此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以规范前满文翻译的《四书衍义》满文抄本。此书未曾刻板印行，其满文总名“duin bithei niyalma i jaka i jurgan bebadarambure bithe”，存卷三、四、七、九至十四，共九册，二函，毛装，书口白口，无边栏。正文半页七行，每行字书不等，专有名词左侧标注汉文对音字，开本26.7cm×18.3cm。内容及分卷方式与以上两种《大学衍义》均不同，从此书语句来看，应是康熙至雍正年间成书。随着清朝的衰败，满语、满文也面临衰退、消亡，接受儒家文化的满族人已逐步汉化。
［作者单位：晓春，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春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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