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西洋欧美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中心，从古至今，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以基督教的
《圣经》（《旧约》和《新约》）为主流。同样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纪为止，似乎还仍然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中心。事实上，东西文化都正处于转型变态的状况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蜕化。东方文明，尤其以中国的文化来说，也随时代的巨轮在转变中，支离破碎。主张重“人道伦理”的儒家学说，也正处于游魂、归魂的卦变之中。现在的美国，有人正在掀起未来的世界是“文化战争”的时代，尤其指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对抗的大敌。看来未免可笑，但也深为可虑。天下事往往误于肤浅粗暴的见解，因此，我们自己也应当“反求诸己”，需要“温故而知新”了！如果说“五经”是中国上古文化传统的总汇，是比较准确的答案。“四书”呢？那是北宋时代开始，到南宋时期才渐渐盛行，取代“五经”文化的地位。四书是专属于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但是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所作的“章句”注解所垄断的儒学，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
五经，就是
《周易》、《尚书》、《礼记》、《诗经》，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绎阐释《春秋》内容的，有《左传》、《公羊》、《谷梁》等“三传”。《春秋》一书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即公元前480年间的绝笔之作。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历史上，正当罗马改行共和政治，开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达组织伯罗奔尼撒联盟。印度难陀王朝兴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结集佛经。波斯先后连续三四次远征希腊。雅典取代斯巴达为希腊霸主。西方所谓史学之祖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4年）出生。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年）出生。这个时期，也正是希腊文化在西方兴盛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孔子晚年，极一生的精力，“删诗书、订礼乐”而自著《春秋》。他是以极度客观的角度，把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裁定从有文书资料信史可征的唐尧（甲辰年）登位时期开始，也就是公元前2357年。他避开中国远古史的时代，即从神农到黄帝（轩辕）之间的史迹（即公元前3000年以前，与埃及金字塔王朝以及巴比伦建国同期，这是东西方开始人文文化发展的初期） 。他以“多闻阙疑”的态度，“存而不论”。因此，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不好明说要补孔子“删书”的不足，便在《帝王本纪》上首先提出一篇《五帝本纪》，历述唐尧为黄帝之后，追溯上推中国文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时代，学者罗泌又另著《路史》一书，采用道家等遗书的说法，再上溯高推旧史所称“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书名《路史》，意思是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史”。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也是深惜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忽略远古史的传统。等于现代有人将中国的历史年代，由黄帝纪元开始，到今年（丁丑，公元1997年）为止，共计有四千七百三十一年的意义相似。不过，我们只是顺便一提，不是要讲中国远古和上古文化史的专题，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总之，孔子删订“六经”，是把唐尧、虞舜以来，直到周朝开国以后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所整理过的中国上古文化，汇为总类，付予后来的人们，作为先民遗留给后代“承先启后”的无价资产。当时对学者称为“儒士”或“儒生”，并非如汉代以后的儒家，是专指治孔孟之学才称“儒者”的。
到了秦始皇灭掉六国诸侯以后，改变了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政体，统一中国，划分郡县，开始创制学者的专职官称叫“博士”，但并不限于专学“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的范围才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213、212（戊子、己丑）年之间的焚书坑儒，也并没有明令坑掉“博士”。所坑的大都是“处士横议”的非“博士员”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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