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文本翻譯始末
曉春春花
內容提要清廷入關後，對滿族知識階層開始推行漢文化，並根據科舉考試之需翻譯了《四書》、《五經》。該文以《實錄》、《會典》、《欽定學政全書》、《起居注》、《黑圖檔》等原始資料為依據，探討清代滿文本四書的重譯始末，此外還詳細介紹了為皇帝經筵，編寫或刊行滿、漢文《四書講章》、《大學衍義》、《日講四書解義》等經過，充分展示清代滿族知識階層被儒家文化薰陶的過程。
關鍵詞四書滿文翻譯經筵科舉
清人入關之後，對滿族普及了文化教育，各級學堂除教習滿、漢文翻譯之外，亦教習《四書》、《五經》等課目，隨之滿族人、蒙古族人參加科舉考試，因此滿人《四書》、《五經》的翻譯工作日益重要。本文以《實錄》、《會典》、《欽定學政全書》、《起居注》、《黑圖檔》等原始資料為依據，探討清代滿文《四書》的各種版本，以示滿族知識階層被儒家文化薰陶的過程。
一、康熙年滿文譯本《四書章句集註》
早在清廷入關前，滿族人已開始積極學習並推行漢文化，清太宗皇太極曾先後下令讓達海、剛林、蘇開、顧爾馬渾、託布戚等組成翻譯班子，將《明會典》、《素書》、《三略》、《資治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遼史》、《金史》、《元史》等漢文典籍譯成滿文。入關後順治、康熙二帝繼承了太宗的遺志，積極推行漢文化。順治元年（1644）率先在京師設立八旗官學，令“年幼者習清書，稍長者習漢文”。順治八年，對八旗滿族、蒙古、漢軍生員開設鄉試，《四書》仍為考試內容之首‹1›。規定滿蒙人參加鄉、會試皆只考一場，漢軍旗人參加鄉、會試雖考三場，但考試內容比一般漢人鄉、會試簡單。考試內容皆以《四書》命題。‹1› (清)伊桑阿等：《大清會典》卷五三記載：“凡八旗鄉試，順治八年題準，滿洲、蒙古、漢軍生員，開科鄉試，於順天舉人定額外取中滿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漢軍五十名。各衙門無品筆帖式，亦同生員應試，其滿洲、蒙古，或翻譯漢文一篇，或作滿文一篇，漢軍作漢文。第一場《四書文》二篇，《經文》一篇。”頁8，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內府刻本。
至康熙初期，滿漢矛盾影響到科舉制度，鄉、會兩試停考八股文章，改以《策論》、《表文》、《判文》取士，考試分二場，《四書》仍為考試內容之一，但被安排到第二場‹1›。康熙七年（1668）又恢復了八股文取士，並規定考試內容為《四書》、《五經》文章及《策論》、《表文》、《判文》等。二十四年議準，會試及順天鄉試，將《四書》又排到第一場，題目由皇帝欽定，下部議行‹2›。旗人考試同樣以四書五經為題，“此次宗室會試欽命《四書題》一道，《詩題》一道，並八旗各省士子會試，《四書題》三道，《詩題》一道，均應由禮部堂官，一併支領”‹3›。
〔圖一〕滿文本 《四書章句集註》 （大學）
由此可知，《四書》翻譯為滿文很重要，但入關前達海所譯《孟子》滿文本未能流傳至今。目前筆者所知最早的清代滿文《四書》是康熙年間翻譯刊行的。“康熙四十七年：凡《五經》、《四書》已經翻譯之外，如《綱目》講義等有關於治道者靡不譯盡。”‹4›
目前故宮博物院藏有康熙年間內府精寫滿文本《四書章句集註》三部，其分卷、分冊方式均一致，函套書籤題名為《四書十九卷》，包括《大學一卷》，滿文名“dai hiyo〔”圖一〕；《中庸一卷》，滿文名“jung yung”；《論語十卷》，滿文名“luwen ioi”；《孟子七卷》，滿文名“meng dzi”。共十三冊。其中兩部內府精寫本的滿文總名均為“syi šu bithe”，為音譯兼意譯詞。但這兩部書規格不同，根據封面和函套質地、顏色，將其分別命名為“大黃綾本”、“小藍綾本”。“大黃綾本”的規格為：開本38.4cm×23.3cm，版框27.5cm×18cm，四周雙欄，書口黑口，雙魚尾。正文半頁七行，小字雙行，每行10－11字不等。“小藍綾本”：開本26.9cm×15.8cm，版框20.7cm×12.2cm，四周雙欄，書口白口，版口上只有單魚尾。正文半頁六行，小字雙行，每行9－11字不等。其黑口、雙魚尾均是入關之初清代版本特點。另一部書滿文總名為“duin bithe”，為意譯詞。書的規格、篇名、分卷及版式特點與“小藍綾本”完全一致。此三種版本均附有“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論語序說”、“孟子序說”四部序，正文除了有《四書》原文之外，還有朱熹註解，是《四書章句集註》的滿文譯本。
據《清史稿》“志”卷一百二十七《藝文一》記載：“康熙十六年庫勒納奉敕撰《翻譯四書集註二十九卷》”，與故宮藏本雖有卷數差異，但考慮到卷數存在人為統計方式不同的因素，故而以上三部也許是康熙十六年（1677）編成。至道光十八年（1838）聚珍堂也刊刻《四書章句集註》，今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其中《孟子》不全，共計十四冊。
因早期所編滿、漢文《四書》均為獨立的單語種本，且卷次順序也不完全一致，給人們滿、漢文對讀帶來了一定的不便。至康熙中期，則將滿、漢文合編成冊，並去掉了朱熹的註解。目前故宮博物院藏有內府寫滿漢合璧的《滿漢四書》，其滿文總名為“manju nikan syi šu bithe”，其餘篇名與以上三部內府精寫本一致，但此書不包含朱熹所作註解和序，是純粹的《四書》原文，其分卷、分冊情況均與以上三部滿文寫本不同。該合璧本中《大學》、《中庸》各一卷，合刊一冊；《論語》、《孟子》各上下兩卷，各兩冊。共五冊，一函，藍綾封面，藍綾函套裝。書的規格及裝潢與以上所述“小藍綾本”接近：開本28cm×17.2cm，版框22.3cm×13.9cm，上下單欄，左右雙欄，書口上依次有細黑口、魚尾、漢文書名、頁碼等，正文每頁橫界兩欄，上欄寫滿文，下欄著漢文，以便對照誦讀。半頁十行，每行字數不等〔圖二〕。據《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記‹1›，至康熙中期改定滿文《四書》的格式，按漢文《四書》體例合併刊刻《滿漢字四書》，共二十九卷，每頁橫界兩欄，上欄寫滿文，下欄著漢文，此書序末署有“康熙辛未年仲”字樣，應是康熙三十年秋潤七月刊刻。雖卷數與記載有不同，但故宮博物院藏《滿漢四書》書名、正文體例，與《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所介紹的《滿漢字四書》刊刻本相吻合。
〔圖二〕《滿漢四書》 （大學）
滿、漢文《四書》、《五經》等頒行後，孔子和朱熹的學說也逐漸被滿人尊為當時的“法典”，成了清代正統的官方統治思想。因《四書》是科舉考試用書，實屬官書，由官方組織編寫刊印，因清廷一度禁止書坊或民間私自刊行官書及教科書，故《四書》民間書坊刻本較少，但也有例外。目前故宮博物院和首都圖書館藏有京都琉璃廠文光堂刻滿漢合璧的《四書集註十九卷》，其滿文名“syi šu ji ju”，為音譯詞。包括：《大學一卷》，滿文名“dai hiyo”；《中庸一卷》，滿文名“jung yung”；《論語十卷》，滿文名“luwen ioi”；《孟子七卷》，滿文名“mengdzi”。此書的規格比“小藍綾本”略大：開本28.4cm×17.6cm，版框22cm×15cm，四周雙欄，書口白口，書口上依次有漢文書名、單魚尾，漢文頁碼等。正文半頁十二行，滿、漢各六行，隔行排序，小字雙行。書中滿文左側有後人加寫的蒙古文譯文。書中有“宋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撰滿漢文序”、“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論語序說”、“孟子序說”五部序，此書篇名、分卷、分冊方式及正文內容與上述故宮博物院所藏三部康熙年內府寫本基本一致，共十三冊，兩函，紙面，藍布函套。書中未有撰者名氏及編寫年代的相關記載，推測應於康熙後期至雍正年間成書。後由其他書坊刊刻《四書集註十九卷》。如國家圖書館藏有道光十八年（1838）炳蔚堂朱氏刻滿漢合璧本，大連圖書館藏有京都博古堂刻本。
以上所述康熙年間編纂或刊刻的滿文版《四書》及《四書章句集註》的分卷方式均與朱熹集註漢文版《四書章句集註》原書不同。雍正朝推行普及旗民的教育，各官學的必修課就有滿漢文翻譯及《四書》、《五經》等。
雍正元年（1723）議定復設“滿洲翻譯科”，於雍正二年舉行鄉試，三年舉行會試，翻譯科均用《四書》命題‹1›。
〔圖三〕《欽定四書六卷》 “序”
雍正二年十一月癸卯諭禮部：“考試翻譯舉人，不必分作三場，只須一次考試，一日一夜，量其所能，章奏一道，或《四書》，或《五經》酌量出一題，其優劣便已可見。此考試並無漢文……
但雍正帝在《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編譯方面並未做出很大的貢獻。雍正十年（1732）鴻遠堂刊刻的《四書字解》是目前筆者所知雍正年成書的唯一一部關於《四書》的滿文書籍，共四冊，其滿文名“syi šu i hergen be suhe bithe”，是一部漢滿合璧標音詞典，也是一部註解詞典，此書在首都圖書館、大連圖書館等都有收藏。該書規格為：開本23.9cm×14.9cm，版框19.7cm×12.6cm，四周雙欄，書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漢文書名、單魚尾、頁碼等。此書從《四書》中選字而成，正文半頁四行，每行四組漢滿文對照詞，上列漢文詞，下邊標滿文對音字，再下列滿文譯詞和註解等，約收2700個詞條，書後有“附錄”，對閱讀《四書》頗有價值。
二、乾隆年兩度翻譯《四書》
乾隆帝即位後在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朝廷主持編修了大量典籍。乾隆帝不僅令大臣選錄明、清諸家制義數百篇，編訂《欽定四書文》刊行，還兩次下令以滿文翻譯刊刻《四書》。第一次是在乾隆六年（1741），命鄂爾泰等編譯《欽定四書六卷》（武英殿本）。此版本為滿文單語種，滿文總名“han i toktobuhaman ju hergen i syi šu bithe”，仍用音譯兼意譯詞，滿文篇名與康熙年版本一致。此書卷前有乾隆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欽定滿文四書序〔”圖三〕。其內容均與康熙年間刊刻之《滿漢四書》一致，只是《大學》、《中庸》各一卷，一冊；《論語》、《孟子》各上下兩卷，各兩冊。共六卷，六冊，合為一函，藍綾封面、藍綾函套。其冊數比康熙年間刊刻之《滿漢四書》多一冊，但書的規格不及《滿漢四書》。此書開本29.3cm×18.3cm，版框20.8cm×13.8cm，四周雙欄，書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滿文書名、單魚尾，漢文頁碼等。正文半頁七行，每行13－16字不等，書中沒有朱熹註解和序。
至乾隆年間，滿族人入關已過百餘年，其漢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連滿族宗室也出現了不能以國語應對的現象‹1›,漢語音譯藉詞進入滿語的現象越發嚴重、普遍。乾隆帝對這種威脅滿語純潔性的現象非常不滿，並十分擔憂“國語”的消亡，決意限制並儘可能從滿語中掃除漢語音譯藉詞，於十一年下旨應封宗室特考“國語”法則，如：“欽命大臣考試馬步、射、翻譯三項，皆優者應得之爵授封；兩優一平者降一等；一優兩平、兩優一劣者降二等。”‹2›此外，乾隆帝對不能答滿語者採取治罪措施，如：“須遵朕訓諭，將子弟嚴加教訓，留心習學，不失滿洲舊業，經朕此次訓示後，倘仍漫不如事、痛改流弊，致有藝業平常，遇帶領引見之時，經朕察出，必將伊父兄一併治罪。”‹3›
乾隆十二年皇帝下令內務府及各部院、衙門等修訂滿文，將漢語音譯藉詞改由新造滿文意譯詞來代替，最後由皇帝親審。各部院、衙門等陸續編纂了《欽定清語》、《新定清語》、《清文鑑外新語》等漢滿合璧或滿漢合璧辭典。乾隆帝又下令傅恆等彙總這些辭典，編成《御製增訂清文鑑》，於乾隆三十六年由武英殿刊印成冊。
這些辭典都是大規模規範滿語的產物，也成了規範清代滿語的最終依據。
乾隆時第二次翻譯四書自十六年始。乾隆十四年規範的詞語中已出現書名，如將“論語”滿文譯文規範成“leolen gisuren”‹4›，故而用規範後的滿文重譯《四書》是必然的。自乾隆十六年始，皇帝下令鄂爾泰等以新定滿語重譯《四書》，逐日進呈御覽‹5›：
乾隆十六年七月：現在軍機大臣等逐日有進呈翻譯《五經》、《四書》。
至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行《御製翻譯四書六卷》，為滿漢合璧本，其滿文總名“han i ubaliyambuha duinbithe”，完全變為意譯詞。篇名也用了滿文譯詞。如《大學一卷》，滿文名“amba tacin bithe”；《中庸一卷》，“andulimba bithe”；《論語二卷》，“leolen gisuren bithe”；《孟子二卷》，“mengdzi bithe”。分卷、分冊方式與乾隆六年刊刻《欽定四書六卷》完全一致，六冊，一函。書的規格與“小藍綾本”基本一致，其開本26.7cm×16.8cm，版框19cm×13.4cm，四周雙欄，書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漢文書名、單魚尾，漢文頁碼等。卷前有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製翻譯四書序”、“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論語序說”、“孟子序說”等。正文半頁十四行，滿、漢各七行，隔行排序，每行字數不等。書中只有四書原文，沒有朱熹註解。
重譯《御製翻譯四書六卷》成書後，頒賜各學堂，清後期又曾多次翻刻此書。目前已知有如下版本：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廣州駐防官學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清光緒四年（1878）成都駐防八官學旗刻本（中央民族大學大學圖書館藏）；
清光緒十四年（1888）京都隆福寺聚珍堂重刻本（首都圖書館藏）；
清光緒十六年（1890）荊州駐防八旗翻譯總學刻本（首都圖書館藏）；
清聖經博古堂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清光緒十四年（1888）聚珍堂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清後期國家政治環境大變，因外交和軍事的需要，在洋務運動的倡導下，新式學堂興起，變革科舉考試直至廢除，但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改新學堂制之後，仍未撤銷《四書》、《五經》等教學課目‹1›：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甲午都察院代奏：“候選道許珏條陳釐訂學務：一蒙學堂必以《孝經》、《四書》為初基……”
三翻譯《四書講章》、《日講四書解義》等皇帝用書
清人不僅繼承科舉制，還沿襲了經筵制。順治九年（1652）開設“經筵、日講”制度。“日講”每年分仲春至夏至和仲秋至冬至兩期。順治十四年始設開學典禮，即“經筵儀”‹2›。無論“經筵”還是“日講”，其講述內容仍離不開《四書》、《五經》。如‹3›：
順治九年十月：“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凡《四書》、《六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君德既成，天命自相與流通矣。順治十三年二月吏科給事中王啟祚奏言：“皇上博覽群書，內院諸臣翻譯不給……請自今除《四書》、《五經》以及《資治通鑑》、《貞觀政要》、《大學衍義》有關政治者時，令日講諸臣進講外，其餘姑且緩之。”‹4›
一般“經筵”在文華殿舉行，“日講”則在弘德殿或乾清宮進行。康熙初年本為隔日進講，十二年二月七日令改為每日進講。講官們以明代《四書直解》之例，編寫了《四書講章》，然後以滿文翻譯之。再將滿、漢文《講章》進呈皇帝御覽，皇帝使用的為正本，講官使用的為副本，起初沒有刊行，每年年終彙總裝訂成冊。如：“每日講章，滿漢講官分撰，翻譯、繕寫畢，先期以正本進呈御覽，每日皇帝御乾清宮升座，滿漢常川進講官捧副本入，置講案上，行一跪三叩頭禮畢，兩旁侍立，以次詣講案前進講，講畢，各官退……每歲終匯寫《講章》進呈。”‹1›
目前故宮博物院藏有兩部康熙年內府精寫滿文本《四書講章二十七卷》，其滿文總名為：“syi šu giyangjang”，包括《大學講章一卷》〔圖四〕，滿文名“dai hiyo giyang jang”；《中庸講章二卷》〔圖五〕，滿文名“jung yunggiyang jang”；《論語講章十卷》，滿文名“luwen ioi giyang jang”；《孟子講章十四卷》，滿文名“meng dzi giyangjang”。共二十七冊，六函，黃綾封面、黃綾函套，是皇帝使用的正本。此書規格較大，開本38cm×22.8cm，版框27.6cm×18.1cm，四周雙欄，書口黑口，雙魚尾，正文半頁七行，每行字書不等。
至康熙十六年三月，皇帝命喇沙裡、陳廷敬等日講諸臣，彙總以往使用的《四書講章》，撰擬解義，刻板印行。同年十二月由內府刊行滿文本和漢文本，並進呈御覽‹2›。
康熙十六年壬戌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裡等：以刊刻《日講四書解義》進呈。得旨：經史有關政治，義蘊弘深。朕朝夕講究，勉求貫通，講幄諸臣，殫心闡發，允裨典學，所進講章留覽。
可見，喇沙裡、陳廷敬等總校的《四書講章》按日進呈，同年刊行，改名為《日講四書解義》，又名《御製日講四書解義》。目前故宮博物院藏有康熙十六年刊行之滿文本《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其滿文總名“inenggidare giyangnaha syi šu i jurgan be suhe bithe”，共二十六冊，二函。此書規格較大，開本37.4cm×22cm，版框26.6cm×18.7cm，四周雙邊，書口黑口，版口上依次有魚尾、滿文書名、卷次、頁碼等。卷前有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喇沙裡等奏、編者職名錶（共列五十七人）名。內容包括《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九卷》、《孟子十四卷》等。正文半頁九行，每行字數不等。經文抬頭頂格，訓解文字另起行，低一字。
《日講四書解義》是皇帝典學用“日講”教科書之一，除了供皇帝使用之外，康熙帝還將此書大量頒賜大臣及各省宮院。如：
康熙十七年：“頒《日講四書解義》於滿漢文武大臣。”‹3›
康熙二十四年：“頒《四書》、《易經》、《書經》講義，於白鹿洞書院。”‹4›
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迴鑾途中第一次到達山東曲阜，祭祀孔廟時，皇帝命開設“闕里講書儀”，講述《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同時將《日講四書解義》頒賜曲阜各界人士。至乾隆年間，雖未以欽定滿文重譯《日講四書解義》，但多次重刻並頒發各學校。如：
乾隆五年七月：“頒給奉天各義學《四書解義》、《御纂四經》、《性理精義》、《御選古文》、《御注孝經》各一部，從府丞傅為詝請也。”‹5›
乾隆四十九年於國子監建成辟雍，次年又開創了“皇帝臨雍講學”制度，其講述內容仍為《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如‹1›：
乾隆四十九年諭：稽古明倫設教，典重學宮，國學為首善之區，興建辟雍，現在已屆落成。朕於明年仲春釋奠禮成，即臨雍講學，所有應行典禮，著該衙門詳議具奏。五十年高宗純皇帝親詣釋奠禮成後，臨辟雍，行講學禮，命大學士講《四書》，祭酒講《經》，是日朝鮮使臣隨班觀禮。
〔圖四〕《四書講章》 之 《大學講章》
〔圖五〕《四書講章》 之 《中庸講章》
清後期諸帝雖對理學興趣減少，但“經筵”、“日講”以及“臨雍講學”仍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代為皇帝“經筵”、“日講”，除《四書講章》和《日講四書解義》之外，還翻譯了很多諸如《大學衍義》、《四書衍義》等推衍儒家思想的書籍。
宋代真德秀（1178－1235）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是《大學》之義而推衍議論，此書在明代為“經筵、日講”講論之一。清廷入關後，早在順治十一年皇帝就命內三院校譯《大學衍義》，惜未完成。至康熙六年熊賜履建議康熙帝應學習《大學衍義》，十一年康熙帝命傅達禮等續譯《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由內府刊行。此書今藏於故宮博物院，其滿文總名為“dai hiyo i jurgan be badarambuha bithe〔”圖六、圖七〕，共三十六冊，六函。此書規格較大，開本37.7cm×23cm，版框26.8cm×19cm，四周雙欄，書口黑口，版口上依次有魚尾、滿文書名、卷次、頁碼、魚尾等，卷前有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御製翻譯大學衍義序”、真德秀“大學衍義序”、傅達禮等奏、編者職名錶(共列二十七人名)，卷前還有目錄。正文半頁七行，小字雙行。
至清末，由於政治日益腐敗、國力日漸衰微，滿語、滿文早已衰退，但翻譯刊刻滿文書籍始終沒有停止。如咸豐六年（1856）皇帝命孟保用欽定滿文重譯康熙年《大學衍義》，並添加漢字，編成滿漢合璧本，同年由文淵閣大學士文慶主持，吏部右侍郎穆蔭協同校閱，於文慶管轄的鑲黃旗漢軍都統衙門刊行《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共五十一冊，十函。九月二十三日頒發京旗及各地駐防。此書又稱《翻譯大學衍義》，滿文名“amba tacin i jurgan be badarambuha bithe”，規格不及康熙年本，開本25.3cm×17.8cm，版框18.3cm×14.2cm，四周雙欄。書口白口，版口上依次有漢文書名、單魚尾、漢文卷次、頁碼等。卷前有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御製翻譯大學衍義序”、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諭”、文慶等奏、編者職名錶（共列十三人名），還有真德秀“大學衍義序”、目錄等。正文半頁十行，滿漢文各五行，隔行排序，小字雙行。
〔圖六〕《大學衍義》
〔圖七〕《大學衍義》
此外，故宮博物院還藏有以規範前滿文翻譯的《四書衍義》滿文抄本。此書未曾刻板印行，其滿文總名“duin bithei niyalma i jaka i jurgan bebadarambure bithe”，存卷三、四、七、九至十四，共九冊，二函，毛裝，書口白口，無邊欄。正文半頁七行，每行字書不等，專有名詞左側標註漢文對音字，開本26.7cm×18.3cm。內容及分卷方式與以上兩種《大學衍義》均不同，從此書語句來看，應是康熙至雍正年間成書。隨著清朝的衰敗，滿語、滿文也面臨衰退、消亡，接受儒家文化的滿族人已逐步漢化。
［作者單位：曉春，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所；春花，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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