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慈善组织作为舶来品在中国不断涌现，而除了人们熟知的中国红十字会，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华洋义赈会等等。在这其中，世界红卍字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它在慈善界活跃了30余年，在抗战前救治受伤兵民74万，赈济765万人，收容25万人，又在国际上援助其他国家，甚至代表中国参与了国际性会议（1937 爪哇 远东国际贩毒妇孺会议）。
尽管世界红卍字会的贡献不容小觑，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抗日战争期间，相当一部分红卍字会成员叛变投敌的历史事实。
1916年，山东省滨州市人吴福永创立“道院”，所谓道院是对世间“道”进行真理探讨的学术、宗教团体，道院崇拜至圣先天老祖及五教教主。提倡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
1921年钱能训,杜秉寅,李佳白等人在北京组织红卍字会筹备处,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其旨趣,后由内政部批准成立。
1922年10月28日，经北京政府内务部批准立案正式成立，定名为“世界红卍字会世界”，简称“红卍字会”。“院为本体，会为行用”，红卍字会这个组织成立伊始颇有一种“传教”的意味在此，承载着道院创始人“内外兼修”的主观意愿。
1928年11月20日，北平市社会局批准红卍字总会重新立案。重新立案后的红卍字会这才由原来的宗教团体改划为慈善团体。
那么这个慈善团体为何以“卍”命名呢?据上海市档案馆收藏有关资料解释:“以卍表示慈济所及，应上下四方周围，卍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又据欧杉所著《修程见闻录》解释，“卍”字本梵文，读作“万”。
世界红卍字会的救济活动分为两种——临时慈业与永久慈业。“临时慈业”指在战祸、天灾时的临时救济，比如赈粮、施衣、施药、捐款、救护等等；“永久慈业”指为帮助贫民而免费常年开设的学校、贫民工厂、习艺所、残废院、恤养院等等。
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每当有军阀开战，世界红卍字对就会派出医疗医疗队前往战区救助受伤兵民、收容妇孺、掩埋尸体。救助之时，不分国籍，不论种族所见需要帮助者均出援手给予帮助。
且不说战争救济、天灾赈济，单看世界红卍字会在平日对婴儿、贫儿、嫠妇、孤寡老人的救济，单论其设立的医院、学校、习艺所、育婴堂等纯系免费，便可窥知红卍会的过人之处。著名的民国总理熊希龄就在1924-1937年长期担任红卍字会的会长，在此呕心沥血，成绩斐然。不过熊希龄作为一个爱国的社会精英，却也难以想到自己“一手带大”的慈善团体，竟然会在抗日战争中分崩离析，甚至不乏投敌之人。
抗日战争爆发伊始，红卍字会作为慈善组织就曾经“冲锋在前”，如曾在京冀设立收容所13处、临时医院2处；到淞沪前线抢救伤员、掩埋尸体，救济30万难民；南京大屠杀后掩埋尸体，在半年时间里给174万人施粥等等。
但另一方面，红卍字会作为和日本交往甚笃的慈善机构，
也充当了日本奴化殖民的先锋。1924年后，道院和红卍字会在日本发展起来，加之，中日间常有来往。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1933年日本严守等县地震和1934年日本大阪等地发生风灾，红卍字会都积极开展国际性救助。而且经由这些救助行动红卍字会与日本大本教开始发生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层关系沦陷区的红卍字会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有些人甚至出任日伪职，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日军沿津浦路南下时，日特就曾指使马良等人，以道院、红卍字会为基地，秘密组织“维持会”。1937年日军侵入山东，济南红卍字会的唐仰杜、张星五、成逸安分别做了伪山东省长、伪民政厅长、伪道尹。南京红字会会长陶保晋一度担任南京伪自治会会长。
伪满洲国 世界红卍字会原址 如今在长春
但这种投敌也不乏无奈之举，南京伪自治会会长陶保晋曾坦言道“未便坚决拒绝者,诚恐引起误会，影响道慈之进行,乃一时委曲求全。”在陶保晋以养病为由离开自治会后，日寇更加恼羞成怒,步步紧逼,白日不断骚扰，派员登门探视,以一筐生梨，隐喻‘生离死别’相威胁。夜间突袭陶府,旋风式的扫荡洗劫,将所有贵重物品、古董字画、道祖神龛经文、陶氏祖宗牌位、宗族家谱一扫而空。”类似陶保晋这样被生死相逼而投降的人，不在少数。
日本威胁利诱沦陷区的红己字会会员加入伪政权，但总体而言属于零星之举，与关外红卍字会“成建制”成为伪满附庸之事无法相提并论。伪满上层人物很多都是红卍字会成员，如溥仪(伪满皇帝)、郑孝胥(伪国务总理大臣)、孙其昌(伪经济 部大臣)、于芷山(伪治安部大臣)、吉兴伪宫内府侍从武官长)、商衍瀛、王修静伪治安部次长)、日本特务黄白阳等，分别担任“满洲红己字总会”的维持会长、专任会长、名誉会长、主任会长等职。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伪满红卍字会总会受伪满协和会领导“宣扬‘大东亚圣战’,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和日满亲善“成为奴役中国人民的汉奸会道门”。因此，相较于沦陷区无奈，关外的红卍字会整体性成为伪满附庸之事还应另当别论。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红卍字会的政治态度,在理论上是中立的。 “政治中立”根植于其超脱政治的根本立场，道院在院章十二条中明确表明“以不涉政治，不联党派为要”。道院关注世界和平，而非政治得失;希望破除各教门户之见,统归“大道”。不过在民族大义之前，政治中立就成了红卍字会投敌的遮羞布。
在沦陷区和非沦陷区，各地红卍字会大都积极开展应对战乱的机动性社会救助，如设立难民收容所和粥厂,收容、供给难民;掩埋死于战乱的尸体;保护妇女免遭性侵等。
总体来说，抗战中的红卍字会作为一个慈善组织仍然在发挥着影响，但在民族大义上相当一部分沦为日伪附庸，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主动配合人民政府，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开展自我调整和改组，同时继续开展救济活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通令各地红卍字会积极响应政府关于抗美援朝的号召，发动会员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
但是由于人民政府包办了一切社会事业，又因为道院组织固有的宗教文化，于彼时的社会思想文化形式显得格格不入，使得作为民间的慈善组织失去了活动空间。 加上，由于经济问题，令慈善募捐活动的开展更是雪上加霜。在此情形下，1953年2月，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在《人民日报》上接连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自行解散。
随后，在大陆的各地红卍字分会按总会的指示，接连在地方报纸发布解散声明。至此，源起济南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民间慈善组织，退出大陆历史舞台。如今，世界红卍字会在台湾等地仍有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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