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西功和汪锦元被捕后,中共再度打入汪伪军政高层的情报员

1941年10月,日本特高课在东京破获了一起被称为今天谍战史上赫赫有名的“红色国际间谍案”的“佐尔格案件”。而该案件主角之一、日本近卫内阁顾问尾崎秀实被捕。由于尾崎秀实与中西功及西里龙夫是密友,日本警方随即追踪了尾崎与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这一关系。

1942年6月,中西功、西里龙夫两人被捕。

1942年7月,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3人被捕,方知达乔装改扮,潜回上海,吕一峰、阮毓琪等人也迅速隐匿起来,暂避风险。

这个谍案也成为中共情报谍战史和日本侵华谍战史上一个有名的案例,即“中共谍报团”案

抗战,中西功和汪锦元被捕后,中共再度打入汪伪军政高层的情报员

尾崎秀实

被捕的中西功等人随即被押往日本,至此,中共直属最高密级的南京情报组的活动完全停止。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理,东京地区法院判处佐尔格、尾崎秀实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中西功、西里龙夫死刑。运气不错的是,时值日本对亚洲的穷兵黩武正是到了穷途末路之际,对此二人的判决尚未来得及执行,使二人得以幸免于难。

而中共特工人员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4年10月,日军为和新四军进行谈判,释放李德生(后化名为纪纲,通过审查后,继续担任新四军情报系统的工作。解放后曾担任内务部司长),让他去找新四军进行联络事宜。

抗战,中西功和汪锦元被捕后,中共再度打入汪伪军政高层的情报员

汪锦元 李德生 陈一峰

1945年4月,新四军军部指派杨帆来南京了解日军高层人士意图,并将汪锦元、陈一峰营救出狱。这一切都是后话,而在南京情报组被毁后,中共军事情报系统则立即启动了情报关系情报网重建事宜。

​1942年3月,八路军总部参谋部派抗大参谋教官徐楚光(烈士,1948年牺牲于南京)赴南方沦陷区做情报工作。

抗战,中西功和汪锦元被捕后,中共再度打入汪伪军政高层的情报员

徐楚光烈士

徐楚光离开延安后,先是以商人身份往返于武汉、南京之间,以黄埔军校同学(徐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生,1927年)的身份结交汪伪军官。

1943年初,徐楚光打入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彼时,八路军总部根据到位情况,随即派出马蕴平到南京协助徐楚光工作。

根据情报网运转实际情况,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兼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处长)将徐楚光、马蕴平的关系转交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领导。

1942年12月,徐楚光调任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主任秘书兼督察长。

抗战,中西功和汪锦元被捕后,中共再度打入汪伪军政高层的情报员

徐楚光在扬州瘦西湖留影。

1943年6月,又进入汪伪陆军部任第六科上校科长,同时在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挂上一个上校参赞武官的名,有了这些身份掩护,徐楚光在汪伪军界上层如鱼得水,多方活动,结交了大量汪伪实权派,搜集了日伪大量军事情报,及时传递给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在短短几年内,不仅获得了日伪的大量核心情报,并且还瓦解策反大批汪伪部队。

在其打入南京汪伪军界任职初期,徐楚光结识了参赞武官公署中将参赞武官洪侠。洪侠是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项致庄的老部下,曾在项穷困潦倒时接济过他,因此与项有一定交情。

1943年底,汪伪军委会发布项致庄为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项在南京设办事处并任命洪侠为办事处主任。汪伪政府与军委会等机关的公文、密件都经过办事处转递绥署。由于有了和洪侠的关系,徐楚光派马蕴平打入该办事处,负责文件收发等事项。此后,这些日伪往来公文中,凡发现对我方有用的情报,则第一时间转抄送往新四军军 部,甚至比该些文件到伪绥靖公署时间还要早。

徐楚光在此期间,发展了洪侠、朱亚雄和潜伏于南京的军统南京区区长周镐(烈士)成为中共情报人员。

抗战,中西功和汪锦元被捕后,中共再度打入汪伪军政高层的情报员

周镐烈士和妻子吴雪亚在南京玄武湖。

1944年9月,项致庄调任伪浙江省省长、杭州绥靖公署主任、伪十二军军长。同时,洪侠也改任杭州绥靖公署驻京(南京)办事处主任。

1945年初,徐楚光派情报人员乐伟平接替马蕴平的工作,马蕴平专任交通联络。

1945年2月,陈公博召集伪军主要将领开会,密谋筹划和国民党联合进攻华东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所部。 1945年3月初,杭州绥署驻京(南京)办事处收到两份火漆加封的密件,一份写“项致庄主任亲启”,一份写 “速转杭州绥靖公署”,当时已被徐楚光发展成为中共情报人员的洪侠拆信后发现是一本供剿共军事计划用的电报密码和一份江浙日伪军联合清剿行动军事计划。洪侠和马蕴平等人立即连夜抄录,次日凌晨,由洪侠将两绝密文件送往杭州,马蕴平将抄件送往淮南新四军军部。除此之外,徐楚光还启动了另一名中共情工人员、原汪伪参赞武官公署中校科员王宗良,彼时任剿匪总指挥部任上校情报科科长。进一步深入了解敌人这次行动的各方面准备情况,并及时转报新四军军部,使我茅山根据地做好了充分的应敌准备。

1945年5月,日伪军对茅山根据地发动了全面清剿,结果一无所获。

在南京,以朱亚雄(抗战前为上海水月华医院院长,并兼上海法政学院、大夏大学校医及惠生产科女医学校教授)为山主的“大亚山正义堂”(洪门)与汪伪军政、商界、报界及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有着密 切的联系,是南京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此,徐楚光请朱亚雄的洪帮兄弟金龙章出面介绍,于1942年秋加入南京洪门“大亚山正义堂”,以后又将一些情报人员(隐蔽战线人员)加入了“大亚山正义堂”,使情报组又多了一条搜集情报的渠道。

1944年,朱亚雄、徐楚光两人先后结识了华中铁道公司警务课课长木村,他们向木村提出由洪帮筹组“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经木村同意后,确定由朱亚雄任护路总队总队长,徐楚光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具体负责护路总队的一切事务,洪侠等人任督察,中共情报人员张冰任情报组组长。

护路总队下设5个分队,分驻下关、芜湖、龙潭、镇江、丹阳等地。各护路队定期向总队部报告所辖范围内铁道沿线的情报,这些情报由张冰负责汇总,及时送往新四军军部。

护路队的成立,对中共开辟交通线、获取各种情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共在南京的情报组(隐蔽战线)可谓历经风雨,屡次被毁,屡次重建,而每一次重建,都比前次更具有杀伤性。

除了中共直属,华中局的情报单位外,在1943年至1945年,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情报人员戴贤中先后四次被派到南京侦察敌伪军事情况,他在南京发展了邹烈勋等情报人员,获取了很多日伪军事情报。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