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虽然中国早在宋代就发明了火器，并在与女真人、西夏人的战争中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但以后就一直停滞不前。直到十六七世纪，通过引进西欧火器，中国火器技术才有了进步，却依然落后于西欧。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不过也有很大问题。事实上，在16世纪之前，尽管西欧在火器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中国也取得不小的成绩，两个地区的火器技术水平各有千秋。
随着西欧火器技术向东传入，明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军事技术进步的高潮。在积极引进以鸟铳和佛郎机、红夷炮为代表的西欧先进火器的同时，也运用中国的技术对之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更好的武器，达到与西欧大体相当的水平。中国和西欧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发达的两个地区。
“佛郎机炮精利”
明代中国在引进外国军事技术方面从不保守。明初曾从安南引进火器，到了十六七世纪，引进西欧火器技术成为潮流。这种引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520~1620年）引进的主要是佛郎机和鸟铳，第二阶段（1620~1644年）引进的主要是红夷炮。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火器佛郎机炮和鸟铳，都来自葡萄牙（明人称佛郎机）。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满剌加（今马六甲），葡萄牙舰队司令积极与在当地经商的中国船主交朋友，请他们帮助向暹罗派遣使者。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中国海商看到了他们带来的火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的文人沈德符说：“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正德十五年满剌加为佛郎机所并，遣使请救，御史何鳌言：‘佛郎机炮精利，恐为南方之祸。’”何鳌还说：“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这说明，佛郎机炮传入中国应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以前。
事实上，中国人使用佛郎机炮更早。正德五年（1510年）有“广东盗”郭芳入犯福建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将盗匪击败，看来这种武器已在福建沿海得到相当普遍的使用。正德十四年，兼通文武的大儒王阳明指挥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战斗，家住福建莆田的退休兵部尚书林俊用锡制作了佛郎机铳的模型，连同火药配方一起，派人送给王阳明。他带领兵丁使用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他在次年写了一篇《书佛郎机遗事》，并为之作歌。林俊与福建海商关系十分密切，佛郎机铳应当就是海商从南洋引进的。
中国与葡萄牙的直接交往，始于1517年。这一年，葡萄牙商船航行到广州港，鸣放大炮，铳声如雷，自称是佛郎机国来进贡。这应该就是何鳌所说佛郎机“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之事了。
当时广东佥事顾应详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萄牙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详细描述了这种火炮的特征，但认为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到了1522年，五艘葡萄牙船来到广东珠江口，试图以武力迫使广东官员准许其占驻屯门岛。葡船发炮轰击，明军用仿造的西洋火炮反击，葡船退走，转向新会茜草湾，再度发动攻击，又被明军击败。明军俘虏和斩杀葡人七十七名，俘获战舰两艘、大小火炮二十多门及火枪多支。
屯门之战结束后，指挥作战的广东按察使汪鋐将佛郎机铳送呈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他说：“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曾游历吴越、闽粤等地的文人叶权也写道：“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到了嘉靖九年（1530年），明廷采纳汪鋐的建议，仿造佛郎机铳并批量制造。
政府主导 专家主持
明军在茜草湾之战中缴获的葡萄牙火绳枪，还是西欧火枪的初期产品，优越性并不明显，因此明朝也未予重视。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军攻下葡萄牙人占据的浙江沿海双屿港，缴获了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的火枪。这些火枪比先前的有较大改进，“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此称之为鸟铳。而在西欧这种火枪也叫隼枪，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说：“此器（鸟铳）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马上步下，惟鸟铳为利器。”
佛郎机炮与鸟铳比中国原有火器优越，传入中国后被明廷迅速采用并加以普及。从它们传入中国到成为明军的主要火器装备，最多不过半个世纪。不过从传播方式上说，在这个阶段，西方火器技术的传入仍是被动的，主要是进贡、战争缴获以及民间流传，往往在偶然事件中获得样品，并非明廷主动去获取。
西欧火器引进的第二个阶段，传入中国的主要是西洋火炮，特别是“红毛夷”荷兰人带来的火炮“红夷炮”（后来清朝统治者忌讳“夷”字，改称“红衣炮”）。明人充分认识到了红夷炮的优点，大科学家徐光启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及远命中”，而“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和明末军事家焦勖也说：“西洋大铳，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更胜诸器百千万倍。”佛郎机炮和中国炮，都仅设准星、照门，按三点一线射击，命中率不高，而红夷炮“有窥远神镜（望远镜），量其远近而后发”，还有量铳规、炮表等辅助设施的配合，故“对城攻打，准如设的”。
在此阶段，西欧火器技术传入中国是由政府主导、技术专家主持的政府行为。明廷和广东、福建地方当局都主动寻求西欧新式火器样品，并积极引进通晓火炮技术的西洋人士，让他们参加和指导西洋新式火炮的制造。在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科学家的主持下，明廷于1620年派人赴澳门向葡澳当局购买首批西洋大炮，次年运抵北京。徐光启又奏请选拔铸炮工匠，聘请精通欧洲炮术的葡萄牙匠师指导制造与使用红夷炮。
此外，因新式火炮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数理知识、实验和理论的指导，这一时期出现了编译火器论著的高潮。波兰籍来华传教士穆尼阁的《西洋火器法》、兵书著述家何汝宾的《西洋火攻神器说》、曾从徐光启学西洋火器法的孙元化的《西法神机》、传教士汤若望与焦勖合作译述的《火攻挈要》，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大规模、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引进西方火器技术及相关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中国也对这些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改进、创新。这一点与日本颇为相似，但中国对西洋技术的引进比日本更深入、更全面。以至于日本也要从中国取得西洋军事技术著作的中译本和中国人写的相关著作，作为他们深化认识西洋技术的知识来源。
我们可以说，在十六七世纪世界各国对西欧火器技术的引进和消化方面，中国是最为成功的国家。
“自生火铳”与“定辽大将军”
如前所述，16世纪初，葡萄牙人把鸟铳带到了东亚。明朝人马上认识到其优点，并积极采用，但也注意到其不足。火器专家赵士桢比较了来自西欧（大西洋）、东南亚（小西洋）、日本（倭）、土耳其（鲁密）等地区以及中国原有的各种火枪，在对各国火枪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这些火枪中最好的一种——鲁密铳为对象，进一步改良，设计出了一种射程更远、射击精度更高的火绳枪，威力比同期欧洲、日本和土耳其的火绳枪更大。
为了对付敌人的重铠坚甲，明朝人又设计出了穿透力强大的大型鸟铳。明末科学家宋应星说，当时还有一种不同于鸟铳的鸟枪，“行远过二百步，制方仿佛鸟铳，而身长药多，亦皆倍此也”。这种鸟枪，实际上就是一种改进了的大型鸟铳。针对火绳枪点火受天气影响严重的问题，赵士桢研制出了不怕风雨的合机铳、轩辕铳等火器。可以说，赵士桢等明朝军事专家设计出来的鸟铳和鸟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枪。
明末中国发明的“自生火铳”，是中国乃至东亚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燧发枪，这种枪的出现是火枪技术上一大飞跃。在西欧，具有实战价值的燧发枪出现于17世纪20年代的法国，与中国几乎同时。崇祯八年（1635年），明朝军事专家毕懋康造出了“自生火铳”，简单来说，就是以燧石枪机代替火绳枪机，发射时士兵扣动扳机，锤击燧石产生火星，引燃火药。由于记载过于简单，难以确知这种自生火铳是毕懋康自己发明的，还是受了西方影响研制出来的。但无论如何，这一重大技术进步确实体现了当时中国火枪技术水平基本上与西欧保持同步。
到了万历（1573年—1620年）末年，红夷炮输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三千斤重的红夷大炮可以打到七八里外，最远可达十里。明朝人发现红夷大炮的优越性后，迅速大量仿制。天启四年（1624年），广东虎门白沙巡检何儒铸造了十四门，其中几门送到辽东宁远战场。徐光启主持制造红夷炮，1630年制成四百多门。此后由汤若望主持造炮，先后造了五百多门。因他造炮成绩显著，崇祯皇帝特赏赐两块金匾。除朝廷造炮外，一些封疆大吏和统兵大员，如两广总督王尊德、总督卢象升与洪承畴等，也都在战事紧急之时就地造炮。
明朝制造的红夷炮不仅数量大，而且技术先进。明人把中国的冶铸技术和欧洲的火炮设计相结合，造出了世界上最高品质的火炮。如在西方，美国南北战争时军官罗德曼发明了一种铸炮新法，所铸之炮更大，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五倍到数十倍。而明末吴三桂捐资铸造，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定辽大将军”炮，原理很接近罗德曼法的雏形，却比罗德曼炮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郑氏新军 台海制胜
晚明时期，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朝野精英为挽救危局，大力倡导和推动军事改革运动，除了努力创建一支新型军队外，还包括提高明军的整体火器装备水平，特别是在辽东前线部队的装备水平。明廷本已为辽东明军配备了大量火器。天启元年（1621年），科学家李之藻奏称：“顾自奴酋倡乱，三年以来，倾我武库甲仗，辇运而东以百万计，其最称猛烈如神威、飞电、大将军等器，亦以万计。”
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是红夷炮。明朝从1622年开始仿制红夷炮，至1644年江山易手前，已造出各类红夷炮一千余门，大多数运到辽东前线，装备守军。辽东明军得到这些先进火器后，作战能力有所提高，在咄咄逼人的后金军攻势之下，虽因主将无能等原因屡战屡败，但仍然有一定的抵抗力。
晚明军事改革运动，也在民间催生了福建郑氏集团建立的新式海上武装。美国学者欧阳泰在《1661，决战热兰遮》一书中，运用中西的文献资料，对郑氏水师与占据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双方舰队武器装备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
“郑芝龙采用了荷兰的科技，打造了一支新的舰队，主力是30艘按照欧洲式设计建造的巨大船只，每一艘都有两层经过强化的大炮甲板，可以架设30或36具大型火炮——和荷兰战舰一样多，而大部分的中式帆船只能架设6—8具小型火炮。这些新式战船甚至具有欧式炮门，并设有滑动炮架，上面装有环钉和绳子，能够拉向后方以装填炮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创新。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之所以会被英国击败，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构造。荷兰舰队司令普特斯曼对此深感惊艳：‘在这个国度，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舰队，有着如此精美、巨大而且武器犀利的中式帆船。’”
因此，郑氏海上武装不仅是明亡之后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也是一支堪与当时世界海上霸主荷兰舰队相媲美的新式武装。1661年，郑成功率大军2.5万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横渡台湾海峡，进军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郑、荷两军展开海陆激战，势穷力竭的荷方最终在投降条约上签字，残军退出台湾。
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郑成功战胜荷兰人主要靠的是人海战术，而非先进武器，荷方虽然失败，但拜先进武器之赐，依然能够以少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与日后的鸦片战争有相同之处。欧阳泰批驳了这种看法，他指出：
“欧洲在鸦片战争中使用的是威力强大的工业化轮船，结果中国以惨败收场。而中荷战争采用的武器，则是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火枪与船只，结果中国获胜。”
本专题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经济史学家，文章选编自《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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