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哀公問篇》記載魯哀公請教孔子的話：“人道孰為大？”孔子回答：“政為大。”《易經》提出三才之道，分別為“天道、人道、地道”。天道重陰陽，人道重仁義，而地道重剛柔。孔子依據《易經》“居中為吉”的原則，以仁（義）為核心，站在人道的立場，來發揚天道，適應地道。“人道”便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政”為政治，就是治理眾人的事務。人是群居的動物，憑什麼成為萬物之靈呢？主要原因在於人能夠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方法，來有效地治理眾人的事務。孔子認為人群社會的種種事務，應當以“政治”為首要之道。政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便是社會最大幸福之所繫。
《大學》這一本書為何稱為“大學”？是因為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政治的道理。“人道政為大”，而解說為政之道的學問，當然有資格被稱為“大學”。
“大學”也可以解釋為“人生的大學問”。我們生下來的時候，就和其他生物不一樣。既不能憑著天生的本能生活，也無法離開父母而獨立。人為萬物之靈，從這種人禽的差異性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必須經過不斷的學習，才能夠生存發展。無論生活方式、生活技能、品德修養、以及各種知識，都必須加以學習，範圍之大，堪稱為大學問，所以叫做“大學”。
中華民族的學問，由太極開始，走的便是“一以貫之”的整合路線。嚴格說起來，我們只研究一門學問：那就是“生”的學問，凡是與人生有關的知識技能，全都整合在內。“生”的學問，即為“人生大學”。從明明德開始，以親民為總原則，不斷地謀求改進，以求止於至善。這不是什麼權利、義務，而是作為一個人所應盡的責任，人人必學，也是人生大學的另一種批註。
《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經南宋朱熹彙集編訂，使之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合稱為“四書”。而元明以至清朝的科舉取士，考試內容皆以“四書”為範疇，於是孔門的道理，便由原先的“六經”，也就是《易》、《詩》、《書》、《禮》、《樂》、《春秋》，限縮為“四書”。而《大學》居四書之首，足見其地位之輕重。
人們離不開社會，也就離不開政治。逃避政治，便等於逃避人間。《論語‧子張篇》有言“學而優則仕”，表現出對政治的重視；《論語‧微子篇》則進一步指出“不仕無義”，認為優秀的人才不從政，是不合乎“義”理的。換言之，儒家把積極參與政治視為讀書人的“責任”。當“仕而優則學”和“學而優則仕”兩者能兼顧並重，並時時反省，秉持“大學之道”而行時，政治便能夠成為一門造福人群社會的神聖事業了！
《大學》分為“經”和“傳”兩部分。
“經”這個字，原本是指織布時縱貫的絲線。先經後緯，才能夠織成布匹。後來引申為“綱紀”，有精簡扼要之意，可作為紀傳的根本。
《大學》的“經”只有一篇，短短兩百零四個字。
朱子是宋朝的大儒，他編訂《大學》這部經典，是依據程子（名頤，字正叔，洛陽人，亦為宋朝大儒，世稱伊川先生）所定的原本。所以在《大學》的經文之前，先引述了程子這段話：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程子認為《大學》應該是孔子留傳下來的，把它定為初學者進修德行的門徑，我們從此處可以看出古人做學問的次序。凡求取學問者，必須從此書入門，才不致出差錯。
一直到二十世紀，孫中山先生才明白指出：《大學》這一本書，是我國所獨有最完整、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
接下來我們把經文分作六個部分，進行一一解讀。
【經文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譯文】
大學所說的道理，現代稱為政治哲學。
主要在憑良心修持自己的德行，以身作則，來施行德政。既然要為人民服務，治理眾人的事務，就應該親近人民，把眾人都當做親人般看待。將心比心，尋求此時此地最為合理的平衡點，做出決策，並且有效執行。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成為大學之道的三大綱領。
【解讀】
《大學》一書所講的“大學”，並非現代教育制度中的大學，最好能稱為“太學”，更符合這本書的要旨。因為“太”字原本的意思是“很大”。凡是比大還要大，用“大”字不足以形容的，都叫做“太”。實際上“太”這個字，既有“廣大”的意思，又有“不二”的限制。“太學之道”，便是《大學》這一本書所說的道理。它是人世間最大（最重要）的，也是不二的學問。
人世間最大的學問是什麼？在“天道、人道、地道”之中。人生於天地之間，有頂天立地的責任，當然以“人道”為優先。孔子集古聖先賢的大成，最偉大的貢獻，便是創立人道，倡導仁義，把倫理道德和自然規律結合起來，走出一條順天應人的大道──一方面順應天理，遵循自然規律；一方面迎合人性，發揚倫理道德。《大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位居四書之首，說的當然是人道中最大的學問。
最大的人道是什麼？《論語‧為政篇》記載──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有人請教孔子：“先生為什麼不從政呢？”
孔子回答：“《尚書》說，‘孝敬父母的人，必能友愛兄弟。’將孝敬、友愛的道理和精神，傳佈給當政者，這也算是從政，何必一定要自己在朝為官才算從政呢？”政治是以造福人群為目的，透過各種渠道，提供合理服務，以貢獻人群社會。人是群居的動物，離不開社會，也就離不開政治。所以最大的人道應該是政治。太學之道，既為人道，也是政道。主要有三大綱領，即為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三綱領之中，依據《易經》“居中為吉”的原則，“親民”居於“明明德”和“止於至善”的中間，成為核心課題。換句話說，“明明德”必須為“親民”而“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的效果，也必須合乎“親民”的要求，才能使人安心而樂於順從。
“親”和“新”兩字，古代互通，是同音假借字。“親民”的意思，現代人大多曲解為順應民意。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討好大眾，騙取人民的感情，博取大家的好感。為政的道，固然是順天應人。然而天是不明言的，不但天意難測，而且天理難明。現代科技發達，我們對大自然還是有太多不明白的地方。人呢？數量愈來愈多，意見愈來愈多元。若要“應人”，請問該應哪些人？如何應法？人多意見多，究竟要聽誰的？何況佔到便宜、得到好處的，通常是喜在心裡，卻默不吭聲。至於權益受損、吃了虧的人，不平則鳴，無不大聲喊冤。再精密、周全的民意調查，也難免有人為的操作。
所以為政一方面是要親近人民，把人民當做親人般看待，真正地關心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應該在天人之間，扮演溝通的橋樑，使人民的需求，能夠適應環境的變化，做出合理的節制。“應人”的基礎應該是“順天”。人民合理的要求，當然要盡力達成；不合理的要求，也需要有效地加以導正。如何導正？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給予“新”的觀念。
因為觀念一改善，所有言行態度也就隨之改變。為政者不但要“親民”，而且要“新民”，兩者兼顧並重，才是憑良心所施行的德政。
然而，問題是這個“新”字，又遭到十分嚴重的扭曲。大家熱衷於求新求變，事事要求創新，造成十分可怕的後果：
(1)認為一切舊的都不如新的，不好的固然要變，好的也要變。這樣一來，變到連根本都沒有了，也就是“經”不見了。原本連續不斷的文化，很可能因為不連續、產生斷層，而遭到斷絕的命運。
(2)求新求變，換一個角度來看，便是“人心思變”，以致人人標新立異。存心不良的人，利用此種愛好新奇的心理，黑心欺騙，花樣還不斷翻新，破壞社會秩序莫此為甚。
(3)忽視變中有不變的常則，對整個社會的共識十分不利。年輕人興起一股“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狂熱，以“創新”為幌子，胡作非為，導致人心更加不安寧。
創新應該是“創善”，才符合“止於至善”的綱領。創意有好也有壞，必須審慎分辨。但時下求新求變的風氣，往往誤認為創新便是正確的。大家亂變，又以為變就是進化，豈不是應了老子所言“不知常，妄作兇”的警語？沒有原則的變，當然是亂變，到頭來必定招致兇禍。
我們用“親”不用“新”，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從政時，若是把民眾視為自己的親人，怎麼忍心胡亂地求新求變？一定會用心考慮，預先評估後果，盡最大努力做到沒有後遺症。所以經文接著提出“止、定、靜、安、慮、得”的決策過程，便是期望大家凡事能夠找出合理點，而不是有新點子便是好。
【經文二】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譯文】
凡事站在人之所以為人的立場，不違背仁義的原則，然後堅定犧牲、奉獻的服務意志。對外界誘惑不為所動，才能心不妄動。一心一意以“明德”來“親民”，憑良心為公眾辦事，自然所處而安。既不緊張，也不恐懼，才能考慮周詳。把各種可行性和可能產生的後遺症分析清楚，自然能夠獲得此時此地最合理的決策。
【解讀】
太學之道，德行和德政應兼顧並重。一方面為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對自己和家人，都有很大的好處。一方面為公，以“明明德”來“親民”，並使“親民”保持在合理的水平。隨機做好調整，務求與時俱進，從繼舊開新中持續改善，永遠不停息。它的動力，就在於一個“仁”字。仁是人對人的愛心，是發自內心的真愛，並非虛情假意的假愛。這種愛心，由愛父母一直推廣到愛一般人，即為“親民”的表現。《說文》指出：“仁，親也，從人二。”所以，仁有視人如己的意思。人類是一體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應該相親相愛。仁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也就是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我們常說“天地良心”，便是指憑藉自己的良心，與天地的自然律合而為一。要做到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必須“明明德”。但是“明明德”的目標，不能僅限於一己之私，只達到自我修治、提升自己的德行，最好還能夠推己及人，憑良心來實施仁政，即為“親民”。
“親民”要“止於至善”，必須做好合理的決策，然後據以實施。秉公評核，以求改善，做出階段性的合理調整。
有了“止於仁”──站在仁人愛物立場的決心，才能夠堅定不移。有了堅強的修仁德、施仁政的意志，才能夠靜下心來。於是原有的“明德”，也就是良心，便能自然顯現。憑良心剋制好勝、自誇、怨恨、貪慾等不良習性，恢復敬天、謹慎、勤敏、寬厚等本性，因而安下心來，用心地思慮。周詳思慮的所得，再經過可行性分析，以及可能發生後遺症的預先評估後，自然能夠獲得此時此地最合理的有效決策。
“止、定、靜、安、慮、得”是構成決策的完整過程。我們從個人、家庭，到團體、組織，都必須遵循這樣的歷程，來做好決策並據以實施，才能收到“止於至善”的“親民”效果。
【經文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譯文】
天地萬物都有根本與枝節，凡事也都有開始和結束。分析清楚，明辨本末始終，遵循先後次序，就能接近為政的道理了。
【解讀】
政治的根本，在為人民造福。從政的意識，在善盡自己對人群社會的一份責任。總目標在幫助人生文化的價值創造，並以“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基本綱領。其他的事宜，如領導、溝通、協調等等，都是達成總目標的輔助技巧，和總目標、三綱領比較起來，屬於細支末節，不應該喧賓奪主，本末倒置。重視領導、溝通、協調，卻做出違背總目標、三綱領的決策，那就適得其反，禍害無窮了。明明是有始才有終，為什麼不說“事有始終”，卻說成“事有終始”呢？《易經》告訴我們，萬事萬物都是循環往復，終而復始的。任何一件事情，看似終了就完全結束，然而，往往剛宣告終了，就又引起新的變化，便是我們常說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遺症的顯現，又引起了一大堆待辦事宜。所以我們不但要慎始，一開始就做對事、找對人；而且要求善終，儘量減少不良的後遺症。慎始未必善終，所以特別提示“事有終始”，期望大家要預先考慮得更加周詳，防患於未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實，為了加強責任，慎防大意，所以特別在說明決策的過程之後，提出這樣的警示。從政者必須知所先後，才能接近政治的道理，也就是行道。
為什麼說“近道”，卻不直接說“行道”呢？這是科學家近幾年來才悟出的道理。往昔科學家一直認為科學可以揭開真相，近年來才明白，原來科學不過是一條漸進線(approaching line)──愈來愈接近真相，卻無法給我們真相。“近道”是指“接近大道”。由於世間充滿了各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變量，所以始終維持動態的情況，不可能完全靜止。因此我們再怎麼努力，再怎麼熟悉，再怎麼專業，仍然只能“近道”。
這提醒我們必須再接再厲，與時俱進，隨時做好合理的調整，才不致誤認為“上道”了，因而疏忽、自大，造成料想不到的遺憾！事物固然會循環往復、週而復始，但畢竟每一次的情況仍然不太一樣，必須謹慎小心，隨時提高警覺為宜。
做好合理的決策，接下來便要據以實施，此時認清本末先後，抱持慎始善終的心態，應該就是“近道”的表現了。
【經文四】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譯文】
古代那些想要彰顯人類的德行和德政於天下的人士，通常會先從治理自己的國家著手；要治理好國家，必先使自己家族和睦相處，齊心協力；要把家族的親人整治好，必先修養自己的品德；要修好自己的德行，必先端正自己的心思；要使自己心無雜念，必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誠；要求誠心誠意，必先使自己知識廣博明確；要獲得廣博明確的知識，在於認真地窮究事物的道理。
【解讀】
《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是完成的意思，完成自己這一生的責任，才叫做“成己”。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目之中，“格、致、誠、正”都是以“修身”為目標，也就是“成己”的基礎。但是，要完成這一生的責任，除了“成己”的功夫之外，還需要“成物”。如果說學問和道德是內在的“成己”，那麼在事功上有具體的表現便是“成物”。“
成己”即內聖，“成物”為外王，合起來稱為“內聖外王”，代表人生責任的實踐，已獲得具體完成。
人生的責任是什麼？我們依據《易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理來說明：“陰”的方面，代表看不見的“修身”，經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來修治自己，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充實自己；而“陽”的方面，表示看得見的事物，透過“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自己的家族推廣到地球村，一步一步，提供服務、犧牲奉獻，對社會人群做出良好的貢獻。修己安人的歷程，便是成己成物的道路。人人都應該以一己的聰明才智為人群服務。生時盡心盡力，公而忘私，死時毫無愧怍，心安理得，達到我們常說的“好死”。我們出生時是哭著來到人世，務必修己安人，使自己最終能夠笑著離開人世，才是真正完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任務，具體完成這一生的責任。
那麼，金錢、物質、事業、婚姻、愛情、休閒、保健等等事務，難道都不重要嗎？為什麼並沒有提及呢？
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便立即明白這些事情當然很重要，但是和八條目相較，不過是細支末節。八條目是本，這些事務是末，唯有建立在協助完成內聖外王的目標上，才有價值可言。倘若不能完成人生的責任，甚至妨礙人生責任的完成，豈不是毫無價值可言？金錢是完成責任的工具，它本身並不是目的；物質是成己成物的輔助物品；事業是成己成物的具體成果；婚姻和愛情、休閒與保健，也是成己成物的必須配套。
換句話說，人生在世，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成己成物，最終目標則是求得好死。
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主要即在負有“贊天地之化育”的責任，藉著成己成物的努力，對天地提供最大的協助，對人群社會奉獻合理的幫助。而成己成物推而廣之，便是修己安人的政治使命。人人自覺，個個奮力，從自律、自主、自動做起，發揮一己的影響力，無論身處何方，擔任什麼職位，都不忘“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神聖任務，便是有責任感而又逐漸在完成的“成人”，較諸為國捐驅的“成仁”，兩者同樣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家庭，也對得起社會！
【經文五】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譯文】
透徹瞭解事物的道理，便可獲得明確的知識；得到明確的知識，意念才能夠真誠不妄；沒有邪念、雜念，心思便能夠端正；心思端正，便可以修好自己的品德；品德良好，才能使家族和睦相處，齊心協力；家族整治妥當，才能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國家治理良好，天下太平，地球村自然能在世界大同的前提下，求同存異，共謀和平發展。
【解讀】
《禮記‧禮運篇》記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易經》有“大有卦”和“同人卦”，合起來便是世界大同。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應該成為現代地球村的基本原則，愈早成為人類的共識，愈能夠促進和平發展。把“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化為共同努力的實際力量。現代人類能否生生不息？這是重要的關鍵所在！
天下為公便是堯、舜以上的大同世界，那種以天下為天下人所共有的時代。人們不獨愛護其所親，不獨施慈於兒女，更能夠推己及人，把慈推廣到社會，使老年人各得安享天年，壯年人各能貢獻才力，善盡一份子的責任，造福社會人群。兒童得到良好的教育，鰥寡孤獨以及殘障人士，都能夠得到豐厚的供養。男性各盡自己的職務，女性各有自己的家庭，把家政治理好。
可惜自夏、商、週三代以來，大道隱而不現。天下成為一家一姓的財產，各人只愛護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兒女。資源勞力都成為私人所有，別人很難分享。為了保護私產，不能沒有城郭溝池這些堅固的防禦工事，並且設置各種制度，劃分田裡，看重勇力和智能，把功績當成個人的成果。於是乎，欺詐取巧的奸謀詭計便跟著發生，而爭奪流血的慘劇也不斷上演。
幸而中山先生倡導革命，號召同志推翻滿清王朝，使帝王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消失。但是，由“家天下”一下子要變回“公天下”，確實會發生許多障礙，必須靠大家通力合作，尤其方向必須正確、方法必須有效，而方式也必須合乎中華民族的需求，不應當全盤西化，或是強將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移植到東方。因為水土不服、人心不服、文化不合、人情義理也不合。
人類歷經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加上核武、化學戰爭的威力強大，似乎開始有所覺醒，知道戰爭太過殘忍，而且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外交戰、經濟戰、貨幣戰、星際戰紛紛出籠，但也都難以奏效。
我們反觀太學之道，把這種五千年前就已經明白指出的政治哲學，拿出來好好運用，正本清源並繼舊開新。最理想的方式，便是由“格物、致知”做起，徹底把這種具有真知灼見的寶貝，活用於當今的人類社會之中，相信將對全世界產生莫大幫助。
對地球村做出貢獻，其實就是“平天下”的表現。
【經文六】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譯文】
從治理天下國家的領導人，到一般老百姓，全部都要以修養自己的道德為根本基礎。若是擾亂了這個根本，卻能夠治理好家族、國家、天下，那是不可能的。應該重視的，被忽略了；可以忽略的，卻受到重視，這也是從來沒有的事。
【解讀】
“修、齊、治、平”，以“修身”為本，而“齊、治、平”為末。並不是說“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性不如“修身”，而是說“修身”這道關卡還沒通過，“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三道關卡當然也過不了。“成己”是“成物”的基礎，這是經常不變的原則。倘若“修身”做得不好，就想要“成物”，勉強“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效果如何當然可想而知！
人類在某些方面，固然持續不斷地進步，但是在某些方面，簡直是退步得令人心驚膽戰。按理說，人類既然創造了一般動物所不能創造的文明，就應該承擔起萬物之靈的責任，協助天地自然來化育萬物。想不到現代人卻在某些部份，以愈來愈像動物為時尚。最近網絡上還出現自稱“非人”或“非人物種”的稱呼；穿在身上的短衫，上面居然印有兩個斗大的字：“怪獸”－－好好的人不做，為什麼要自稱禽獸呢？答案非常簡單：就是為了上電視。上不了，還可以自拍，上傳網絡，企求一夕暴紅、名聞天下，卻不管它是美名還是臭名。這種方式，是進步還是退步？倘若拿出來討論，相信還是有人會大聲疾呼：“當然是進步！”目的並無不同，只是為了要語驚四座、引人注目，甚至於有機會獲得某些人的支持，贏得獎金。
見仁見智，原本是自古以來的人之常情，發展到今日，竟然成為不擇手段的出名快捷方式。深入探究，便是不明白經典的不易特性，違背了《論語‧季氏篇》所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我們敬畏天命，敬畏高位而德行高尚的人，敬畏聖人的話，是經過很長時間的體會、領悟和驗證的過程，才流傳下來的寶貴教訓，怎麼可以用時代不同了、潮流不一樣的藉口背棄而不用呢？
聖人的道理，告訴我們要“多問應該不應該，少問喜歡不喜歡”。“應該不應該”才是根本，相對來說“喜歡不喜歡”則是末節。現代人大多相反，將“喜歡就好！”掛在嘴邊，變成“凡事只問喜歡不喜歡，不問應該不應該”、“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這在往昔的年代簡直是造反，但現代人卻顯得很有肚量，認為只要不理會它，讓它張狂，反正物極必反，不久之後就會自動回頭。用“這是必經的過程”、“摸索的過程中難免如此”、“自作自受，何須緊張”這類言語，來搪塞、推卸責任。殊不知一旦風氣敗壞，想要挽回，經常得付出巨大代價，慘不忍睹。一代又一代，代代之間，有相互傳承的責任。要減少走寃枉路、以人力來加速否極泰來，而不是袖手旁觀，冷眼看它敗壞到幾時！
且讓我們共同勉勵，由自己做起，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大條目，由內而外發揚光大。只要盡一己之力，做多少是多少，絲毫不勉強。但求問心無愧，便已善盡了我們這一生的責任。
文|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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