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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封城封路、酒店停業、社會焦點轉移等因素使家暴受害者的求助之路變得更為艱難。 （南方週末記者 翁洹/圖）
（本文首發於2020年3月19日《南方週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線報道”））
湖北省監利縣反家暴公益組織“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統計發現，2020年2月其服務的家暴事件有175起，是1月的近兩倍、2019年同期的三倍多。
受害者的自救系統也因疫情影響被削弱——由於封路無法投靠親友，酒店均已暫停營業，受害者幾乎無法解決食宿問題。
2020年3月9日凌晨4點03分，42歲的李某某發出最後一條微信朋友圈：“總覺得家暴離自己很遙遠，今天對我來說就是一場噩夢，恐懼、無助讓我窒息，我的精神已經徹底崩潰！”兩小時後，她從十一樓墜亡。3月12日，山西省靈石縣公安局通報稱其死亡原因系自殺，死前曾遭受丈夫家暴。
2020年2月26日，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發起人颱風註冊微博，開始記錄疫情期間的家暴事件，僅僅幾天時間，她就蒐集到六起家暴事件。“家暴不太‘可見’，求助也很困難。在被隔離的狀態下，大家的壓力都在增大，和家人長期相處的壓力、無法復工的壓力等，家暴可能增多，平時可以採用的逃離家暴的方法在疫情期間也不行了。我們建立這個微博就是想告訴大家，哪怕在這個時候我們也很關心家暴問題。”
湖北省監利縣反家暴公益組織“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以下簡稱“藍天下”）統計發現，2020年2月其服務的家暴事件有175起，是1月的近兩倍、2019年同期的三倍多。協會負責人萬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疫情期間，一天最多接到十通求助電話，最少也有兩通。
“家人相處時間變長，不能出門、不能娛樂，心理承受能力降低，焦慮增加了碰撞。”萬飛分析。受害者的自救系統也因疫情影響被削弱——由於封路無法投靠親友，酒店均已暫停營業，受害者幾乎無法解決食宿問題。
2014年，“藍天下”在湖北監利縣、潛江市等地探索“婦聯、公安、社會組織”的反家暴工作聯動模式，包括心理諮詢師、律師、警察在內的八十多人參與其中。疫情期間，團隊幫助家暴受害者穩定情緒，提供心理支持，給出應對建議，指導他們用法律手段保護權益，為滯留施暴地無法離開的受害者安排酒店庇護。
監利縣一位遭受丈夫家暴的受害者，老家遠在廣東，封城封路後，警察將其安置在酒店裡，按照每天100元補助住宿，監利縣人民政府提供1500元，“藍天下”向公益機構申請3000元。目前，該受害者已經在酒店裡住了一個多月。
“疫情之下人手緊缺，工作重點轉移，精力跟不上，社會組織的焦點也投向救災。”萬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以往春節是協會獲得資助的高峰期，2020年收到的資助費不足一萬元。後來，他通過某慈善基金會才為三百多名家暴受害者申請到2月的服務經費。
在這筆預算中，除了心理、法律志願服務的補貼之外，還包括為6位受害者提供庇護的費用。
如果被隔離了，被毆打這件事還能解決嗎？
2月19日清晨7點，曹真終於逃出男友的家，小區保安照例為她量體溫，沒有注意到她藏在口罩下的傷口。在空曠的馬路上等車時，曹真害怕又焦急。“這應該是我等過的最漫長的滴滴，我生怕慢一秒他就追出來，又把我拉入身後的地獄。”
四五個小時前，曹真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暴力。男友想出門喝酒，曹真以疫情為由勸阻他。在家中喝悶酒的男友，在喝了近一瓶烈酒後，掐住曹真的脖子，拎著她不斷撞擊牆壁，隨後又掄起水壺威脅她。
曹真從未想過暴力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男友在深圳某互聯網公司工作，從事遊戲行業，性格溫和，只是偶爾偏激。一次爭吵後，男友給曹真打了幾百個電話，甚至跑到她家按了一個小時門鈴。事發後，在派出所做筆錄時，曹真才得知他也對前女友動過手。
疫情讓求助變得舉步維艱。曹真需要打印控告書和病例，但小區附近的打印店都關門，最後她找到一家七公里外的打印店。在醫院治療傷口時，她耳溫高達37.6度，被帶去發熱門診，還做了核酸檢測。“我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竟然要做新冠病毒檢測。我們轉發過、憤怒過、恐懼過、痛哭過的一切不只是在網絡上了。”
更讓曹真擔心的是：如果自己被隔離了，被毆打這件事還能解決嗎？
受疫情影響，許多受害者逃離家暴的渠道也被阻斷了。
32歲的王雅麗與前夫離婚兩年，各自帶著孩子生活。今年春節，在前夫央求下，她勉強同意去前夫家過年。飯桌上，因前夫責罵女兒，兩人發生爭執，前夫的拳頭又一次砸向王雅麗。
王雅麗的妹妹接到孩子的求救電話。兩地相隔二十多公里，自1月26日縣城封路以來，村裡的大喇叭天天播放“村村不通行、縣縣不通行”。
妹妹先去村委開出城證明，被告知疫情期間禁止外縣人進本縣；有上路證明也未必能過其他縣城關卡；出了縣城之後還存在不能返回的風險。村委幹部反覆叮囑，沒有特別緊急的事情車輛不允許上路，“而且你們是出城接人，這更不可能了”。
最後，王雅麗帶著12歲的兒子和7歲的女兒，逃離了前夫的家。由於疫情，交通幾近封鎖，王雅麗攔不到車，三人徒步了近四個小時。
王雅麗曾向警察求助，因為沒有坦陳家暴，警方並未出警。王雅麗的一位親戚將整件事記錄下來發到網上。“在疫情封城封路這麼極端的境況下，竟然實施暴力，並且對她們離家出走無動於衷。他算準了她們在這種情況下走不遠，在孤立無援的處境中，最終還是要回去，那時就得向他低頭了。”
“他們覺得這是別人的事情”
2月17日下午，鄰居打罵孩子的聲音又一次傳來，鄭熹決定做些什麼。
她寫了一封信，講明家庭暴力要承擔法律責任，請他們不要再打孩子。夜裡十二點，她將這封信塞進鄰居家的門縫裡，過程中不時發出丁點兒聲響，她有些緊張。
幾天後，母親和孩子的爭吵再次爆發。鄭熹聽到孩子開始反抗：“打110”“家暴”“拘留”。鄭熹相信，孩子收到了她傳遞的信息，“受到家暴可以向外界求助，外面有人支持他”。
2020年3月1日是反家暴法實施四週年，鄭熹和朋友們在網絡上發起“反家暴小疫苗”行動，呼籲大家關懷自己所在社區，及時干預身邊的家庭暴力。該行動發起七天後，有千餘人參與，超過五十位參與者將《給鄰居的反家暴倡議書》張貼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大連、攀枝花、洛陽等23個城市的社區裡。他們有的遭遇過家暴，有的目睹過家暴。
湖北荊州是疫情重災區，小區住戶禁止出門，鄭熹只能半夜兩點偷偷地去貼倡議書，她花了四十分鐘手寫完成，貼在一層電梯旁——“疫情期間，家人處在封閉的空間中，朝夕相處，也許會意見不合，也許會爭吵，但家人始終是我們最溫暖的依靠，和睦才能讓我們共渡難關。在此我希望向大家呼籲：不管家人之間有什麼摩擦，都不使用暴力，堅持用文明和平方式解決；如果得知自己親友或鄰居有家庭暴力的情況，請及時勸阻，也可以向公安機關、社區或婦聯報告。”
網友Robin打印了二十份倡議書，把它們貼在電梯裡，旁邊是“防治新冠肺炎”的傳單。她比貼商業廣告還提心吊膽——“擔心被人看到、被攝像頭拍到、被物業指責”。小區的公告欄和牆上貼滿了廣告，有辦證的、茶樓的、照相館的、洗腳的，除此之外，沒有非官方張貼的與公共利益相關的資訊。
諸多“反家暴小疫苗”參與者形容自己像在做小偷。有些新貼的倡議書，第二天就被撕掉了。分享張貼倡議書經歷的微博下，時不時會出現些異樣的評論：“這種屬於亂張貼吧”“此時此刻，防疫情才是第一任務，任何把防控疫情的宣傳擱置或放到次要位置的做法都覺得不妥”。
網友“嫣然”是目前參與行動最年長的“小疫苗”，今年47歲。嫣然身邊也有家暴事件，侄女的父親會毆打妻子，但她們從未向外界求助過。這次成為“小疫苗”是受國外留學的女兒之託。
“不同城市的人參與進來，甚至在參與之前寫出自己干預家暴的故事，有這麼多人的支持，說明旁觀者在增多。”鄭熹欣慰於行動的力量，“但同時家暴議題下譴責受害者的言論也很多，我們無法讓潛在受害者變少，我們能做的就是讓更多人加入反家暴行動，讓受害者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攻擊與冷漠。”
一位“小疫苗”給遭遇或者目睹家暴的網友私信，提供反家暴指南，聯繫了十位網友，只得到一位回覆。“他們對於什麼是家暴以及家暴發生後可以做什麼，尤其是圍觀者可以做什麼，大部分人不是很清楚。他們覺得這是別人的事情。”
“不報警、不求助不是因為疫情，而是觀念所限。”萬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些求助者不願意報警，擔心會讓別人知道自己家的事，也有受害者認為要發生大事才能報警。”
靈石縣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張寶汝在接受採訪時說，李某某從未向親友同事提及家暴，外人眼裡她擁有和睦美滿的家庭。自殺前，李某某在姊妹群裡發出自己臉部受傷的照片，第一次說出自己的家暴經歷。
曹真也沒有將遭遇暴力的事情告知父母，怕他們擔心，也怕他們不支持自己。“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家醜不可外揚，息事寧人。”報警之初，她有過猶豫和恐懼。“遭遇這種暴力的時候，我們第一時間是害怕，這種害怕讓你做不出任何行動，只想縮在那裡，不敢向外界邁出一步。我現在想說的是，不要害怕。”
“不懂家暴是什麼”
結合“藍天下”疫情期間數據，萬飛發現，疫情期間，女性受害人佔比94.67%，2019年全年女性受害人佔比80%，“說明疫情期間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
2011年，“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家暴事件在微博上公開曝光後，鄭熹開始關注並研究相關議題。“傳統的男性氣質裡面有一些要素是和暴力相聯繫的，在推崇這樣的‘陽剛氣質’教育下，或多或少會縱容男性使用武力‘解決’問題。”鄭熹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在制度和環境方面，如果政策本身或者政策的實施不完善，或者輿論對暴力的態度不明確，都會導致家暴者實施家暴的成本微小。”
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馮媛認為：“家庭暴力是一種性別相關的暴力，但它不是生理性別所決定的，而是基於社會的性別陳規定型的一套性別規則，如男主女從、男人應該要掌控局面、要養家餬口，而女人應該聽話溫柔、應該以家庭和男性為中心等等。”
2020年3月4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區人民法院發出疫情以來的首份人身安全保護令——春節期間，由於不堪前夫騷擾，妻子在朋友家住了二十天後，無奈與母親開車逃到郊外，一直住在車裡。
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也於3月8日發佈《反家暴法實施監測報告》，據報道，上海四年來保護令核發率不足四成，其蒐集上海市法院上傳的104份保護令相關的法律文書，涉及91個案例，其中三分之一的保護令申請被駁回，成功核發率僅為54%，而全國法院平均核發率為60%。
“上海的經濟文化都相對發達，但在保護令核發方面不及全國平均水平，也有一些其他地方存在保護令申請難以核准的問題。”馮媛分析，疫情期間，公共部門沒有上班，很多法官在家辦公，法院電話可能都接不通，雖然開通了網上受理案件的渠道，但對於沒有網絡、不會使用電腦的受害者而言，求助大門依舊緊緊關閉著。
南方週末記者搜索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已上傳公開2020年全國人身安全保護令法律文書共24篇，其中2月僅2篇。馮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越來越多的當事人有了權利意識，他們要主張自己的權利，要去相關機構求助，當事人已經走在前面了，但相關機構沒有跟上。”
曹真多次前往深圳市南山區南頭派出所，調解員的態度卻讓身為受害者的她更加絕望——“他的工作這麼好，你這樣會毀了人家”“就算分手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為什麼指責我？”曹真仍難掩憤怒。
警察出身的萬飛分析：“不是不作為，根本上是認知問題，不懂家暴是什麼，他們很少受到真正有效的培訓。”
馮媛多年來奔波於全國各地，進行講座與培訓，她發現民間培訓在逐年增加，但（與家暴相關的）公檢法培訓在逐年減少，“以前一年還有好幾個，現在一年有一次就算多的了。”
2月26日，曹真將自己遭遇家暴的經過及錄音公佈在網上，評論數2.1萬，轉發量10.5萬。之後，“整個事情突然開始快速解決”。第二天中午，“深圳南山公安”官方微博發佈公告，對施暴者行政拘留5日，罰款200元，並對調解員的不規範行為，向曹真表達了歉意。
從2011年李金曝光李陽家暴到2019年宇芽在微博公佈家暴視頻，網絡逐漸成為家暴受害者的主要求助地。
“其實不只是家暴，很多事情好像現在都是這樣，比如說那些新冠患者，他們很多人都在網上求助，關注量比較大的時候，他們才獲得了積極的救治。”一位“小疫苗”說，她將家暴事件發到網上，是想支持和鼓勵更多家暴受害者。但颱風認為，“網絡雖然是求助渠道，但未必所有效果都像宇芽那麼好，即使是宇芽事件，在全網關注下，施暴者只拘留20天，罰款500元。”
2月26日當晚，曹真再次前往南頭派出所，做完筆錄已是深夜一點多，出來時她看見六七個人站成一排在外面等她，都是素不相識的網友。曹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調解員已辭職，施暴者則提出了行政複議，拘留暫緩執行。
（應受訪者要求，曹真、王雅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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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記者 曹穎 南方週末實習生 馮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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