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初，在我的少年時代，中國的大門還沒有向世界打開。當時有一部名叫《看不見的戰線》的朝鮮電影，影片中一位化裝成教師模樣的韓國越境特務手拿一本書，和朝鮮的暗藏特務對接頭暗號:
問：你拿的是什麼書,
答：歌曲集。
問：什麼歌曲,
答：《阿里郎》。
這段對話在中國的中學生中廣為流傳。上課時常有學生壓低嗓音問旁邊正在閱讀課文的同學：“你拿的是什麼書……”
到了21世紀初，有媒體讓我舉出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影響最深的兩本文學作品，前提是隻舉兩本，一本中國的，一本外國的。這要求有點苛刻，尤其對於寫作的人。這是一個誰都怕說自己不深刻的時代。但最後，我還是決定說實話——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的少年時代，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鄙視知識、限制閱讀的文化荒涼的時代。又因為出身灰色，內心總有某種緊張和自卑。 我自幼喜歡寫日記，在那個年代，日記都是成了“懺悔體”了。我每天都在日記裡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期盼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人。實在沒有錯誤，還會虛構一點寫下來——不知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學訓練”。偶爾的快樂也是有的，比如看了朝鮮電影，沒完沒了地模仿其中特務間的接頭暗號：“你拿的是什麼書,„„”這幾句平淡的對白之所以被我長久地記住，是因為那個時代我們的文化娛樂生活太過貧乏了吧。但我仍然覺得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這對白裡畢竟還有幾分屬於文學的美感，比如歌曲集和阿里郎。我喜歡阿里郎的發音，就像我喜歡耶路撒冷的發音。類似這樣一些詞的發音給我的唇舌和聲帶帶來了一種無法言表的愉悅和快感。
當然，在那樣一個歷史時期，我們所能看到和聽到的文藝作品更多的是憤怒、仇恨以及對個體的不屑。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裡，我讀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著藏起來的書: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記得扉頁上的題記是這樣兩句話：“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動，一時間我覺得這麼偉大的作家都說連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況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呢。更重要的還有後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正是這兩句話震撼了我，讓我偷著把我自己解放了那麼一小點又肯定了那麼一小點，並生出一種既鬼祟又昂揚的豪情，一種衝動，想要去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
所以我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在那個特殊年代，對我的精神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初次領略到了文學的魅力，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處的幽暗之地，同時給了我身心的沉穩和力氣。 另一本中國文學，我覺得是《聊齋志異》。在那個沉默、呆板和壓抑的時代讀《聊齋》，覺得書中的那些狐狸，她們那麼活潑、聰慧、率真、勇敢而又嬌憨，那麼反常規。蒲松齡生活在同樣也很壓抑的清代，他卻有那麼神異、飛揚、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滿人間情味的狐仙鬼怪實在是比人更像人。《聊齋》裡有一篇名叫《嬰寧》的小說當時我讀過不止一遍。
在中國古代小說裡，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紅樓夢》裡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嬰寧。她打破了中國封建時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會笑的約束和規矩，她是天生愛
笑，笑起來便無法無天，率性自由，哪怕來到人間結婚拜堂時也可以笑得無法行禮……正是這樣一些善良的狐狸灑脫而又明亮的性情，她們的悲喜交加的纏綿故事，為我當時狹窄的灰色生活開啟了一個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與人言的空間。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學給我的恩澤和“打擊”，這“打擊”具有一種寶貴和難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暢。
(本文摘自作者在韓國首屆東亞文學論壇上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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