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很多與南京有關的文字，覺得自己不會再寫，不可能再寫。直到找到一個新的角度——通過南京這扇窗戶，把中國歷史說一遍。”
——葉兆言
南京城裡的柏林牆
文｜葉兆言
南京人都習慣偷懶，不太會去想“南京”這兩個字怎麼來的，清軍進入南京城，就彷彿歷史簡單重複，趕緊要做的一件事，先給南京這個城市改名換姓。於是在北京開會，滿漢大臣招集到一起議論，拿主意說觀點。大夥七嘴八舌，小心翼翼地揣摩聖上意思。其實這時候的順治，還是個小皇帝，只有七八歲，根本不明白事，當家作主的是攝政王多爾袞。
很快，過了兩個月，順治二年的閏六月十八日，方案終於有了，清廷正式下令，將南京應天府改名為“江寧府”，原設的府尹改為知府。緊接著，多爾袞又給在前線督戰的多鐸下指示：
南京著改為江南省，應天府著改為江寧府，設知府不設府尹。掌印指揮、管屯指揮暫留，餘指揮俱裁去。其衛所改為州縣，俟天下大定，從容定奪。
好一個“俟天下大定，從容定奪”，勝利者的口氣，說起話來就是不一樣，就是牛。這指示有兩層意思，其一，多爾袞說的南京，是指南直隸，也就是大南京的意思。這個大南京的範圍，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欽定，前面已經解釋過，包含江蘇安徽和上海，現在改名為江南省。其二，應天府才是地道的南京城，江寧也不算什麼新名稱，一千多年前，東吳亡國，南京就叫過“江寧”。當時是晉武帝南巡，慨嘆“外江無事，寧靜於此”，因此只是給南京恢復了這麼個名字。
江寧這名字顯然復古，出主意的肯定是漢人大臣，滿人剛入關不久，哪會有這腦子。與元朝的蒙古人一樣，滿人根本不把南京這座城市可能會有的反叛放在心上。北方的漢人王朝特別忌諱南京的王氣，因為所謂的金陵王氣，很可能會讓我們的國家處於分裂狀態，因此隋朝統一中國，立刻毫不含糊地將南京這個城市給滅了，把六朝的痕跡燒得一乾二淨。滿人跟蒙古人都是少數民族，他們知道廣大的漢人地區，都可能生出一份反叛之心，在哪都差不多，都一樣，犯不著要特別防範南京這一個城市。
滿人很善於用兵，八旗鐵騎指向哪，打到哪。自從入關以後，基本上逢戰必勝。南京只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重要據點，在前期，它是進一步南下西征的中轉站。天下大定之前，一方面，在級別上，南京的政治地位先要降下來，再也不允許稱什麼“京”，再也不是“留都”。對於發跡於東北的滿人來說，北京才是他們不折不扣的南京。另一方面，改名江寧後的南京，仍然“為江南根本之地，綰轂十省”，仍然還是東南地區的政治中心和軍事重鎮，不可小覷。也就是說，清政府要憑藉這個地方，控制南方。
滿人在數量上是很少的，漢人可以不服氣，不服氣也沒用，誰厲害誰狠，誰厲害誰就是精英，誰厲害誰就是狼。漢人只是羊群，清朝的天下事實上也是漢人幫著打下來，當時進入南京的清軍，有很多都是投降的明軍。大家都知道史可法沒投降，英勇就義，然而太多數晚明的軍事將領，都十分狼狽地投降了，都成為滿人的爪牙。多鐸給朝廷的奏報便稱，先後投降的總兵有二十三人，監軍有兩人，副將有四十七人，騎兵和步兵二十三萬八千人。
當兵的都投降了，老百姓還能怎麼樣，只能看熱鬧。南京的城市級別降低，降低就降低吧，這樣的歷史，過去也曾經歷過。當時南京最大的漢官是洪承疇，洪是明朝重臣，降清以後，又得到了滿人重用，官做得比在明朝時還大。洪承疇到南京來坐鎮，主要是起到一個安撫作用，他是漢人，又是前朝的大官，有他在場面上支撐，南京人的亡國情緒會少了許多。
要控制和管理南京這座城市，也不是什麼難事。根據記載，當年在南京的清軍，真正屬於八旗軍的數量，少得讓人不敢相信。實際兵力僅僅為“左翼四旗滿州、蒙古二千名，弓匠五十六名，鐵匠五十六名”。這個數字並不是想當然，還是有來頭的，在《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裡有確切記錄。
此外，維護南京安全的還有綠營兵力四千人，原來是明朝江南提督曹存性的部下，降清後被編入了綠營。這個比例很有意思，計算起來，綠營的人數比八旗軍多了將近一倍，可是這些“南兵”基本上就是做做樣子，完全沒什麼戰鬥力，管管南京城裡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還可以，指望他們緬懷舊主，能夠揭竿而起，起義造反，根本不可行。
也不能說沒有一點反抗，起碼在南京的外圍，在東南沿海，反清復明的戰鬥還在進行，還在繼續。南京人心裡顯然也還不服氣，可是滿人不跟你們講道理，他們來到這個城市，作威作福，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最先開始感受到這份委屈，是生活在南京的貴族，在過去，這個城市屬於他們，吃香喝辣為所欲為，偏偏人家滿州韃子是提著一把屠刀來管理南京，才不會把這個城市中的什麼貴族和世家放在眼裡。
一大批原明朝的勳貴高官，被削爵免職，被抄沒家產。中山王徐達的後裔魏國公徐文爵，被除去封號。徐文爵有個弟弟徐青君更慘，被“籍沒田產，遂無立錐”，最後不得不“與傭、丐為伍，乃為人代杖”。勳戚貴族如此，一般士紳的境況，顯然會更糟糕。形勝當年百戰收，子孫容易失神州，不亡國不知亡國恨，真亡了國，再抱恨也來不及了。可憐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頭，有點文化的文人，只能靠書寫詩歌來言志抒懷。
1645年的5月，明朝的南京官員們出城投降，迎接清軍。這個場面很戲劇性，清軍大隊人馬開了過來，耀武揚威進城。清軍和平進入了南京，立刻將城市的東北部劃為八旗軍營地,原來的老百姓呢，對不起，該去哪去哪，統統驅逐：
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兵房，西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凡六門，居大清兵。
軍令如山，沒有任何商量餘地。南京城立刻大亂，原來住在這裡的南京原住民，不得不“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號滿路”，眾多居民不得不移家城西和城南，造成“西南民房一椽，日值一金”。官兵軍爺免不了要趁亂搶劫，趁機撈一把，清軍統帥多鐸為嚴肅軍紀，“斬兵搶物者八人”，效果如何，也只有天知道。老百姓都害怕兵荒馬亂，都擔心家破人亡，沒想到這個災難說來就來：
百姓俱狼狽走，稍遲則刀棍交下，立斃。什物悉為兵有，百姓止走空身而已。
南京城東北部，就這麼眼睜睜地成了八旗軍的地盤，滿人反客為主，鵲巢於是鳩佔。很快，到順治六年，為確保滿漢分居，互不干涉影響，乾脆在南京城東部修築“滿城”，專供旗人居住。自南京城有史以來，這狀況是第一次出現，竟然出現了“城中城”，在城市內部又加修了一道城牆。彷彿過生日切蛋糕，活生生地切了一刀，硬是生造出了一個滿城，與舊城以一道高高的新城牆為界限：
起太平門，沿舊皇城牆基，至通濟門止
不熟悉南京城市格局的讀者，對這道區分滿漢的古代柏林牆，不會有什麼感覺，也繞不太明白。清朝當局曾先後兩次修建南京城中的滿城，具體方位是以原明皇宮為基礎,將皇宮的東牆和南牆拆掉，利用南京城的東南城垣。滿城西側，從太平門內皇宮角竺橋至通濟門，沿用舊宮城西牆，添造城垣，南接通濟門東側。滿城的西側城牆上開設兩道城門，以便與漢人居住的區域相互往來。北側城牆是將原明皇宮北牆進一步延伸，整個滿城“長九百三十丈，連女牆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圍三千四百 十二丈五尺”，是清代直省各駐防城中面積最大的。
滿城中修築了箭亭和校場等軍事設施,當然還有八旗營房，滿漢分居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國內其他城市中也有滿城，大多按八旗方位進行佈局，紅黃藍白，各有各的位置。南京城內的這個滿城如何佈局，在清代方誌以及史料中，並無明確記載，後人因此也很難弄明白。清道光年間，江寧將軍祥厚曾奏稱：
奴才聞得有人在朝陽門迤南並正陽門之東、西倒塌裹披城牆土坡上種地……查驗得鑲黃、正白、正藍等三旗界之裹披城牆均於早年坍塌，磚塊無存。
根據此段文字，可以認定到了清道光年間，南京城裡這道柏林牆已名存實亡，很多地方已經坍塌。同時也可以認定，位於朝陽門，也就是後來改名的中山門以南，正陽門也就是後來的光華門兩側城牆，屬於鑲黃正白正藍三旗的轄境。這與八旗方位中通常鑲黃旗位於東北，正白旗位於正東偏北，正藍旗位於東南的規定相吻合，說明清代南京滿城的內部格局，非常可能也是遵照了傳統的八旗方位。
這道區分滿漢的柏林牆，足以造成一個城市的兩種不同文化。南京城裡的滿城，就好像一個巨大兵營，行政上不受地方府縣管理，江寧將軍是南京八旗駐防的最高長官，其職責為“鎮守險要，綏和軍民，均齊政刑，修舉武備”。軍事事務是駐防將軍的首要職掌，不過駐防旗人的日常生活，譬如婚喪嫁娶，譬如養贍救濟，必須也得過問，別人想管都管不了。
滿城也因此自成體系，成為南京享有特權的城中之城，《欽定八旗通志》上便有明確記載：
江寧駐防旗員給園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
換算一下，每個旗員可分得六十畝至一百八十畝土地，這可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人人都大地主。八旗官兵的主要收入，按說是清廷發給的糧餉，將軍每年俸銀為一百八十兩，俸米九十石，佐領俸銀一百零五兩，俸米五十石五斗，驍騎校俸銀六十兩，米三十石。自雍正朝起，對將軍和副都統等高級官員，另增給養廉銀，數額是正常薪俸的數倍甚至十幾倍。大家都知道滿人馬上得天下，不擅耕種，有了土地也只能收地租，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當時旗田地租年收入總數為三千九百九十兩，根據《佚名奏報江寧駐防八旗每年鹽菜及地租項下用銀數目事》記載，乾隆年間的具體分配情況為：
江寧將軍一員，每年銀八百三十兩；江寧副都統二員，每員每年銀二百二十兩；左翼協領四員，每員每年銀二百兩；左翼佐領二十四員，每員每年銀八十兩。
由此可見，當時旗人在南京的日子十分快活，可以充分享受打下江山的種種好處。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當然應該是老子和老子的後人來享受。清代設立理事同知一職，專門負責審理旗人與南京原住民的訴訟。理事同知在官制上為地方屬員，不隸屬於八旗駐防。自康熙朝起，清廷將理事同知定為旗缺，只有旗人才能出任此職。因此，雖然名為地方官員，其職責只是保護駐防南京的旗人權益，在處理各種糾紛時往往袒護旗人。
在南京的江南貢院，存有一塊《韓紹文等立頌德碑》，為雍正年間的理事同知赫勝額歌功頌德,說他“儀型雖往，恩德猶存”，“自蒞任以來，旗民安堵，強梁斂跡，宵小潛蹤”，說他“片言折獄，秉正持平，哀矜勿違，小大以情”，說他“無偏無袒，至公至明”。“安堵”是安居樂業的意思，強梁和宵小都是屬於壞蛋，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秉正持平是對斷案的最基本要求，卻還要專門拿出來歌頌，足見當時秉公執法，不偏袒旗人，實屬非常難得。
在八旗制度下，朝廷會按月發給糧餉，駐防兵丁不允許從事農工商等產業，過著不勞而獲的快樂生活。南京城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滿漢矛盾，譬如滿漢不通婚，禁止旗女嫁與漢人，旗人男子則可以娶漢人民女為妻。又譬如旗人有很好的福利待遇，擁有政治和司法方面的特權，不受地方法規約束，旗人的不法行徑便在所難免。特權很容易產生腐敗，更容易造成罪惡，江寧駐防官兵“日就縱馳，至不堪言，更且習氣大壞，多有窩盜包娼、行竊詐民，甚之重利盤債、罵官鬧衙，無不任為”，而“該管之官反行百計袒護”，地方官府雖受其擾，亦無可奈何，無計可施。
當時在南京，出現過一種讓市民哭笑不得的盜匪，俗稱“旗盜”。一度十分猖獗，沒辦法收拾。不是旗人直接參與了偷盜，而是一些投靠旗人的本地刁民，在為非作歹幹壞事：
晝則倚勢行兇，夜則糾眾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竄歸旗，無從究詰。
所謂投靠旗人，又叫“投充”，其實就是投入到旗人名下，打著旗人招牌，狐假虎威傷天害理。順治和康熙年間,八旗官兵買賣人口之風，曾經非常厲害，一般老百姓自然不願意賣身為奴，可是到了後來，風氣開始轉變，漢人百姓竟然會主動投入旗下為奴。投充者既有孤身前來，亦有乾脆攜家帶口，包括自家的田地投靠。一旦投入旗下，掛名旗奴，其田地即可免除官府賦役。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一些南京人不惜投充為奴，更有奸惡之徒，借投充之機,仰仗旗人的特權威勢，在地方上橫行無忌:
投充名色不一，率皆無賴遊手之人，身一入旗，奪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奪者憤不甘心，亦投旗下。爭訟無已，刁風滋甚。
根據嘉慶年間的《新修江寧府志》記載，江南地區原住民投充旗奴所帶來的騷擾，最嚴重的地方就是南京。所謂“南民投充，惟江寧為多”。這是讓傲慢的南京人感到很不光彩的一段歷史，因為當時的投充，“非盡艱窘而然也”，並不是迫不得已，並不是走投無路，不得不這麼做，而是“半屬作奸惡棍，半屬逋罪強徒，急欲逞兇，遂爾走險”，結果就是“一經收錄，大肆猖狂，或夥赴市廛以陵商，或橫行村鎮以詐懦。有司憚其惡而不敢制，小民畏其威而不敢言”。
沒有人說得清楚，隔絕南京市民與旗人的柏林牆，什麼時候被拆除。跟北方的萬里長城一樣，南京城裡這道滿城城牆，更多的只是一種擺設，並沒有起到真正的防禦作用，它提供的是一種心理上安慰。因為年久失修，更重要還是因為沒什麼實用性，很多地段都坍塌了，坍塌也就隨它坍塌。一段接著一段毀壞，壞了也沒人去修繕，滿城的旗人不會去修，南京的原住民也不會去修，跌落在地上的舊牆磚，正好被貪小便宜的人拿回家派上用場。
從清朝中期，到太平天國，到晚清，到民國，到國民政府，到汪偽時期，都會有一些南京老百姓渾水摸魚，偷偷地將舊城磚挪為家用。甚至官家也參與過盜拆明城牆這些事，民國初年，大清沒了，南京城內“手不任執殳，肩不能荷鋤”的旗民，由於生計問題，一度在地方政府默許下，靠拆舊城磚賣錢度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黃埔軍校也遷到昔日的滿城，蔣委員長曾作過批示，同意軍校拆些城牆磚建校舍，因為有關人士反對，遂告停止。
橫貫在南京城內的這道柏林牆，最後是不是就這樣茫然無存，不得而知。遺忘總是很容易，今天大多數南京人的記憶中，好像從來就沒有過這麼一道城牆。晚清時期的魯迅曾經在南京讀中學，當時南京人心目中，顯然還留有一道柏林牆。再過不了幾年，就辛亥革命了，漢人和滿人的對立情緒，多少還是有那麼一點點。魯迅先生喜歡騎馬，在滿城區域裡騎馬，會招到清兵呵斥，不止呵斥，還會向學生娃子扔石頭。魯迅他們也不甘示弱，也會用石頭進行還擊，結果當然是誰傷害不到誰，大家都只是扔著玩玩。
《南京傳》，葉兆言著，譯林出版社於2019年8月出版
葉兆言近照
—— 完 ——
本文圖片由出版機構提供。
葉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80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葉兆言中篇小說系列》，三卷本《葉兆言短篇小說編年》，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等。《南京傳》為葉兆言最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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