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史上，秦王朝自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21年“六王畢，四海一”創立為始及至“二世而亡”不過僅僅十餘載，於厚重的歷史而言，它就如流光一般瞬息而逝，但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一統封建王朝，嬴政以及他的秦王朝為後世留下的政治遺產卻不勝枚舉。
“皇帝制度”便由嬴政而始，在前221年統一六國之後自認為“功過三皇、德蓋五帝”的嬴政，在李斯的建議之下，結合“三皇、五帝”稱謂，皇帝這一稱號誕生。與之同生的除了皇權至尊以外，還有“朕”這一稱謂的專屬化。皇帝自此以朕稱，直至1912年大清滅亡。
皇帝專權，我們不難理解，這本就是封建社會、封建制度下的必然結局，而且這種結局也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完善，直至明清時期達到的鼎盛。
但我們不禁要問的是，在“餘”、“朕”、“我”、“吾”、“臺”、“卬”等第一人稱代詞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先秦時期，為何最後秦始皇嬴政又要獨獨選定“朕”這樣一個稱謂作為皇帝的專屬名詞呢？是機緣巧合嗎？
對於“朕”這個名詞，在先秦時期並不鮮見。“朕”作為第一人稱代詞，意思便是“我”，其使用者更是從達官顯貴、士大夫、王再到平民百姓都有。
屈原有句“朕皇考曰伯庸”“哀朕時之不當”“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書·堯典》之中亦有句“汝能庸命巽朕位”。《爾雅·釋詁》中則說“朕，身也。”東漢文學家蔡邕直言：“朕者，我也。上古尊卑不嫌，貴賤共之。”意思已經十分明確，“朕”這個第一人稱代詞只是一個尊卑貴賤共用的詞語。
那麼“朕”又到底有何魅力會讓它脫穎而出呢？事實上，“朕”作為第一次人稱代詞，最早見於甲骨文上的記錄，而與“餘”、“吾”、“我”相比，它的起源、使用更早；而且隨著時間的發展，在戰國末期時“朕”的使用上也出現了相當大變化，原本在日常的口語之中流行的朕，已經僅見於書面用語之中，反觀則是“我”“吾”這些更加具有口語化、更具有流通性、更加貼近群眾的用語的盛行。
如此一來，秦始皇選用“朕”作為自稱，既能避免民間因為避諱而招至的殺人之禍，更能體現出皇帝這一天下之主的“莊重“肅穆”。還有一點在顧頡剛先生、劉起紆先生在《〈尚書·湯誓〉校釋譯論》的考究之中指出，作為第一人稱代詞“朕”與“我”、“餘”等詞相比，先秦時期並不等同。
“朕”有“我的”的意思，與“我”“餘”等詞是存在著所有格、主格不同的差異的。在所有的甲骨金文中，“朕”都是隻作單數第一人稱領格，既“我的”意思。《尚書·舜典》中有句：“汝作朕虞。句中的朕，便作“我的”解釋，你可以做我的管理山澤的官員。”《大盂鼎》（金文）：“勿廢朕令”。就更好解釋了：“不要拋棄“我的（朕）“訓令。”也正是這樣的意思之下李斯的那句“天下皆朕，皇權獨尊”也便很好解釋了。
但對於這種解釋，著名史學家、語言學家戴震則提出了他的觀點—舟之縫理曰朕。--戴震《考工記圖·函人注》。
從說文解字而言，“朕”字，從舟從灷(zhuàn)，本義是指“舟中火種”。戴震認為這“朕”字便起到了聯結“舟”“灷”縫隙的作用。“舟”與“灷”，在古代作為以水為居部族發展興盛、壯大的必備之物品，是身份、權利、地位、財富的象徵，而“朕”無疑便是聯繫它們的重中之重，七寸之位置。
這樣的說法，比之以第一人稱代詞出之早晚、所有格釋義明顯更具有說服力，因為秦始皇嬴政的建立的大一統局面本就是前無古人的功績，想必在這種自信之下，秦始皇嬴政將自己定位為國家的重中之重也是必然的結果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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