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閻濱
1939年9月3日，當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勳爵維克托·霍普告訴印度人民，隨著倫敦向德國宣戰，他們也將與德國再次開戰時，印度精英階層普遍感到恥辱和背叛。在參戰問題上，沒有一個印度人被徵求過意見，然而加、澳、新和南非卻有權決定是否參戰。
對上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失望的苦澀記憶一直讓甘地及國大黨難以釋懷，從甘地到尼赫魯等國大黨主流派別都從道義上反對納粹、同情英國，但這次他們堅決要求倫敦必須承諾讓印度獨立，否則他們將不支持參戰。英國並不想在大戰剛爆發時就討論印度戰後的前途，張伯倫內閣指示維克托·霍普不得對印度未來地位做任何實質性承諾。國大黨領導層被英國的虛與委蛇徹底激怒，他們要求立即獨立。當英國拒絕後，國大黨在各省的政府成員集體辭職。
國大黨退出各級政府後，繼續醞釀更大的抗議活動。1940年9月，國大黨授權甘地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10月17日甘地正式宣佈，他以非暴力抵制英國的戰爭努力，印度各階層隨即掀起大規模“不合作”運動，罷工、罷課、罷市、抵制徵兵，以各種形式破壞英國力圖讓印度參戰的努力。英印當局則針鋒相對地採取大規模逮捕措施。甘地、尼赫魯等領袖人物陸續被捕。到1941年，有2萬名非暴力不合作分子被定罪，其中1.4萬人被抓進監獄。
約1939 年，第六代戈特子爵約翰·維裡克將軍在對克蘭威爾皇家空軍學院視察
丘吉爾領導的戰時內閣中，以丘吉爾為首的保守黨人在印度的前途問題上態度強硬。宣稱“尊重各國人民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恢復被暴力剝奪的各國人民的主權”的《大西洋憲章》發佈不到一個月，丘吉爾就在1941年9月9日明確表示“《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印度、緬甸和大英帝國其餘領地”。
與溫和派的“非暴力不合作”抗爭不同，印度還存在激進派，他們在前國大黨主席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帶領下，鼓吹暴力反抗英國統治，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還積極與軸心國暗通款曲。1940年，鮑斯被捕，其屬下組織被取締，但恐怖主義活動從未滅絕。整個戰爭期間，鮑斯的追隨者在印度境內不斷髮動襲擊，製造火車出軌、謀殺英國士兵，在公共建築、劇場和市場安放炸彈。
戰爭初期，倫敦和德里將印度定位為支援、供應中東戰區的補給基地，印度成為英帝國在海外最大的兵員來源和物資供應基地。但在國大黨領導的抵制活動影響下，普通印度民眾對這場“白人之間的戰爭”漠不關心。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盟國在亞太和東南亞地區一敗塗地，戰火迅速燒到印緬邊境，科倫坡和加爾各答遭到日軍飛機轟炸，極大震撼了次大陸的人民。
在這種危急時刻，爭取印度全力支持戰爭尤為迫切。英國聯合政府中，工黨和自由黨都贊成對印度作出更大讓步，羅斯福也明確表示不想為恢復大英帝國戰前勢力範圍而戰，美國勸說丘吉爾發表一篇演說，說明英國與軸心國開戰是為印度爭取自由，蔣介石甚至在訪問印度時發表演講，以中國的慘痛經歷告誡印度人，不要相信日本發動戰爭是為了“解放亞洲”的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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