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

形成于朝鲜及日本的“中华”意识，比如日本称京都为洛阳的现象等，不仅与古代日本及朝鲜诸国形成中华意识的过程有所关联，甚至与那些被称为五胡的少数民族中所产生的“中华”意识的胚胎及渊源也有所关联。

中国地表起伏程度图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华北期间，涵盖华北、华中北部和四川等地区的北方诸国的概称，相对于南方的东晋时期。那时候，战火纷飞，掠夺与屠杀不断，经济受到严重摧毁，影响中华的民族、文化、政治、军事等发展走向。永嘉之乱带给人民巨大痛苦，大多逃难到凉州、辽东以及江南地区等其他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渐渐繁荣。

五胡乱华

在这个时期，北方各族的内徙促成民族大融合，在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发展和中华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同秦汉统一大帝国之前的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也展现出其光鲜的一面。

东晋十六国

壹

五胡中的“中华意识”的形成：自诩为“中华”，反而将汉族政权的东晋视为“南蛮”之国

五胡乱华时期

在古代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家，也形成了如古代日本那样的中华意识。

吉林省集安市好太王碑

若比较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日本）形成中华意识的状况，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记录着高句丽独特年号的好太王碑竖立于5世纪初期，而其他国家出现相同现象的时期都较晚。

315年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形势图，当时有前赵、前凉、成汉与代国等。

因此可以说，高句丽是这些国家中最早形成中华意识的国家。但是否能说，高句丽形成中华意识的现象，是所有类似现象的源头？

示意图

高句丽及倭国形成中华意识的时代，刚好是五胡乱华造成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朝鲜及日本当然也难以置身事外。相当于文化圈的庞大人口，在各地发生流动的现象。而动乱的中心地带，正是我国的华北地区。

五胡乱华前北方各族分布图，外族分布在西晋的北方与西方。

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刚开始时，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刘琨对少数民族羯族的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说的那句“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可说是道尽了汉人的想法。

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战斗图

这句话充满了歧视意味，言下之意是胡族没资格当中华世界的帝王，顶多只能当个对汉族恭顺宾服的“名臣”。

五胡十六国主要范围涵盖华北、华中北部与四川等地，383年前秦南征前夕，为五胡十六国单一国家的最大范围。

相对于此，胡族的立场则以匈奴王刘渊说的“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这句话最具代表性。

十六国示意图

言下之意，当然是胡族也能当中原世界的帝王。

示意图

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胡族君主会对称帝一事颇为迟疑，但到了后来，绝大部分胡族君主还是选择了称帝。值得注意的是，称帝的举动其实代表着他们接纳了中国的政治理念，并已产生了将自己认定为中华世界正统帝王的观念。

330年

他们虽然是胡族，却以中原正统政权自居，甚至把自己的军队（也就是胡族军队）称为“王师”（天子的军队）。此外，在公元5世纪初期，刘裕在建立宋国之前，曾以东晋将军的身分攻打由鲜卑慕容部于山东半岛建立的南燕。

刘宋

当时的史书中有着这么一段记载，其大意如下：南燕皇帝慕容超向群臣询问该如何抵御东晋的军队，南燕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没错，就是叫五楼，十六国南燕大臣，慕容超把他当做心腹）回答：

“吴兵轻装果决，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应该据守大岘，让他们无法进入，拖延时间，沮其锐气，然后挑选精骑二千人，沿海滨南下，绝其粮道，再令段晖率兖州的军队在后背处进攻，此为上策。分别命令各地官员依险固守，保留自己所用的粮食物质，剩下的全部烧毁，全部割光田野中的庄稼，让敌人不能补充给养，晋军既没粮草，求战不得，一个月之内内，我军可以坐制。此为中策。把贼军放入岘山，然后我们再出城迎战，此为下策。”

五胡乱华势力分布图

但慕容超不接纳前面的意见，采取了下策，决定坚守城池。

城池示意图

此时慕容镇向南燕尚书韩说道：“陛下决定守城，我们国家注定要灭亡了。我势必会战死沙场，而你们这些‘中华之士’将再度成为‘文身’了。”

两晋南北朝

从这段纪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鲜卑慕容部把自己当成了中华的观念。所谓的“文身”，意思就是“纹身”（在身上刺青），源自于南部风俗中的“被发文身”一语。

330年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形势图，当时有后赵、前凉、成汉与代国等。

换句话说，鲜卑慕容部将定都江南的东晋视为南蛮。南燕的官吏沦为东晋之臣，就等于是从“中华”堕落成了“文身”之人。

东晋十六国全图

由此便可以看出，虽然慕容镇为鲜卑人，而且南燕是由胡族所建立的国家，但他们自诩为“中华”，反而将汉族政权的东晋视为“南蛮”之国。

东晋及北方

贰

北朝时期的中华意识：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将自己定位成正统华夏皇权，把长江以南的区域当作一个个孤岛，称南朝皇帝为岛上的夷狄

369年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形势图，当时有前凉、代国、前燕与前秦等。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其他诸国内部。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

北魏

记录北魏时代洛阳景象的《洛阳伽蓝记》（在《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中有这么一段：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

380年

这段文章记录的是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在迁都后的首都洛阳内设置“四夷馆”及“四夷里”，但重点在于这些夷里的名称，却是归正（回归正途）、归德（回归帝德）、慕化（仰慕王化）及慕义（仰慕正义），仿佛周边的四夷之民来到北魏的首都洛阳，都是基于仰慕其正义、帝德及王化。

卑微迁都

换句话说，虽然以汉族的华夏思维来看，鲜卑也是夷狄之一，但由其所建立的北魏，却是以中华自诩。

百济与高句丽的战争

此外，记录北魏历史的史书《魏书》，将南北朝时代与北魏对峙的南朝开国皇帝分别蔑称为“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等等。这是将长江以南的区域当作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看待，并将住在岛上的南朝诸国建立者皆视为岛上的夷狄。这样的做法，当然也是其展现中华意识的表征。

长江中下游平原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将自己定位成正统华夏皇权。北魏文帝不只进行一连串的汉化政策，同时藉由重组胡汉两族旧有的世家序列，用“姓族评定”分出上下关系，区分统治与非统治阶层；加上迁都洛阳、改变祭祀地点以及变更北魏的“五行行次”，便能看出他致力于追求成为中原皇帝，及让北魏成为华夏帝国的决心。

后凉-北凉时期的《燕居行乐图》。奏乐的二名女乐伎分别演奏阮咸琵琶、长笛、细腰鼓。

此外，不管是古代的日本、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都发展出了各自的中华意识，而依年号及太王号等的使用时间来看，高句丽可说是为这股风气开了先例。

475年高句丽南扩占领慰礼城，百济迁都熊津

然而再对照前面所说的，可以发现就连五胡所建立的华北诸朝，事实上也形成了中华意识，而且虽然在时期上稍有重叠，但大体而言华北诸朝形成中华意识的时间是早于古代朝鲜及日本的。

示意图

叁

来自中原的巨大影响：倭国五王在65年内，至少9次遣使南朝

2万年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华”意识所展现出来的表征，包含称帝、产生“天下”观念、使用年号、产生“中华”及“夷狄”的概念等等，都是来自于传统的政治思想之中。也就是说，虽然五胡乱华让中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局面之中，但中原的政治思想还是对后来这些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三国

在思考受中国影响程度的问题时，有一个现象必须特别留心。在南北朝时期，一旦有人被任命为将军，除非是不具实权的虚位头衔，否则这名将军一定会在其底下建立一个包含长史、司马、参军等职位的官吏组织。这个组织在当时被称为“军府”或“府”，而设置“府”的行为便被称为“开府”。

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

古代日本及朝鲜的国王在接受中国册封官爵或将军位时，也会采取相同的行动。这样的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后面会进行解释。

百济赠予倭王的七支刀

根据《宋书·倭国传》的记载，倭王赞（倭国五王赞、珍、济、兴、武中的第一个王）在元嘉二年（425年）向南朝宋国遣使朝贡，使者是一个名叫“司马曹达”的人物。虽然解释为“姓司马、名曹达”也能通，但事实上很可能并非如此。

前燕（蓝色）的势力分布与东北、朝鲜地区的各国分布图。

其理由就在于倭王赞曾向南朝遣使过2次，而元嘉二年这次是第2次。在其4年前，也就是永初二年（421年），倭王赞便曾向宋国遣使，当时宋国皇帝刘裕嘉奖其千里迢迢渡海而来，下诏“可赐除授”。

新罗金冠

倭王赞此时受封的官爵，应该就是安东将军倭国王。既然是将军，府内当然配置了司马一职。

倭国五王

据记载，倭国五王在413年至478年间，至少有九次遣使南朝，奉献贡品。王名则按我国习惯称呼，日本后来改用天皇称呼后又有了对应的天皇年号。

479年

实际上，在当时的百济，也曾跟倭国一样向南朝遣使，百济王受封的官爵为镇东大将军，其派遣至中国的使节便是将军府底下的官员“长史高达”、“司马杨茂”及“参军会迈”。两相比对之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司马曹达”中的“司马”为职衔。

示意图

事实上，长史、司马及参军都是自魏晋南北朝之后迅速提升了重要性的地方军政官。倭国及朝鲜诸国受中国册封的将军称号，如安东将军、镇东将军等，都是基于中华思想所命名，其意思是安定东方疆土。这种情况下的长史、司马及参军，可说是有着隶属于这类将军府的特性。

佛教传播

而这也显示了日本及朝鲜的古代国家，在建国的初期时，是以中国的国家制度作为范本。

莫高窟第275窟壁画。

肆

倭国征夷大将军与中华意识

示意图

古代的日本设置征夷将军、征夷大使等官职，原本是为了征讨虾夷。但到了后来，征夷大将军演变为武官的最高职衔，而征夷大将军更进一步开创了幕府（开府）。所谓的“征夷”，指的就是站在以京都为中心的立场，讨伐东夷（东方的夷狄）中的虾夷。

大和-虾夷

然而关于“征夷”一词，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前面曾经提过，倭国五王中的最后一王，也就是安东将军倭王武，在写给南朝刘宋末代皇帝宋顺帝的上表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然而征夷大将军的“征夷”，与这段话中所描述的作为，绝非基于相同的概念。

朝鲜半岛

所谓的“征夷大将军”一词，乃是源自于前述“天下”一词的日本翻版，也就是将原本以中国为中心，改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所衍生出的概念。

将京都称为洛阳

事实上，日本在安土桃山时代，将造访日本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称为“南蛮”，原本南蛮一词是中华世界对南方野蛮人的称呼；到了江户时代末期，日本人为了驱逐外国人，打起了“尊皇攘夷”（尊崇天皇，驱赶美国人之类位于中华“日本”东方的夷狄）的口号。

将京都称为洛阳

由这样的世界观，便可看出古代中国制度影响下的思考模式，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日本人造成多大的影响。

中原-高句丽-倭国

魏晋南北朝时代存在着承袭自汉朝的世界秩序，以及五胡十六国、北朝及隋唐各朝为华夷关系带来改变的新世界秩序，而这两种世界秩序互相牴触，终于在进入隋唐帝国之后，由前者转变为后者。这股新的“中华意识”，在古代日本与朝鲜三国形成，便是这股巨大潮流下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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