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沒有多長，不夠我們脫胎換骨，只夠我們世故些、困頓些、幻滅些。”
1982年，一個正在美國讀書的18歲香港女孩在朋友的建議下，將自己剛出版的處女作《停車暫借問》寄給了當時蟄居在洛杉磯、她們所共同崇拜的華人文壇巨星張愛玲。
但也只是帶有一點好奇、一點好玩想法的嘗試而已，女孩並無把握得到迴音。因為在她眼裡，如張愛玲那般的文壇大家是存在於另外一個銀河星系之中的。
況且，張愛玲素來不喜與人、尤其是陌生人打交道的癖性人盡皆知。
也果然書郵寄出去便杳如黃鶴，女孩也並不怎麼失望—原本就是意料中事。
但時間已經過去很久，有一天，她卻意外地接到了張愛玲的回信。以往收到信，女孩總是三下兩下便將信撕了開來。但唯獨這封信，她卻找來剪刀小心又小心地剪開封口，唯恐破壞裡面的信紙。
信紙非常薄，打開來會發出細細的聲音，她每次打開來看都是小心翼翼，甚至戰戰兢兢的。
從少女時代一直保存到如今的年近花甲。
張愛玲的回信原文是這樣的：
曉陽小姐，
多謝寄書來。前一向實在賤忙，沒能早點回信，一耽擱下來，忙亂中把地址也丟了。想託聯副代轉，彷彿又更失禮，還是麻煩邱彥明小姐寄地址來。又趕上報館春節放假，耽擱了這麼些時，真對不起。動人的愛情故事實在少，難怪《停車暫借問》這樣轟動，續篇當然情調不同了，怎麼說是敗筆？報紙總是引錯話，千萬不能介意。——還在忙，匆匆祝筆健。
張愛玲 二月廿五
（1983年2月25日）
老年的張愛玲遺世獨立，內心對人世的疏離已到了即便書信往還也被視為莫大負擔的程度，哪怕多年老友的書信也未必能得到回覆，但她卻回覆了一個年齡可以做自己孫女的初出茅廬的小作者，而且給出一個“動人”的評價，可見這部小說絕非凡品。
而這部小說的作者就是香港著名女作家鍾曉陽。
鍾曉陽，1962年出生於廣州，在香港長大，就讀於聖馬利諾書院。她的父親是印尼華僑，母親則是東北人。父母都是醫生，家境不俗。
鍾曉陽自幼熟讀中國古典文學，十三、四歲開始寫作，十六歲即以散文《病》獲香港第五屆青年文學獎，其後的散文與短篇小說也相繼獲獎。
當年的她無意間在書展上看到一本名為《擊壤歌》的臺灣小說後大為傾倒，立即寫信給作者朱天心，並隻身從香港來臺找到朱家姊妹（也就是後來聞名臺灣文壇的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三姐妹），自此開啟與臺灣文壇的一段緣分。
兩年後，也就是1980年，18歲的鐘曉陽隨母回東北探親，回港之後僅用十幾天便完成“趙寧靜的傳奇”第一部《妾住長城外》，交由朱家姐妹主編的《三三集刊》發表。
1981年，完成第二部《停車暫借問》和第三部《卻遺枕函淚》。1982年，三部結集為《停車暫借問》，書寫一位天性穎慧的女子在時代遷離中對愛情的一生追索與最終幻滅。
小說先在聯合報副刊連載，隨後在港臺兩地出版。
一炮打響，轟動一時，《停車暫借問》出版後即獲聯合報小說獎，位居當時的十大暢銷書之列（據說第一版便賣出40萬冊），至今盛名不墜，成為一代經典文學作品。
一個僅僅18歲的少女作家，卻能寫出這樣一部從抗戰時期的東北一直寫到六十年代香港的家國小說，時間與地域跨度之大令人驚歎，而文筆的綺麗，意蘊的蒼涼大得她所崇拜的張愛玲小說的神髓，故被當時的文壇譽為“張愛玲傳人”。
2001年，這部小說又被當年的書粉劉德凱致敬為自己的導演處女作《煙雨紅顏》，由周迅和張信哲扮演，倒是沒有什麼大的響動。
當年一個初試啼聲的文學新人，究竟何德何能，卻被譽為天才張愛玲的文學傳人，而且一生都沒有脫離這種聯繫？
01 同樣少年成名一舉天下知，但絢爛之後即歸於平淡
張愛玲那句“出名要趁早”，似乎是冥冥之中對自己及世間一切早慧者的勉勵與預言。
也果然成名夠早，當年的張愛玲不過二十出頭便紅遍孤島上海，更為後世定評為不世出的文學天才。而鍾曉陽也同樣年僅18歲便技驚臺港文壇，被譽為文風與張愛玲一脈傳承的早慧才女。
她們都早早便橫空出世，以當時的年齡本不該省察的世故算計，本不應體悟的人世悲情，本不會掌握的寫作技法，本不能企及的文學高度，灌注筆端，文驚天下。
除了說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命稟賦，繆斯女神的神秘禮物，沒有什麼別的解釋。
而她們的文學黃金期也基本趨同，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儘管持續了整整一生，在美國筆耕不輟的幾十年也寫出了諸如《色戒》一般的佳作，但無可否認，1942-1944的短短兩年，是她再也不可複製的文學巔峰期，她一生中文學成就最高也最可傳世的作品都創作於此。
至於後期的《小團圓》、《雷峰塔》《、易經》等作品從題材到內容說到底都是一種對自我的複製，皆無法超越在上海那兩年文學才情無與倫比的恣肆綻放。
而鍾曉陽也同樣如此，她的文學高峰同樣集中於最早期的長篇《停車暫借問》和《二段琴》、《流年》、《腐朽與期待》等中短篇小說，接下來便後繼乏力，文學才情最燦亮燃燒也不過就只短短几年時間。至一九九六年發表《遺恨傳奇》後便就此沉寂，先去澳洲，後回香港。儘管也斷斷續續一直在寫，而且也同張愛玲一樣介入到影視劇本和歌詞的創作之中（她的詩作《最愛》曾被李宗盛譜曲，由潘越雲和張艾嘉演唱，至今已成經典曲目）
一生只愛一個人，一世只懷一種愁。唱過的歌者不少，卻少有人能唱出真正情味。
而且多年同王家衛進行深度合作（先是為《阿飛正傳》的主題曲填詞及中文字幕潤飾，到2000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大綱和對白，再到2004年《2046》的故事大綱、中文字幕翻譯和潤飾，直到2007年的《藍莓之夜》）
卻再無令人眼亮的作品堪與早期一揮而就卻驚才絕豔的作品相較，而且大多為翻譯、文案、廣告等商業寫作，純為稻粱謀。
這一擱筆便是十年，後來經《明報》主編馬家輝促成寫專欄，但再提筆時已無銳氣。
直至2019年青馬文化將她最重要的三部作品“鍾曉陽小說三部曲”——《停車暫借問》《哀傷紀》《遺恨》隆重推出。其中，《哀傷紀》和《遺恨》是首次推出中文簡體版。
中文簡體版確是首次推出，但卻均非新作，《停車》就不說了，《哀傷紀》分為《哀歌》和《哀傷書》兩部分。《哀歌》寫於1986年。將近三十年後的2014年，鍾曉陽再次執筆對《哀歌》進行續寫，書中人物也跟隨她邁入了哀樂中年，在她的筆下再度重逢，所以叫《哀傷書》。
《遺恨》則是由封筆之前的《遺恨傳奇》改寫而來。總的說來，江郎才盡了。
她是個很誠實的作者，承認自己對寫小說已找不到感覺。所以寧可不寫。
但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放眼世界，凡可稱之為天才者的黃金創作期大多短短几年，猶如彗星瞬間閃徹天際的光亮。
在這世間，能夠量販的必定不會是什麼精品。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一生之中有那麼三兩年的才華井噴，已是足夠幸運之事。
02 同樣得自傳統詩詞濡養，文風蒼涼寫盡世間曲折
張愛玲承認，自己的文學源頭來自於《紅樓夢》、《海上花》、《歇浦潮》等眾多中國傳統小說與詩詞歌賦。
尤其是《紅樓夢》，那是她愛了一生，看了一生，同樣也詳了一生的書，所以終成《紅樓夢魘》。
而巧合的是，據鍾曉陽的母親說：“我懷曉陽的時候在廣州，天天沒事幹，悶得發慌，只好抱本《紅樓夢》窮看，看了五、六遍，看得幾乎會背。如果胎氣有影響，大概就怪我把《紅樓夢》看多了。”
果然從幼年到長成，一直接受西式教育的鐘曉陽卻深愛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手不釋卷，深深浸淫，不知今夕何年。
香港作家黃南翔這樣描述鍾曉陽：“她很沉靜，在書房裡一坐就是半天。她用小楷填的詞，厚厚的一本，顯示了她的專注和耐性，而她蒐羅的錄音帶，也大都是古箏、笛子、二胡、琵琶……幾乎清一色國樂，這又顯示了她對民族樂曲的喜愛。但她自小就練鋼琴，擁有第八級合格教師身份。”
難怪著名評論家王德威稱她為“今之古人”。
大概正是因為少女時代對文學偶像張愛玲的推崇備至，當鍾曉陽落筆成文，已不可避免地洇染上特有的張氏蒼涼筆調。她與張愛玲同樣善於寫情，寫掙扎在諸般人生困頓中的俗世男女，那些不為人知的人性瑣屑，和終究值得同情的生之哀涼。
這其實是女作家天然的選題範疇與創作方向。但觀察力的犀鈍便造就了彼此作品的筆調成色。
天真者容易成為瓊瑤式數十年無菌室般不染塵埃的純愛讀物。
聰慧者便成為了亦舒那樣能從男女情愛中透視出些許世間無奈的世情小說。
更高明的則最終化為張愛玲鍾曉陽般真正提煉出人性深幽本質和透視浮生蒼涼的傳世經典。
她們兩人的小說，都是淡淡幾筆便寫盡人心之中那些可哀可愛又可悲可恨的種種情由，讓你在讀的時候有與深藏自我猝不及防相遇的倉皇。
還有那些寫盡了的濃情蜜語轉瞬成空的悲情，那些心懷不甘卻黯然收束的遺恨，那些掛在腮邊懶怠擦拭的冷淚，那些深埋心頭任其萎謝的熱望，都是蒼涼打底的人生實相，卻又是幻變流離的鏡花水月。
她們把生命華美而脆薄的那層外殼用筆毫不留情地戳穿了給你看，然後又用那些碎裂的殘片拼接出悽美的圖案贈你留念。
也許鍾曉陽人生安穩平順，所以她與張愛玲的文風還是有區別的，多了些淡樸的溫情。
但她對張愛玲仍有一種徹骨理解，談及讀沃爾夫與張愛玲小說的不同感受，她說讀沃爾夫的小說“就覺得是個白熱的下午”，而讀張愛玲“有時是陰沉沉的衙內，有時是垂老的、有無限記憶的陽光，溫暖而親近，就算死了，也是個死去的親人。”〔鍾曉陽《細說》，第二百〇七頁，臺北三三書坊，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初版。〕
那麼對自己被稱為張腔傳人有什麼看法？她說：“會覺得自己跟她很遙遠，張愛玲的寫作用的是觀察，而我卻是由情感帶動的。”
在這裡放一段鍾曉陽在我認為體現了她最高水準的中篇小說《二段琴》的開頭： 莫非的胡琴，說起來真是長長的一段事情。太長了，一切都沒有的時候，先有了它，一切都消失了後，剩下了它，整個世界，不管是朝上還是朝下，總是往前去的，而且不斷地翻新。獨有那胡琴聲，是唯一的一點舊的，長性的，在洶湧人潮的最底層，咿咿呀呀地嗚咽人生的悲哀無絕期，一切繁榮虛華過去了，原來是那胡琴聲，濟滄海來，渡桑田去，朝朝暮暮，暮暮朝朝。莫非的事情，只是其中一個日白雲灰的早晨，或者一個日清雲冷的夕暮，誰也記不得了，說起來，就是這麼回事。
是不是很有張氏的風格，不動聲色的，三言兩語的，便輕而易舉地呵出一派人生的蒼涼感。
她的天才是毋庸置疑的，不像內地某些少年成名的男女作家的作品那般不禁推敲，甚至出處成疑。
03 同樣內向孤獨不善與人言，只在孤寂中用文字描金繡鳳
張愛玲生性孤僻，怕人躲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鍾曉陽也是同樣不善與人打交道，喜歡躲在文字世界中自得其樂。在訪談中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便是，我不會說話。
也確實是這樣，2019年10月20日，在Page One三里屯書店的讀書分享活動中。身著素白襯衣的鐘曉陽沉靜內斂，不說話時始終微微低頭，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她面對讀者的問題竟然不時卡殼，
“中途有個別讀者提問貌似有一些難以迅速作答，但她又為延長停頓而深感抱歉與為難，情急之下，她輕扯一下旁邊史航的牛仔外套，極靦腆地請求他，像是小女孩的無助，“你來說。””
而作為國內著名編劇的史航正是她的超級粉絲，多年來收集了她內地港臺作品的多種版本，他為了與多年偶像的今日會面，前一晚輾轉難眠。
從那個窘迫之中輕拉衣襟的動作便可看出以她的洞察力已經本能地對史航產生了信任與依託，但相對而坐時卻依然羞怯寡言。
最好的作家，一是拙於人際，同時也是早早便看透了人性的脆弱嬗變與不堪追究，所以鍾曉陽說，適度的悲觀比什麼都有用。
況且，人際關係要多複雜就有多複雜，而她們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傾注到了文字作品中，無暇、無力、也無能周旋自如，所以總顯得拙笨而低能，所以不自信，甚至自卑。
只有在熟悉的文字世界中，她們才是撒豆成兵，縱橫捭闔的統帥。
張愛玲最後完全是把自己關閉在精神孤絕的高塔之上，終日盤桓在她一生也沒有寫盡的家族故事和那些再也無法解開的蒼鬱心結之中。
鍾曉陽當然要好很多，她到底沒有張那些慘痛不堪的人生經歷，但她也同樣不問世事，“有事才會去遠一點的地方，沒事就在家的附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家附近的街道”。
興致好了就會沿著石階獨自上山。
人，自然是能不見就不見的。
是哪座山？當然不知道，只知道在山頂上憑欄而立的她想必是內心最為享受的安美一刻。
作家都是心中自有天地之人，自己與自己，與書，與藝術和想象盤桓儘夠，自然無須再呼朋喚友節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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