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字狱，一幅血雨腥风的画面就在我们脑中一闪而过，印象中这似乎是清朝的“土特产”。其实不然，今天我们就谈谈明朝嘉靖年间的一起文字狱：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父亲，不惜指使儿子冒充朝官混进朝会，诬告仇人的诗文诅咒皇帝，构陷大臣百余人，意图换取自己苟活于世。
凶狠狡诈殴打老父的小人，杀人作死妄图脱罪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前户部主事王联犯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只等皇帝批准就要被押赴刑场砍头了。缧绁之中的王联犹如困兽，死命的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改变自己即将奔赴刑场的命运。对于别人来说，这可能是比登天还难，可对王联来说却不是不可能，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次法场逃生的经历。
王联为人凶狠狡诈，发起脾气来六亲不认，曾经殴打过自己的父亲王良。不孝在古代属“十恶不赦”的重罪之一，身为公务员的王联不出所料的被判处死刑，但是父母的舔犊之情救了他。王联被关了很久后，父亲王良认为他已经悔过并且给足了教训，便去官府撤回诉讼，救了儿子一命。按说王联应该上演一番泪洒老父、浪子回头的戏码，没想到他转身就来了一个杀人的“古惑仔”戏份，再一次华丽转身入狱。
王联还想着与受害人家属和解，重新上演浪子回头的戏码，可这次没人给他机会了。求生无望的王联，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是想着临死也要拉上垫背的，万一有了垫背就不用死了呢？曾经混迹官场的王联，摸准了嘉靖皇帝的脉：喜欢别人向他打“小报告”，掌握别人的阴私能彰显皇帝无所不知的权威。找准方向的王联，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能引起皇帝兴趣的举报，所有与他有过交往有过龃龉的同僚都成为了他的目标，终于他收集到了足够黑的“猛料”。
凭空捏造诬陷同僚，遣子混入朝会告御状
“穆王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就是王联准备好的黑材料，这两句诗是前河南巡抚胡瓒宗写的律诗《闻大驾幸楚恭记》末联，本就是称颂皇帝圣德的恭维话，却被王联强行解释为诅咒、怨望皇帝的意思，而嘉靖帝是有名的道君皇帝，最愿意相信这些谶语。王联还准备好了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脱罪：胡瓒宗当年曾经强迫他刊行这首诗，他不畏强权坚决不从，为此，胡瓒宗又命巡按御史陶钦夔罗织罪名，陷害他成为了死刑犯，他的死罪完全是为了保卫皇帝不被诅咒才被别人陷害的！如此骇人听闻的胡说八道，亏王联也能凭空捏造出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胡瓒宗是怎样跟王联结怨惹上这条疯狗的？这就要从十年前说起，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时任河南巡抚的胡瓚宗负责迎接嘉靖南巡的接待工作，作为他下属的阳武知县王联，因工作不力且贪婪狡诈被胡瓚宗打了板子，接着又被巡按御史陶钦夔上奏罢官，从此王联对此二人怀恨在心，这次正好有机会报了此仇！
目标和证据都有了，该怎么上报给皇帝呢？王联有了个大胆又缜密的“告御状计划”，派遣自己的儿子在冬至节混进朝拜皇帝的官员队伍里，趁机向嘉靖皇帝告御状！告御状在明清时叫“叩阍”，“叩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击鼓申冤，另一种是拦驾喊冤。击鼓申冤者经通政司讯问，迎驾申诉者经刑部讯问。如果真有冤情，免罪，奏闻请旨，或发回督抚亲审;或由刑部提审昭雪。
王联忽悠自己的儿子混入皇宫拦驾喊冤，给自己求来了一线生机，可也把自己的儿子拉下水。明朝规定：越诉者，笞五十;申诉不实者，杖一百，所诬不实之事重于杖一百者，以诬告重罪论处，而且王联儿子冒充朝官、阑入宫门都是重罪，不管控告结果如何，王联儿子逃脱不了国法惩治。王联确实是一个坑爹坑儿的无耻之徒！
嘉靖帝听信构陷，株连百人兴起文字狱！
王联为求活命，诬告“副都御史刘隅，给事中鲍道明，御史胡植、冯章，参议朱鸿渐，知府项乔”等百十人皆为胡瓒宗奸党，史载：“帝大怒，立遣官捕缵宗等下狱”，嘉靖帝立马就逮捕了胡瓒宗等人，命令刑部尚书刘讱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三司会审，一定要把胡瓒宗办成天字一号案，震慑那些通过文字表达不满的士大夫。
胡瓒宗，陕西秦安人（今甘肃天水秦安），一生命运坎坷、命犯小人。幼年时，受继母虐待，深夜读书没有油，靠姐姐用嘴含着油偷偷给他读书；青年时参加正德三年科举，殿试成绩本应名列一甲，却被权贵子弟挤到三甲，本应是博士的学位硬是给换成了学士学位；王联诬告他这一年，他已经致仕十年，在老家读书家居，没想到七十一岁了还是逃不脱牢狱之灾。
刘讱很快查明王联父子是诬告陷害，仍然判处王联死刑，以王联之子冒充朝官按律当斩做了结案，就此汇报给嘉靖皇帝，但他没有顺从嘉靖帝意思，反而替胡瓒宗辩解冤情，认为胡瓒宗的诗没有诅咒皇帝。嘉靖帝很快批准了对王联父子的处置，送父子二人上了刑场，但还是对胡瓒宗怀恨在心，认为刘讱不尽心，又把胡瓒宗的案子交给都察院重新调查，宁可错杀不肯放过！
严嵩陶真人出手施救，平息一场文字狱
胡瓒宗从嘉靖二十八年冬月被捕，一直关押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夏四月，嘉靖帝一心想要治他的罪，因此迟迟没有作出判决。他已经至少被关押了六个月，对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无异于灭顶之灾。胡瓒宗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史载“孝思（胡瓒宗）将八十矣，了不怖慑，取锦衣狱中柱械之类八，曰制狱八景，为诗纪之。”他在狱中毫不畏惧，对着锦衣卫诏狱中的八件刑具作诗纪念，众人争相责备他：“您就是因为作诗惹来的祸患，怎么身在狱中了还在作诗？”胡瓒宗回答：“作诗要判处死刑，不作诗就能活吗？”老人的乐观精神，给他带来了转机。
假如让这场文字狱愈演愈烈，那么文官们势必人人自危、离心离德，作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既是百官之首，也是天下文人之榜，即便他以溜须嘉靖帝起家，但涉及到文官共同命运，加之胡瓒宗也算是严嵩提拔过的人，于公于私他都不能袖手旁观。精明的严嵩不会文死谏的，他串通了皇帝最信任的道士陶真人，设法让皇帝回心转意后，再采取措施平息这场风波。
这年春季大旱，天不雨，嘉靖问陶真人原因，陶真人趁机说怀疑是有冤狱造成的，嘉靖对陶真人本就深信不疑，回去就细细思考可能存在的冤狱。严嵩马上上奏请求解决久拖不决的胡瓒宗案，本着皇帝没错的原则，建议将胡瓒宗革职（原来是致仕在家，有退休待遇，革职后等同平民）、打四十大板释放，顺便把原主审官刑部尚书刘讱罢官。嘉靖思虑再三，认为不能违逆天意，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严嵩的解决方案。巧合的是，释放胡瓒宗当天下大雨了，史载“是夜，漏下四鼓，大雨”。
胡瓒宗诗案，是一场典型明朝文字狱，起于小人诬告，终于权臣援手，幸未造成流血案件，这得利于明朝特殊的权力架构：文官制度。皇权虽专制，但受制于文官制度，一旦皇权越线，文官共同体就开始发挥作用。在本案中，不管是刑部尚书，还是内阁首辅，看到的不仅仅是个案，更是放眼全体读书人，若是任由皇帝作威作福，仅凭诗句就可因言罪人，那么文官利益、文人利益必然受损，这才有了后来的久拖不决，最终和稀泥式的平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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