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字獄，一幅血雨腥風的畫面就在我們腦中一閃而過，印象中這似乎是清朝的“土特產”。其實不然，今天我們就談談明朝嘉靖年間的一起文字獄：一個被判了死刑的父親，不惜指使兒子冒充朝官混進朝會，誣告仇人的詩文詛咒皇帝，構陷大臣百餘人，意圖換取自己苟活於世。
兇狠狡詐毆打老父的小人，殺人作死妄圖脫罪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前戶部主事王聯犯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只等皇帝批准就要被押赴刑場砍頭了。縲紲之中的王聯猶如困獸，死命的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改變自己即將奔赴刑場的命運。對於別人來說，這可能是比登天還難，可對王聯來說卻不是不可能，因為他曾經有過一次法場逃生的經歷。
王聯為人兇狠狡詐，發起脾氣來六親不認，曾經毆打過自己的父親王良。不孝在古代屬“十惡不赦”的重罪之一，身為公務員的王聯不出所料的被判處死刑，但是父母的舔犢之情救了他。王聯被關了很久後，父親王良認為他已經悔過並且給足了教訓，便去官府撤回訴訟，救了兒子一命。按說王聯應該上演一番淚灑老父、浪子回頭的戲碼，沒想到他轉身就來了一個殺人的“古惑仔”戲份，再一次華麗轉身入獄。
王聯還想著與受害人家屬和解，重新上演浪子回頭的戲碼，可這次沒人給他機會了。求生無望的王聯，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而是想著臨死也要拉上墊背的，萬一有了墊背就不用死了呢？曾經混跡官場的王聯，摸準了嘉靖皇帝的脈：喜歡別人向他打“小報告”，掌握別人的陰私能彰顯皇帝無所不知的權威。找準方向的王聯，開始絞盡腦汁，尋找能引起皇帝興趣的舉報，所有與他有過交往有過齟齬的同僚都成為了他的目標，終於他收集到了足夠黑的“猛料”。
憑空捏造誣陷同僚，遣子混入朝會告御狀
“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就是王聯準備好的黑材料，這兩句詩是前河南巡撫胡瓚宗寫的律詩《聞大駕幸楚恭記》末聯，本就是稱頌皇帝聖德的恭維話，卻被王聯強行解釋為詛咒、怨望皇帝的意思，而嘉靖帝是有名的道君皇帝，最願意相信這些讖語。王聯還準備好了充足的理由為自己脫罪：胡瓚宗當年曾經強迫他刊行這首詩，他不畏強權堅決不從，為此，胡瓚宗又命巡按御史陶欽夔羅織罪名，陷害他成為了死刑犯，他的死罪完全是為了保衛皇帝不被詛咒才被別人陷害的！如此駭人聽聞的胡說八道，虧王聯也能憑空捏造出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胡瓚宗是怎樣跟王聯結怨惹上這條瘋狗的？這就要從十年前說起，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時任河南巡撫的胡瓚宗負責迎接嘉靖南巡的接待工作，作為他下屬的陽武知縣王聯，因工作不力且貪婪狡詐被胡瓚宗打了板子，接著又被巡按御史陶欽夔上奏罷官，從此王聯對此二人懷恨在心，這次正好有機會報了此仇！
目標和證據都有了，該怎麼上報給皇帝呢？王聯有了個大膽又縝密的“告御狀計劃”，派遣自己的兒子在冬至節混進朝拜皇帝的官員隊伍裡，趁機向嘉靖皇帝告御狀！告御狀在明清時叫“叩閽”，“叩閽”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擊鼓申冤，另一種是攔駕喊冤。擊鼓申冤者經通政司訊問，迎駕申訴者經刑部訊問。如果真有冤情，免罪，奏聞請旨，或發回督撫親審;或由刑部提審昭雪。
王聯忽悠自己的兒子混入皇宮攔駕喊冤，給自己求來了一線生機，可也把自己的兒子拉下水。明朝規定：越訴者，笞五十;申訴不實者，杖一百，所誣不實之事重於杖一百者，以誣告重罪論處，而且王聯兒子冒充朝官、闌入宮門都是重罪，不管控告結果如何，王聯兒子逃脫不了國法懲治。王聯確實是一個坑爹坑兒的無恥之徒！
嘉靖帝聽信構陷，株連百人興起文字獄！
王聯為求活命，誣告“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等百十人皆為胡瓚宗奸黨，史載：“帝大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嘉靖帝立馬就逮捕了胡瓚宗等人，命令刑部尚書劉訒會同都察院、大理寺三司會審，一定要把胡瓚宗辦成天字一號案，震懾那些通過文字表達不滿的士大夫。
胡瓚宗，陝西秦安人（今甘肅天水秦安），一生命運坎坷、命犯小人。幼年時，受繼母虐待，深夜讀書沒有油，靠姐姐用嘴含著油偷偷給他讀書；青年時參加正德三年科舉，殿試成績本應名列一甲，卻被權貴子弟擠到三甲，本應是博士的學位硬是給換成了學士學位；王聯誣告他這一年，他已經致仕十年，在老家讀書家居，沒想到七十一歲了還是逃不脫牢獄之災。
劉訒很快查明王聯父子是誣告陷害，仍然判處王聯死刑，以王聯之子冒充朝官按律當斬做了結案，就此彙報給嘉靖皇帝，但他沒有順從嘉靖帝意思，反而替胡瓚宗辯解冤情，認為胡瓚宗的詩沒有詛咒皇帝。嘉靖帝很快批准了對王聯父子的處置，送父子二人上了刑場，但還是對胡瓚宗懷恨在心，認為劉訒不盡心，又把胡瓚宗的案子交給都察院重新調查，寧可錯殺不肯放過！
嚴嵩陶真人出手施救，平息一場文字獄
胡瓚宗從嘉靖二十八年冬月被捕，一直關押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夏四月，嘉靖帝一心想要治他的罪，因此遲遲沒有作出判決。他已經至少被關押了六個月，對於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來說，這無異於滅頂之災。胡瓚宗可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脆弱，史載“孝思（胡瓚宗）將八十矣，了不怖懾，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為詩紀之。”他在獄中毫不畏懼，對著錦衣衛詔獄中的八件刑具作詩紀念，眾人爭相責備他：“您就是因為作詩惹來的禍患，怎麼身在獄中了還在作詩？”胡瓚宗回答：“作詩要判處死刑，不作詩就能活嗎？”老人的樂觀精神，給他帶來了轉機。
假如讓這場文字獄愈演愈烈，那麼文官們勢必人人自危、離心離德，作為內閣首輔的嚴嵩，既是百官之首，也是天下文人之榜，即便他以溜鬚嘉靖帝起家，但涉及到文官共同命運，加之胡瓚宗也算是嚴嵩提拔過的人，於公於私他都不能袖手旁觀。精明的嚴嵩不會文死諫的，他串通了皇帝最信任的道士陶真人，設法讓皇帝回心轉意後，再採取措施平息這場風波。
這年春季大旱，天不雨，嘉靖問陶真人原因，陶真人趁機說懷疑是有冤獄造成的，嘉靖對陶真人本就深信不疑，回去就細細思考可能存在的冤獄。嚴嵩馬上上奏請求解決久拖不決的胡瓚宗案，本著皇帝沒錯的原則，建議將胡瓚宗革職（原來是致仕在家，有退休待遇，革職後等同平民）、打四十大板釋放，順便把原主審官刑部尚書劉訒罷官。嘉靖思慮再三，認為不能違逆天意，就順水推舟地同意了嚴嵩的解決方案。巧合的是，釋放胡瓚宗當天下大雨了，史載“是夜，漏下四鼓，大雨”。
胡瓚宗詩案，是一場典型明朝文字獄，起於小人誣告，終於權臣援手，幸未造成流血案件，這得利於明朝特殊的權力架構：文官制度。皇權雖專制，但受制於文官制度，一旦皇權越線，文官共同體就開始發揮作用。在本案中，不管是刑部尚書，還是內閣首輔，看到的不僅僅是個案，更是放眼全體讀書人，若是任由皇帝作威作福，僅憑詩句就可因言罪人，那麼文官利益、文人利益必然受損，這才有了後來的久拖不決，最終和稀泥式的平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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