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字子卿，西汉代郡太守苏建之子。天汉元年，为缓解西汉和匈奴的矛盾，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达19年之久。至始元六年，才侥幸获释回汉。苏武去世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

《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读课文《苏武传》很容易达到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而对关于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现代人看历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因为读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对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并增益智能。但是，大家扪心自问，当提到“匈奴”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已经将他们放在了“反面角色”呢？对，历史上确实经常会记录下匈奴人的无知、狂妄、和残暴，他们甚至会毫无信用地处决别国的使者，这些史料中的大部分都是事实，可是，中原的“天朝大国”就没有用过类似的手段吗？不，只不过史书是由胜利者谱写的，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才不会出现在史书中。如果能够用公正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再回首“苏武被扣”的时候，我们就会多几分理性

汉朝和匈奴的恩怨

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间谍)。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 而这次攻击的大的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

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纪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这时的匈奴根本算不上一个“国家”，对中原政权也形不成任何威胁，但是在古代、在骁勇的铁骑面前，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自保的理由

在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

逼出来的强大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

本来，那时候没有马镫，骑手很难长时间驾驭马匹，但匈奴乘用的战马很特别，这种马身量矮、耐力强、跑起来非常平稳。匈奴骑兵使用的战弓，大多数还是骨质箭头，对冶炼技术依赖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战术，更是非常狠恶：利用旗号和诱击，牵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击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们的游骑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利用天气、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挤进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窝子”(屠宰场)，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击和宰杀。注意，此战术的精髓，不只是骑射，而是成千上万人组成的骑射兵团的组合运用，和与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这套战术和装备，从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汉军的车骑混合部队玩得找不着北，让欧洲的重甲骑士有劲使不出。汉族人索性修筑长城，步步为营蚕食土地，就是针对这一战术的。

后来，在一本当代人写的畅销书里，发现了这种战法的灵感来源：原来，北方的战士们是从一种狡猾、强悍、而且十分有组织性的食肉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的，那本书名叫《狼图腾》。

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人骑箭的主力兵团。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棘手

出使的背景

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汉武帝时，汉朝已经完全又能力与强大的匈奴一较高低，两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

本来，因为多年的和亲，匈奴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了和平的局面(当然，这种和平是以汉朝的憋屈为代价的)。当时很多名将，如韩安国、李广等人，也都不主张以彻底消灭匈奴为战略目标，而主张占据其南下中原、威胁长安的跳板——河套地区就行了。可是，汉武帝是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他力排众议，干脆任用了自己的国舅和家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为统帅，给他们最精锐的军队和无限制补给（就像有钱人玩网络游戏，用重金买最好的装备，以“无敌模式”进入游戏界面）。

卫青、霍去病连续对匈奴发动了不计成本和伤亡的攻击。卫青夺取河套-鄂尔多斯，霍去病占据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且，从霍去病开始，汉军开始对匈奴境内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扫穴”式的攻击，也就是开始了对非战斗人员的灭绝式杀掠。匈奴没有办法在漠南立足，于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扑时机。

用“一仗回到解放前”来形容匈奴最合适不过：长期的战争使匈奴人口锐减，战败的结果导致西域各部族纷纷倒向汉朝，最重要的是失去了立足之地，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又被汉朝掌控。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再看看汉朝，其实比匈奴强不了多少，不计成本的连年征战已经使国力衰竭、国库空虚，国家急需要进行休养生息。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对匈奴穷追猛打吗？西安撇开把几十万军队开到漠北的代价，即使到了漠北，即使灭了匈奴，然后呢？你不还得退回来吗？而且，汉武帝多次派兵到漠北，可惜，连匈奴的人影都没见到，劳民伤财而已！

匈奴想打，可是打不过汉朝；汉朝想打，可是连目标在哪都不知道！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武帝决定抛出“和评论”，希望能用派遣使节的方式找到匈奴、安抚匈奴，一旦时机成熟，再歼灭匈奴。匈奴没有考虑这么多，欣然接受。一来二往，到苏武出使匈奴前，汉武帝已经掌握了匈奴的虚实和位置，准备做最后一击了。

当然，还有一个微观的背景不能忽视，就是双方的交融。汉朝对匈奴的打击，促使匈奴人大批来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来汉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同时，大批的汉人也融入到匈奴中去。汉初，北方几个诸侯作乱，失败后逃入匈奴。汉使到匈奴，被扣押后投降成了“汉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将赵信，投降匈奴后非常受宠信；卫律投降后成为单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说被强迫做了文帝朝和亲公主的陪嫁奴仆，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为单于的作战高参。

祸起萧墙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他的副使张胜等人还要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导致两国外交形势急剧恶化。在屠刀面前，张胜投降，苏武不屈被扣。两国就此事件展开激烈交涉。偏偏在这时，不按套路出牌的汉武帝，却突然发动了对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当时，霍去病已经去世，汉武帝就任命了新统帅李广利。此人是武帝新宠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势的国舅。卫青当时还健在，但因为卫子夫已经失宠，大将军卫青只能负责对东、西、南三面的战线，不再参与对匈奴的作战了。

其实，李广利的军事水平并不次于卫青，但为什么他的战绩不如后者呢？因为卫青打匈奴时，汉武帝是“举全国之力”，当时所有的运转枢纽都是为前线、为卫青服务的，可如今，单是后勤保障就多次中断，这样的情形，让卫青去，也未必有胜算。

新的一轮攻势兵分两路：

主力由李广利率领西进，出河西走廊，直扑匈奴与西域的结合地带，意图要扫清匈奴对汉朝准备占据的西域地区的威胁；

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步兵(所有好马都已经拨李广利使用)，北上进入匈奴境内牵制单于主力；

然而，这一战，汉朝败了，李广利损失惨重，李陵基本上全军覆没，最可气的是，李陵还投降了，成了匈奴的大将。这么一来，匈奴就更不可能放苏武回去了。

汉朝接下来连年进攻失利，匈奴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开始感到疲惫。于是，两国较量的核心环节开始从直接军事对抗，改为主要在西域各国做外交对抗。汉武帝晚年，国内民穷财尽，上层勾心斗角，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主帅李广利的家眷，因为国内的“巫蛊之祸”被灭，李广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单于当作了祭天的牺牲品。而匈奴也同样天灾人祸不断，并没有因为李广利作了“牺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灾更剧烈。

被扣19年的原因

古人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穷兵黩武的汉匈双方，也逃不脱这个规律，战争的欲望被暂时掩埋，但双方并没有进行实质性接触。直到汉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汉朝才改善了与匈奴的关系，两国开始外交谈判，但匈奴一直拒绝承认苏武还活着。要知道，当时匈奴的单于已经换了好几茬，两国和议也已经达成了，为什么匈奴还不愿释放苏武呢？

因为，苏武在北海(贝加尔湖地区)牧羊，那里正是匈奴与丁令(即后来的铁勒)的边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凉、人烟稀少。其实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内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鸟语花香，草原上歌来歌往，热闹得很。后来，蒙古的数次西征，出发点都离那里不远。

苏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对于匈奴的生态、气候、乃至内部的虚实都了如指掌。匈奴还给苏武娶了媳妇(当然是匈奴人)，苏武在那里还有了小孩，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苏通国，后来随汉使回国，为苏武延续了香火。在匈奴看来，男丁就是战士，生育人口当然也就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上说，也算是苏武变相给匈奴做出了“贡献”。

这时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虚实与规律的汉使们，回到汉朝，再带着汉军来攻打他们。尤其是苏武这样的杰出人物，回到汉朝，他就是又一个博望侯张骞了。但是，苏武的部下小常惠，偷偷把苏武的情况通报给了汉使(这次会面竟然能实现，说明了汉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内鬼”)，这样单于不得不放归了苏武。

苏武、常惠回国以后，理所当然成为汉制定对匈战略的高参。常惠后来搞了一个“匈奴包围网”，包括匈奴西边的乌孙、东边的鲜卑、北面的丁令、南边的汉朝，都趁一次匈奴内部衰落而发起了对匈联合军事动作。其中，常惠本人作为乌孙军的参谋长，指挥乌孙军重创匈奴。这一战直接导致匈奴内乱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为右将军，厉害吧。

​可能有些人会出现一个问题：汉武帝去世后，双方不是已经议和了吗？为什么就不能真正和解呢？

西汉与匈奴和议达成后，两国间实现了多年的和平。曾经的杀场变成了共同开发的乐土，直到王莽篡汉。王莽机械地依照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别”，错误地在外交上打压匈奴(将人家的国名改为“降奴”)，而且因为匈奴是亲汉室的，所以匈奴与莽新政权的关系也全面破裂，直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修复。

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执政的司马氏，内战不断，西晋王朝从内部崩溃。原先被压迫的各种异族纷纭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乱华”、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乱局。

那么，北方呢？匈奴之后还有鲜卑，鲜卑之后还有柔然，柔然之后还有突厥，突厥之后还有回鹘，回鹘之后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着“华夷之别”的文化成见，不能平等对待之，不能与之同存，而始终以敌视、蔑视的套路来对立北方，那么北方的所谓“边患”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直到清朝建立，统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弥合“长城裂痕”，才真正构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基础。

给苏武差评

这就是匈奴坚持19年不放苏武的原因，因为放的这个人可能会给匈奴整个国家带来厄运。这样的人如果到了汉武帝手里，估计早没了，而匈奴非但没有杀苏武，为了留住他，还为他建立了一个家庭。刘备“三顾茅庐”是求贤，这难道就不是求贤吗？要是汉武帝这样厚待一个匈奴人，那绝对会成为“礼贤下士”的楷模，而到了匈奴单于这，成了“扣留”，公平吗？另外还有一点，苏武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好，之所以很好，一部分是因为他19年没有投降匈奴，还有一部分就是归来后迅速投入到对匈奴的围剿。对于汉朝来说，苏武够意思，但是对于匈奴来说呢？19年的真心相待竟换来了这样的结局？匈奴冤啊，如果匈奴有史书，苏武绝对是“忘恩负义”的代表

同一件事，站在不同位置，就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和观点！

匈奴扣留苏武的原因，不是私怨、不是报复，只不过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而已。都说“日久生情”，苏武在匈奴的19年，我们认为是“被扣”，但是匈奴给予他的照顾丝毫不逊于一个贵族。作为回报，苏武应该尽全力缓和汉朝和匈奴之间的矛盾、竭力促成和平才对，可他回去之后就立即制定了攻打匈奴的计划，在汉朝留下“美名”的同时，也在匈奴中留下“骂名”。

我们的历史是基于在“汉朝正统”的基础上，但如果理性看待苏武的话，他还真配不上历史的赞誉！我要给他——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