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清代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有那麼多的清廷大案以它作為句點，“寧古塔”三個字是清廷官員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
據《研堂見聞雜記》記載，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這就搞錯了。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個”(“古”為“六”，“塔”為“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裡住過。
當時的流放有著很大的株連規模。全家流放、禍及九族，甚至鄰里，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到了目的地，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謂“官莊”裡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閒日子”。
當官銜、身份、家產一一被剝除時，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但這些人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例如，李裀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吳三桂驕橫不法„„。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政敵不見了，對立鬆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
除了流放者之間的友誼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有一種特殊的重量。康熙年間顧貞觀知道老友吳兆騫在邊荒時間已經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他回來過幾天安定日子，為此他叩拜座座朱門集資。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於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以點頭。顧貞觀沒有辦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吳兆騫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作自己的事來辦，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為期，好嗎?”納蘭容若擦著眼淚點了點頭。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騫終於被贖了回來。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某種關聯。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厚的精神世界，使我們得惠至今。
在享受友情之外，文化素養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作為文化考察的對象，並留諸文字。例如，《寧古塔志》《寧古塔山水記》《柳邊紀略》《龍沙物產詠》等等，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流放者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辛酸，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但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儘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可以一變再變，甚至終身陷於囹圄，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又終究低下頭來，為他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選自餘秋雨《寧古塔》，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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