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似乎不是一個超群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學家、大科學家人才輩出，而中國在這些領域沒有取得過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績。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成就只是工匠們在千百年的勞作中偶然發現的積累，社會科學亦缺乏嚴謹的理論體系，更多的是語錄式的、片斷式的靈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個民族。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中國人難免在“琢磨人”上會耗費很多腦細胞。《老子》《論語》《菜根譚》《增廣賢文》《厚黑學》，林林總總，無非講如何與人相處。所以，中國人的謀略文化特別發達。姜子牙、諸葛亮、劉伯溫…這些智謀大師歷來是中國人崇拜的對象。而張仲景、張衡、祖沖之等自然科學家卻不為普通人所知。到現在為止，謀略文化仍然在中國生機勃勃，隨便找家書店一看，生存謀略類書籍佔據了相當的比重。
中國人謀略化的思維方式與軍事思維非常接近。戰場上，需要的正是隨機應變，不擇手段；戰場上，必須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對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對方的弱點；戰場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陰謀來欺騙對手，創造性地去示假隱真欲擒故縱、調虎離山、引蛇出洞、金蟬脫殼、圍魏救趙、暗度陳倉、借刀殺人，戰場是中國人表現才智的最佳舞臺。正如西方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商人那樣，其實也可以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軍事家。
所以，中國古代缺少其他門類的專家大家，獨大軍事家層出不窮。和西方國家不一樣，這裡不需要什麼“軍校”來培養人才。
朱元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朱元璋像（一）
朱元璋“事業”成功的三點要素
在毛澤東最佩服的古代軍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澤東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當然,朱元璋取天下，並不僅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過程當中，朱元璋表現出的勇氣、眼光、魄力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軍事生涯中，曾經制造過多個經典戰例。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大關節點：一是離開江淮，渡江攻佔集慶(今南京)，開闢新的根據地，創造了獨立稱雄的基礎。二是東征西討，次序正確地分別消滅了陳友諒和張士誠。三是南略北伐，穩紮穩打地消滅北元。在三個大關節點中，具體又各部署了若干戰役，無論是通盤計劃或具體戰役，誰者宜先，誰者宜後，誰者輕，誰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確地做出計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適分，有條不紊，穩操勝券。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朱元璋不但展示了他駕馭全局的能力，更展示了他傑出的分析人的能力。
朱元璋像（二）
其實，論狡猾機變，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過中等偏上水平。那些遊民出身的起義領袖，哪一個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論戰略戰術，朱元璋雖然勝人一籌，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諸雄中脫穎而出，決定性的因素在於他身上獨有的另一些至關重要的品質。
第一點是重視軍紀，善於打造“仁義之師”的品牌
雖然歷朝農民起義者，絕大部分人個人素質並不高。他們之所以成為亂世英雄，是因為他們有常人所沒有的勇敢和決斷。這些綠林英雄起兵之初沒有完整計劃，起兵之後就難免熱衷於“走府過縣”,燒殺搶掠。而朱元璋卻從不像那些好漢那樣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飲，明朝棄屍馬前。他參加起義，不是出於一時的衝動，也不是出於對“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嚮往。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慎重選擇，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飛黃騰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變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後。
後來被證明是中國歷史上最殘酷的皇帝之一的這個人，登上皇位前對百姓擺出的卻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他所圖的，是帝國大業，所以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他深知戰爭中人心的向背取決於軍隊的紀律。所以，獨自帶兵之始，他就十分注意軍紀。他對手下大將說:“我每次聽說你們攻下一城之後不亂殺人，就喜不自勝。鳥不會投到老鷹盤踞的樹林，百獸不會進入網羅密佈的地方。百姓們會逃離野蠻的軍隊，而歸順到不亂殺人的武裝之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佔和州之後，手下軍人照老例燒殺搶掠。朱元璋召集手下大小頭目，鄭重宣佈:“城破之後兄弟們都搶了不少女人。我規定以後只許搶沒結婚的少女，那些結了婚的，一律給我放回去!”他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門前，把那些搶來的已婚婦人列隊送出，讓夫妻相認。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所以，朱元璋軍在元末諸軍中“獨不嗜殺”，很快就贏取了老百姓的衷心擁護，這為朱元璋建設根據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渡江之後，朱元璋更加重視軍紀建設。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後，不許搶劫。作為補償，他集中沒收大戶的財產，平均分給將士，將士所得倒也不比搶劫所得少多少。此舉以後成為定製，從此軍人百姓，兩相安靜。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隊一直是“仁義之師”，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豈料據有天下，普世人民被納入他的牢籠之後，他從寬厚仁慈一變而嚴苛殘忍，舉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殘殺功臣，成為讓所有人膽戰心驚的魔王。其實，變的並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時勢。登基前，他有求於各個社會階層，需要獲得他們的支持。登基後，百姓已經成為他牧下的牛羊，他當然樂於以屠刀和鞭子指揮他們前進。
與普通武夫不同的第二點，是朱元璋對書籍的興趣和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在對待士人的態度上：一方面，他們因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士人面前難以擺脫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們的粗豪氣質又與士人格格不入，十分反感士人的酸腐柔弱。所以，大部分起義軍領袖對讀書人沒有好感，抓到之後多是一殺了之。朱元璋卻不一樣，他深知“知識就是力量”。他尊重這些讀書人肚子裡的知識。在軍中朱元璋專門養了幾個秀才，得隙就向他們學習讀書認字。
許多在亂世中生計斷絕的讀書人，久聞朱元璋軍“不嗜殺人”，對他很有好感。又得知朱喜歡親近讀書人，便有許多人來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綱五常的理想社會。他們不斷對朱講解各種道理，聽得朱喜不自勝。朱元璋說：“我讀書，常常從中受益。…讀書明理，讓人在日常事務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錯誤。”在空閒時間他由淺入深，學習讀書作文。
對知識分子的成功招徠使他建立起了元末群雄中最雄厚了智力資源庫。劉基、宋濂、朱升等一時名士盡入囊中，使朱元璋的戰略水平大大提升，這是他最終問鼎的另一個關鍵。
第三個不同點是朱元璋的“謹慎”
朱元璋最突出的軍事個性是“持重”。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穩紮穩打，積小勝為大勝。朱元璋的一切活動特別是重大的軍事和政治行動都是經過精心籌劃，三思而行的。他很少衝動冒險，也不追求僥倖。起兵之初，其他豪傑信奉流寇主義，喜歡流動作戰，經常是攻下一城，飽掠一番即揚長而去，徵殺數年也沒有一塊屬於自己的根據地。而朱元璋與眾不同，攻下一地後就張官設吏，進行根據地建設，鞏固一塊後，再徐徐向四周擴展。所以，在群雄之中，他展露頭角最晚，勢力發展卻最為迅速。朱元璋為人耐性極佳，老儒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九字方針，史稱給朱元璋帶來了勝利，殊不知這也是朱元璋本身的一貫思想，只不過朱升之策恰與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認可罷了。朱元璋從來不務虛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說過：“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不事虛誕。”(《明太祖實錄》)
朱元璋的戰爭思維
戰爭是如此有力的一隻重錘，它對人的心態、性格、思維方式的改變是不可逆轉的。來到郭子興軍前的朱元章已經是一塊好鐵。上天在不經意間，安排給了這個社會最底層的孩子一個出色的大腦。從小經歷的艱難困苦給了他高度的自制力。即使如此，朱元璋也不過是一塊不錯的鐵胚罷了。是戰場成就了最終的朱元璋，那個絕對冷酷、精明、狡猾、強大的朱元璋。
戰爭要求軍人具備的第一條素質就是“不動心”。戰場是最容易犯錯誤的地方。在戰爭中，軍人承受著常人在常態生活中體會不到的巨大壓力。危機重重，千鈞一髮，生死攸關，在鮮血、烽煙和吶喊中，一個人很容易亂了方寸。然而，戰場又是一個不能犯錯誤的地方，每犯一個錯誤都得付出慘重的代價。
在一次次的危機、逃亡、死亡的絕境中，朱元璋這塊鐵胚裡的雜質被命運的重錘一點點砸出去。在十餘年軍旅生涯之後，朱元璋終於百鍊成鋼。他練成了一顆超人之心。水一樣沉著，弓弦一樣柔韌，鋼一樣堅硬，冰一樣冷酷。這顆心只受利益支配，並絕不會被感情軟化。這顆心能承受任何巨大的壓力，能冷靜面對任何艱難的挑戰，能指揮他的手和嘴，發佈任何別人所不敢發佈的不義命令。大明王朝開國帝王后來在治國中表現出來的鐵腕、周密和殘酷，都是由這顆心所決定的。
大明帝國開國後的種種重大舉措，與朱元璋長期形成的戰爭型思維方式有極大關係。
軍事思維是在惡性競爭中形成的思維方式。如學者吳興明先生所言：軍事謀略的出發點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關係中它取定人人關係，在人人之間的諸多關係中它取定利害關係，在利害關係的協同與爭鬥的雙向關係中它又進而只取定爭鬥關係”。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就是軍事思維的典型表現。
在處理人我關係時，習慣軍事思維的人總是以他人為手段，以自我為核心。保存自我，打擊他人，這是軍人的行為本能。在戰爭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慮到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樣，在判斷人物上，軍事家往往習慣從人性惡的一面出發，把針對自己的危險因素考慮到點滴不漏的程度。以這種思維方式來待人接物，所看到的危機自然無處不在，所以，“恐懼是身處謀略地帶人的基本心態”。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寢不安枕，憂懸於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誡侍臣：“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他反覆強調消滅危險於萌芽狀態的重要性，“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者。明者能灼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
在給子孫們寫的《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你們做皇帝時，即使安居無事，也要常懷警惕，一時一刻也不能怠慢。為此，他不厭其煩地諄諄囑咐後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謹慎已經達到神經質的程度：“弄幾套盔甲刀槍，放在身邊。選幾匹好馬、養在宮門口，四個城門也要各備幾匹，萬一有事好跑!”
洪武初年，朝中的實權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鄉，即所謂的“淮西勳貴”。他們和朱元璋說同一方言，有的乾脆就是他兒時一起做遊戲的夥伴。在十餘載櫛風沐雨的征戰途中，他們形成了一個以朱元璋為核心的堅強集體，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不過，取得天下之後，這些人對朱元璋來說，已經無用了。相反，他們擁有的權力，對朱元璋構成了現實的威脅。在他“危機放大”的軍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鏡下，他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在其視野裡，他原來的朋友一個一個變形成了對手。
在軍事上，搶佔先機，趁人不備，打閃襲戰，往往能大獲全勝。正是基於這種心態，他“灼於未形”，在功臣們還沒明白過來時，就大批把他們殺掉，消除尚不明顯的隱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突然宣佈宰相胡惟庸妄圖謀反，將他賜死，並且把和胡氏關係密切的淮西貴族一個個深文周納進去，覺得誰不可靠，就把他牽到胡案之中，全家殺掉。整個胡惟庸案先後誅殺了三萬餘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權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貴族，都是公侯一級，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也不放過。李善長被殺時已經七十六歲，作為開國元勳，替朱元璋辦了三十九年事，位極人臣，為人也老實本分，本以為能把尊榮富貴享到頭，誰料朱元璋藉口星象不吉，需要殺大臣應災，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餘口滿門被殺。
胡惟庸案將明初的文臣勳貴屠殺殆盡
胡惟庸案殺的多是文官，後來，朱元璋又製造了藍玉案，又殺了一萬餘人，這次多是武將。通過這兩次屠殺，朱元璋將滿朝最有實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殺光了。
軍事思維是功利化的思維，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對什麼東西都沒有真正的信仰。在權謀化思維習慣的支配下，朱元璋的治國方法是無巧不取，無利不謀，無所不為。他竭盡全力維護三綱五常，推崇儒家正統。然而，因為《孟子》說過“民貴君輕”，有違他唯我獨尊的心態，就居然敢刪節《孟子》。他不尊迷信，但為了矇騙百姓，就以神道設教，甚至裝神弄鬼，用迷信來駭人。他遠交近攻，對外寬容，對內殘忍。對他統治力所不及的少數民族、邊疆鄰國，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來，大方之至，並且列出周圍的不徵之國，要求子孫和他們建立長期友好的關係。然而，對於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兇暴殘忍，苛刻無情，為了一姓之私，妄圖永世囚禁萬民，成為他的家奴。
藍玉案將軍事勳貴消滅了大部分
戰爭中的一些具體手段也保留下來，成為他的治國方法。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善使用特務的將領之一，他對駕馭特務很有經驗。早在天下未定之時，他派衛士何必聚到江西袁州(今宜春)偵察敵情，何必聚回來向他彙報後，他不相信，問：“汝到袁州有何為記?”何答：“歐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後來攻佔袁州後，他還專門檢查此事，檢查屬實後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況表明，朱元璋的特務偵察手段是相當有效的。正是這些偵察活動所得到的材料，為他的正確戰略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開朝後，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樣大用特務，監視帝國人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他在中國歷史上首創公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豢養大批特務，稱為“檢校”，四出偵察臣下的活動，從事鎮壓“不軌”“妖言”的勾當。“檢校”專門告人陰私，人人懼怕，他卻十分欣賞。這些人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面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應天(今南京)各部的小吏原來都戴漆巾，門口掛牌額，檢校發現禮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覺，兵部門口不設巡警，就把睡覺者的頭巾和兵部門牌偷走，報告給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規定，禮部小吏從此不許戴漆巾，兵部不許掛牌額，以為懲戒，從此成了明朝定製。他還特別喜歡偵察別人的私生活，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錦衣衛制度可以說是朱元璋一手創制的間諜系統
戰爭時從紀律中得到的甜頭，使朱元璋對紀律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從嚴治軍，是他的一貫作風。與開朝後規定的林林總總的法條一樣，朱的軍紀嚴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有一段時間，朱元璋在軍中禁酒，喝一口即是死罪。大將胡大海領兵在外圍攻紹興之時，他的兒子胡三舍和兩個朋友上街喝酒，被朱元璋抓了個現行。身邊隨從諸將都為三舍求情，說胡大海在紹興戰事正緊，此時殺了他兒子怕影響胡作戰。朱元璋不為所動，說：“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了我號令!”說罷，拔出刀來，一刀把三舍的頭砍了下來。開朝之後，這一作風依然延續。他對那些勞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樣說殺就殺，說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來。義子、親侄朱文正官至大都督在鎮守江西期間，驕侈荒淫，強姦民女。朱元璋在馬皇后勸說下才免他一死，罷官置之鳳陽，守護先人墳墓，後來因為逃跑，即被朱元璋賜死。
對至親之人如此嚴苛，對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朱元璋在開朝後的治政方針就是嚴刑峻法，靠殺人來震懾萬民。他頒佈的法令，連篇累牘，林林總總，無所不包，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面面規定得無微不至。稍有違反，則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貪汙六十兩，即被剝皮處死。出行不帶“通行證”，在家“不務正業”，遇到不法之事沒有及時舉報等小過，朱元璋的懲治措施動不動就是全家“遷發化外”“梟首示眾”“斷手”“斷足”，翻開《大誥》，隨處可以看到朱元璋親手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案。
唯有馬皇后能勸說朱元璋
朱元璋其實是一個偏執型人格的患者
在百度百科中對於偏執型人格的表現定義為：
表現固執，敏感多疑，過分警覺，心胸狹隘，好嫉妒；自我評價過高，體驗到自己過分重要，傾向推諉客觀，拒絕接受批評，對挫折和失敗過分敏感，如受到質疑則出現爭論，詭辯，甚至衝動攻擊和好鬥；常有某些超價觀念和不安全、不愉快、缺乏幽默感；這類人經常處於戒備和緊張狀態之中，尋找懷疑偏見的根據，對他人的中性或善意的動作歪曲而採取敵意和藐視，對事態的前後關係缺乏正確評價；容易發生病理性嫉妒。
朱元璋的很多做法恰恰符合這一定義。
一、敏感多疑，常將他人無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和歧視自己。對常見的記號或事件會誤解出隱含貶低或威脅性意義。
朱元璋早年家境貧寒，曾做過遊方和尚，參加農民起義，被人稱為“賊”“盜”。所以朱元璋經常擔心別人因他出身卑賤而看不起他，因而過於敏感。稱帝后，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語，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中有“垂子孫向作則”一語，福州府學訓導林伯景為按察使作《賀冬至表》中有“儀則天下”一語，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二使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一語，因準河方言中“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這是在罵自己做過“賊”。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中有“容性生知”語，朱元璋認為“生”是代指“僧”，諷刺自己做過和尚。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因此類文字忌讀被殺者有三十二人。
這些事例典型地表現了朱元璋的心態失衡，部分喪失了正常思維能力。在接二連三發生類似事件之後，禮部官員只好建議全國各地的賀表都用統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朱元璋也同意了這個建議，可見朱元璋有時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問題是一旦遇到這種情況，他就無法控制自己，只有殺人才能放心。
還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訪，在街道上聽到一老年婦女和人說話，提到他時，不稱“皇上”而稱“老頭”。 朱元璋認為這是不滿自己統治的表現，回宮後令五城兵馬司把老婦居住的街區都殺光了，並且說“張士誠佔據東南，當地人如今還叫他‘張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頭'，真叫人活活氣煞”。這些事例反映出朱元璋懷疑自已的統治能力，懷疑自己統治的正統性。其實，當時的百姓對他的統治還是滿意的，這些做法，完全是朱元璋自己過於自卑所致，因為古往今來，只有他一個皇帝是出身赤貧。雖然朱元璋在詔書中經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諱，但這其實是朱元璋內心的一大塊不能揭開的瘡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別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則會遭到最強烈的報復。
二、無端懷疑別人在搞陰謀，要傷害自己，因此過分警惕與防衛。
朱元璋此症狀表現得十分明顯。朱元璋稱帝后，便時常懷疑別人要陷害自己，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經常無端猜疑。朱元璋信奉曹操的哲學，即“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除了上面說的何必聚以及錢宰的故事外，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獨坐生氣，特務偷偷給他畫了張像，第二天朱元璋拿給宋訥看，詢問他為什麼生氣。“檢校”專門告人陰私，人人懼怕，朱元璋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雖然這樣監視，朱元璋還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終還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十五年(1382)、十八年(1385)、二十六年(1393)，製造了所謂“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前後誅殺了十二萬人，將他認為能威脅到自己皇位的開國將領、文武官員和地方大戶全部殺光。其中絕大部分經事後核實，沒有任何事實，純屬誤殺。
服侍了朱元璋三十多年的李善長也死於胡惟庸案
三、過分自尊，不擇手段追求權力，有強烈的出人頭地願望。自我評價太高，認為自己一貫正確。
朱元璋智商很高，反應敏捷，為人精明，思維周密，精力充沛。因從小經歷挫折較多，耐挫能力較常人為強。朱元璋有著強烈的出人頭地的願望，心理上有一種以事業成功來彌補卑賤出身並報復早年所受傷害的潛意識，故對事業異常投入執著，對其他事物，如娛樂、友情、家庭生活均無強烈興趣，每天平均工作時間在十四個小時以上。由於天賦較高，又極為投入，朱元璋在事業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長了其自大傾向。
實際上，在他的舉動中，有許多明顯的矛盾之處，他自己意識不到，別人也不敢指出來。這反映出他的一貫正確意識不可挑戰。比如他制定的《大誥》吧，一篇之中，對同一犯罪的處罰往往前後不一。如《大誥續編》第十二條規定:基層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為官史，任用者與被任用者皆斬。第十六條又規定：同一罪狀，又上升為族誅。有些規定，則任性而為，幾乎無法執行。如為防止官吏擾民，禁止官吏下鄉，並規定，凡有“違旨下鄉，動擾於民，許民間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處以極刑”。而官吏如不下鄉，許多政事則根本無法辦理，下情不能上達。對此，解紹上書說“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可謂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心裡話。總而言之，錯全在他人，對總在自己。這就是朱元璋的自我認識。
四、忌妒心強，不願看到別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從朱元璋的行為推斷，他特別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這既與朱元璋早年經常受富戶欺壓有關，同時朱元璋可能認為自己雖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滿焦慮、煩惱，整日勞心，沒有什麼樂趣可言。朱元璋個性刻板，沒有什麼興趣愛好。年齡大了，身體狀況日差一日，覺得生活越來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卻整日豐衣美食，絲竹管絃，活得尤為滋潤，所以心理特別不平衡。因此，在歷朝歷代中，他給官員的俸祿最少，對官員最為刻薄。如果官員們只拿他規定的工資，那麼連溫飽都解決不了，而貪汙一旦被發現則會受到最可怕的懲罰。
朱元璋稱帝后的歷次大屠殺，不僅是因為“迫害妄想”，也是想踐踏他人的幸福。他對富人有一種天生的敵意。江南首富沈萬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牆，朱元璋因嫉其富有，毫無道理地沒收沈氏的全部家財，發往極邊充軍。借四大案，隨意牽連地方富戶，僅僅吳江一縣就有千戶地主被抄家流放。
拍馬屁拍到馬腿上的沈萬三
朱元璋屠殺官吏富民可以解釋成是對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傷害的報復。
朱元璋從其事業早期就極端強調紀律性，立法嚴苛，許多規定不合情理，錙銖必較，對違犯者毫不寬容，達到讓人難以理解的程度。朱元璋規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請即將出徵的傅有德，讓大將葉國珍陪他。席間，葉國珍讓妓女穿上雜色衣服，朱元璋大發脾氣，叫壯士把葉國珍抓起來同妓女一起鎖在馬廄裡，並削去妓女鼻尖。葉國珍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囚？”朱元璋說：“爾不遵我分別貴賤之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後來朱元璋下令打了他數十鞭，發瓜州做壩夫。
結語：
借用“升維”、“降維”一說，元朝的出現其實是對農耕文化的一次升維，建立了橫跨遍及各大洲的貿易體系，而明朝的建立恰恰是一次降維過程，中華大地再次進入萬馬齊喑的狀態，責任就在於朱元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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