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超群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难免在“琢磨人”上会耗费很多脑细胞。《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西方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那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里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
朱元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朱元璋像（一）
朱元璋“事业”成功的三点要素
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朱元璋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集庆(今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具体又各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适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朱元璋不但展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展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的能力。
朱元璋像（二）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论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独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
虽然历朝农民起义者，绝大部分人个人素质并不高。他们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决断。这些绿林英雄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就难免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这个人，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他所图的，是帝国大业，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所以，独自带兵之始，他就十分注意军纪。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喜不自胜。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网罗密布的地方。百姓们会逃离野蛮的军队，而归顺到不乱杀人的武装之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他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取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这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渡江之后，朱元璋更加重视军纪建设。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作为补偿，他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以后成为定制，从此军人百姓，两相安静。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岂料据有天下，普世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严苛残忍，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与普通武夫不同的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士人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士人格格不入，十分反感士人的酸腐柔弱。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他尊重这些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在军中朱元璋专门养了几个秀才，得隙就向他们学习读书认字。
许多在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军“不嗜杀人”，对他很有好感。又得知朱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在空闲时间他由浅入深，学习读书作文。
对知识分子的成功招徕使他建立起了元末群雄中最雄厚了智力资源库。刘基、宋濂、朱升等一时名士尽入囊中，使朱元璋的战略水平大大提升，这是他最终问鼎的另一个关键。
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
朱元璋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的。他很少冲动冒险，也不追求侥幸。起兵之初，其他豪杰信奉流寇主义，喜欢流动作战，经常是攻下一城，饱掠一番即扬长而去，征杀数年也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而朱元璋与众不同，攻下一地后就张官设吏，进行根据地建设，巩固一块后，再徐徐向四周扩展。所以，在群雄之中，他展露头角最晚，势力发展却最为迅速。朱元璋为人耐性极佳，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史称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殊不知这也是朱元璋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朱元璋从来不务虚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说过：“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不事虚诞。”(《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的战争思维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章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即使如此，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胚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战场是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烽烟和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乱了方寸。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每犯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的绝境中，朱元璋这块铁胚里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钢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并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受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指挥他的手和嘴，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不义命令。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的。
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先生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待人接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灼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洪武初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取得天下之后，这些人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无用了。相反，他们拥有的权力，对朱元璋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在其视野里，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形成了对手。
在军事上，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袭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灼于未形”，在功臣们还没明白过来时，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尚不明显的隐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突然宣布宰相胡惟庸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侯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六岁，作为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满门被杀。
胡惟庸案将明初的文臣勋贵屠杀殆尽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一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
军事思维是功利化的思维，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在权谋化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他不尊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邻国，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蓝玉案将军事勋贵消灭了大部分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天下未定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江西袁州(今宜春)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开朝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帝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应天(今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锦衣卫制度可以说是朱元璋一手创制的间谍系统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与开朝后规定的林林总总的法条一样，朱的军纪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有一段时间，朱元璋在军中禁酒，喝一口即是死罪。大将胡大海领兵在外围攻绍兴之时，他的儿子胡三舍和两个朋友上街喝酒，被朱元璋抓了个现行。身边随从诸将都为三舍求情，说胡大海在绍兴战事正紧，此时杀了他儿子怕影响胡作战。朱元璋不为所动，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说罢，拔出刀来，一刀把三舍的头砍了下来。开朝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义子、亲侄朱文正官至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骄侈荒淫，强奸民女。朱元璋在马皇后劝说下才免他一死，罢官置之凤阳，守护先人坟墓，后来因为逃跑，即被朱元璋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开朝后的治政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发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唯有马皇后能劝说朱元璋
朱元璋其实是一个偏执型人格的患者
在百度百科中对于偏执型人格的表现定义为：
表现固执，敏感多疑，过分警觉，心胸狭隘，好嫉妒；自我评价过高，体验到自己过分重要，倾向推诿客观，拒绝接受批评，对挫折和失败过分敏感，如受到质疑则出现争论，诡辩，甚至冲动攻击和好斗；常有某些超价观念和不安全、不愉快、缺乏幽默感；这类人经常处于戒备和紧张状态之中，寻找怀疑偏见的根据，对他人的中性或善意的动作歪曲而采取敌意和藐视，对事态的前后关系缺乏正确评价；容易发生病理性嫉妒。
朱元璋的很多做法恰恰符合这一定义。
一、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误解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意义。
朱元璋早年家境贫寒，曾做过游方和尚，参加农民起义，被人称为“贼”“盗”。所以朱元璋经常担心别人因他出身卑贱而看不起他，因而过于敏感。称帝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向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一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一语，因准河方言中“则”“贼”同音，朱元璋认为这是在骂自己做过“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容性生知”语，朱元璋认为“生”是代指“僧”，讽刺自己做过和尚。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因此类文字忌读被杀者有三十二人。
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朱元璋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朱元璋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朱元璋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还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 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这些事例反映出朱元璋怀疑自已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朱元璋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一个皇帝是出身赤贫。虽然朱元璋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朱元璋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二、无端怀疑別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朱元璋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朱元璋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朱元璋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除了上面说的何必聚以及钱宰的故事外，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张像，第二天朱元璋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朱元璋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虽然这样监视，朱元璋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十五年(1382)、十八年(1385)、二十六年(1393)，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了十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纯属误杀。
服侍了朱元璋三十多年的李善长也死于胡惟庸案
三、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力，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
朱元璋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耐挫能力较常人为强。朱元璋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着，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朱元璋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其自大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他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吧，一篇之中，对同一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史，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乎无法执行。如为防止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并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则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绍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朱元璋的自我认识。
四、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朱元璋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朱元璋早年经常受富户欺压有关，同时朱元璋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朱元璋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日差一日，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却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所以心理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朱元璋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朱元璋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
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的沈万三
朱元璋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朱元璋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朱元璋规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妓女穿上杂色衣服，朱元璋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国珍抓起来同妓女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妓女鼻尖。叶国珍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朱元璋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朱元璋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
结语：
借用“升维”、“降维”一说，元朝的出现其实是对农耕文化的一次升维，建立了横跨遍及各大洲的贸易体系，而明朝的建立恰恰是一次降维过程，中华大地再次进入万马齐喑的状态，责任就在于朱元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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