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威慑贪官。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
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
朱亮祖想，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地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
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
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
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
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我们看到，朱元璋下了大力气肃贪，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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